农民工市民化与扩大内需

本文从一般均衡的视角,揭示农民工市民化与扩大内需的关系。中国之所以要立足内需发展经济,应对外需下滑只是一个短暂的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改变当前经济内外失衡和产业结构失衡的＂双失衡＂格局,以及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优势更好更快实现工业化的需要。如果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则其潜在的消费需求就可以充分释放出来。这不仅有助于抵消外需下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且有助于中国经济摆脱＂双失衡＂格局,全面提升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     

独特化还是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模式分析

本文从消费倾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及经济反哺四个方面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模式,并比较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模式与老一代农民工以及城镇户籍80后外来人口的异同.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具有老一代农民工在消费模式上的独特性.在消费结构上与城镇户籍80后外来人口趋同,表现出市民化特征,但在消费倾向和消费水平上则要低一些,经济反哺的压力更大一些.收入水平低、经济反哺负担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新生代农民工消费需求的满足,进而影响扩大内需.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新型城市化进程中不容忽视和回避的重要问题。通过访谈资料,研究了新型城市化背景下,西北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文章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异质性增强,因内部出现分化和来源地不同,出现了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和地域的差别,提出了农民工的代际市民化和差序市民化。应根据不同地域的现实基础和农民工自身条件及其影响因素,重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分区域探索农民工市民化模式。     

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资本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是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应增强政府社会资本,发挥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以不断提升农民工经济地位,引导农民工进入中小城市、融入社区和加入群众组织,扩大农民工的有序政治参与。     

农民工的市民化及其政治参与问题探析

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加剧,使农民工问题日益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和政治参与问题更加突出。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着体制和文化两方面的障碍,同时由于现存的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工艰难的生存状态以及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使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日益边缘化。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必须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和政治参与问题。为此,需要从改革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改革选民登记制度、改善农民工的物质生活条件、优化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几个方面努力。     

市民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抑制效应分析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犯罪活动增多趋势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市民化程度低是导致部分社会成员犯罪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对已有研究成果梳理荟萃的基础上,基于农民工市民化的价值论,探讨了市民化抑制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内在机理。为市民化创造文化和制度方面的有利条件、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素质和市民化能力、提升市民化水平、推进市民化进程,将可以显著遏制农民工的违法犯罪行为。     

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我国将在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的人口统计为城市人口,这其中包括了农民工和城市户籍居民,但农民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这种质量不高的城市化已严重抑制了我国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农民工市民化不但可以直接扩大高质量最终产品需求、间接刺激高质量中间产品市场,而且还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抑制贫富分化和缓和社会矛盾。     

论农民工市民化内生机制之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关系到新型城镇化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农民工市民化最重要的内生因素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主要表现在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两方面;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强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需要相应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做保障,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正是农民工获取这两种地位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升不仅会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而且会增强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能力及权益表达能力,从而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全面提高农民工的生命质量。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策略,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内生机制系统的良性有效运行。     

文化公民权——一种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

文化公民权的研究视角是最近20年才发展起来的，它先从西方开始，逐渐扩展到整个学术界，主要是以公民权加以文化的维度补充而完善起来的，主要研究议题包括文化多样性、性别、教育等问题，是当前研究社会不平等、文化多元化等领域的新视角和分析框架，同时对学界的研究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镇化视角下的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探讨

城镇化需要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首先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界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其次从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入手,分析探讨农民工市民化的逻辑机理。研究表明:农民工群体在户籍身份、社会地位、生活权利、生活习惯、生活理念、受教育程度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完全向城市市民转化的过程,也就是农民工完全融入城镇生活,实现城市化的过程。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特征及市民化政策探讨

本文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特征,并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最后,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置于城市发展转型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以整体政府和公民社会为治理基础,从文化、社会、政策的多重角度,研究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措施。     

北京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加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不断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需要.本文基于北京市农民工的居住条件、经济条件、社会融入、政治参与和心理适应五个维度的市民化水平,建立了北京市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评价指标系统,并对影响北京市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财税法治与公民权——宪政视角的解读

公民权是财税法治的全部权力来源和终极目标，财税法治是公民权有效实现的重要途径和根本保障。财税法治视野中的公民权主要表现为公民财产权、知情权、参与权、接受公共服务权和监督权等。我国财税法治化程度较低，导致财税法治实践中公民权的实现程度极低。合理借鉴两权分离主义、财税法定主义和财税联邦主义是有效提高我国公民权实现程度的制度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提升市民化融入能力的对策分析

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从学生到农民工再转变为城市居民的过程中,其融入城市的市民化进程中的自我提升问题显得极为重要。文章从市民意识的培养,市民素质的养成,职业生涯规划的规划,职业技能的提升等方面展开讨论。     

试论现代国家与公民权的内涵及两者之关系

现代国家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的,以国家主权和平等公民权为核心特征的国家形式。公民权是现代国家其国民基于成员身份而获得和承担的,为该国法律所确认的成员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本文在厘清现代国家与公民权关系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公民权是现代国家的基石,现代国家是公民权的基本载体,宪政建设是现代国家成长和公民权保障的联系纽带和基本路径。     

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本文旨在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将不稳定就业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并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和企业访谈案例，结合广义倾向值匹配等方法进行经验论证。本研究梳理出不稳定就业的一般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影响，并尝试从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作逻辑中去理解经济转型期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研究发现，在资本积累及劳动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及其不稳定就业现象。资本通过控制农民工就业流动而达成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目标，无需承担劳动者的再生产成本。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悖论：不稳定就业有助于提高农民工个体的工资水平，但是不利于其家庭成员随迁。这种资本积累方式的隐蔽性在于，所谓的农民工流动自由其实是雇主通过掐尖式用工以保证资本的利润率。不稳定就业不会提升农民工的群体性收入，反而强化了群体内部的竞争。     

平等权、社会性别、公民权:女权主义的理论路向

肇始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女权主义理论是多元的、分化的。从平等权到社会性别再到公民权,一系列相关概念与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女权主义逐步趋向成熟。这一发展历程昭示:(1)女性的解放离不开广大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和努力,更需要建构相应的社会制度和铺垫文化底蕴,因为女性的彻底解放更深层次的阻力来自于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2)女性的解放非一日之功。     

城市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农民工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关键在于推进城市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内容与机制的创新.一个着眼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应该包括工资、劳动、就业与培训、社会保障、相关公共服务、权益保障以及人口登记与安全服务等方面的指标.在当前,迫切需要构建与完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长效保障机制.     

有限机会的公平分配：中国农民子女市民化的水平与模式

本文将农民、农民工以及已经获得非农户籍的“新市民”的“农民子女”作为分析对象,以农民子女跨越城乡二元系统的市民化进程来透视中国社会系统的开放性与社会分层流动机制。基于CGSS调查数据等资料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职业非农化水平快速提高,但身份市民化机会长期保持不变,两者之间的断裂日益扩大。这种断裂不仅表现在水平上,也表现在分配机制上。职业非农化的途径日益多元化,教育的作用相对弱化,家庭背景有着相对重要的作用。而户籍非农化（身份市民化）因升学之外的传统途径不断收缩,教育成为影响户籍非农化的主要因素,从而保持了有限的户籍非农化机会在农民子女间分配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