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断小说创作原因的探寻

1926年后，鲁迅终止了以现实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其原因就在鲁迅的启蒙主义思想和他自身的客观处境．鲁迅以启蒙思想家的姿态，为人生，为改良社会而创作小说。“五四”退潮后，新文化阵营分化，鲁迅由“呐喊”转入“彷徨”，并开始反省启蒙者自身．鲁迅洞察到，不但启蒙未曾唤醒民众，未曾改良社会，反而连启蒙者自身也被黑暗社会所吞噬．再继续复制阿Q、闰土、吕纬甫、魏等形象。已没有新的社会意义，陷入了先觉者无路可走的境地．因此，他中断了小说创作而几乎全力地投入杂文创作．这是鲁迅在思想文化启蒙阵地上一次绝望的抗战中的“换防”．     

从“在场”到“悬置”：鲁迅图像的发生及演变

鲁迅在世时，留存、收藏了不同美术家创作的七幅鲁迅肖像。这一行为可视作鲁迅体认自我、“自塑”形象的一种方式。1936年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鲁迅图像创作从私人情感的表达转为政治话语建构之诉求，逐渐演变为一种“图像政治”。由于图像以其直观性、形象性和魅惑性能够更加迅速有效地进行意识形态建构，创作鲁迅图像自然是阐释和“争取”鲁迅的绝佳方式。经由美术家们一次次的呈现、改写和重塑，“鲁迅”游离于历史本体，而成为某种政治表征和时代印记。     

鲁迅抄经考论

鲁迅“用功很猛”的习佛时段在抄写《法显传》后戛然而止，意味着鲁迅的佛学修习最终从发起信心的尝试又回到了文学与历史的因缘层面。鲁迅所抄写的两部佛典的作者都对律戒十分重视，《法显传》中记载的佛陀生活遗迹所显示的佛陀人格，也在鲁迅人格生成中造就了一种深层的精神固结，这是理解鲁迅对大小乘佛教“先有”“偏见”的一条路径。鲁迅一生都在文学与历史的领域中穿越往来，推崇“疑”的精神和知人论世的方法，也得益于僧佑学者人格的浸润。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女吊》的复仇精神与目连戏的反叛特质

作为辞世前留下的最后几篇作品之一，《女吊》对理解鲁迅一生思想有着特殊价值。然而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鲁迅在该文中“发明”了女吊身上本不具备的“复仇精神”。这一问题对中国近现代民俗文化研究与从根源上把握鲁迅的思想体系，都具备重要意义，故而研究希望通过对江南地区目连戏与民俗文化中“女吊”形象演变史的系统梳理，结合明清两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入解读鲁迅视“女吊”为“复仇”象征的理据为何，进而指出在《女吊》中，鲁迅敏锐地发现了在官方的正统叙述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充满“报仇雪耻”精神的江南文化传统；因此，他以民间文化为立足点，通过提取出其中最富异质性、反抗性的地方文化核心要素，对“正史”和“正统”进行了重新解读与批判，更进一步，试图通过个人书写重塑新的乡邦文化，建构他所期望的地方文化传统和知识谱系，这同时也是鲁迅所秉持的启蒙精神的重要体现。     

鲁迅的“人间”心态与《伤逝》结尾的再诠释

《伤逝》结尾中的“跨出去”与“遗忘和说谎”体现出1925年鲁迅的“人间”心态。鲁迅对涓生的“要向着新的生路跨出第一步”是肯定的,不仅仅是鲁迅对青年的一种启示,也是他自己的“反抗绝望”哲学的外化行动。涓生用以救助自己的“说谎与遗忘”是一个非鲁迅式的命题,鲁迅以为欺骗自己是最为无益的,应该大胆地看取人生,不回避血泪。某种意义上说,“人间”心态亦成为鲁迅所独有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的重要成分。     

历史上的四月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他说：“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的中国的使命和作用。”鲁迅艺术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     

从《鲁迅日记》看鲁迅与萧军

从《鲁迅日记》看鲁迅与萧军王科，李绍华鲁迅为我国新文学事业培养了一代甚至几代的作家。现代著名作家萧军，便是“被这位伟大的人所哺育、教育……过的千百万文艺青年之一”。①《鲁迅日记》中有关与萧军交往的记载，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到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多达１３０...     

鲁迅“看见”了什么——说《红楼梦》的“命意”

鲁迅的《〈绛洞花主〉小引》，是“睁了眼看”的。七十余年来，常为红学家所引用，大都是关于《红楼梦》之“命意”的。鲁迅所看见的“命意”，是贾宝玉所“看见”的“许多死亡”之悲剧。这种观点，基本上是“写实主义”的。今天，我们也应当更多地研究中国式“忘象得意”的美学意趣，方能通过多重否定，深一层再深一层地去假悟真。     

孤愤心灵的最后停泊——论鲁迅作品中的“母亲”形象

“母亲”是鲁迅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形象,从而具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文章以思想和情感的关系为理论基点,分析了“母亲”形象在鲁迅作品中的情感位置,并结合鲁迅自身的情感经历论述了“母亲”作为孤愤心灵最后停泊的原因和表现。通过对“母爱”方式及其给“母”和“子”双方带来的悲剧性结局的观照和分析,论证了鲁迅文本中“母亲”形象的思想意义。“母亲”是鲁迅所批判的那个时代、那些“国民”、那种社会的“母亲”,鲁迅用理智淹没掉情感的停泊之地,把“母亲”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阈,体现了鲁迅“批评”的“决绝”性和彻底性、艰巨性和深刻性。     

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与“东亚鲁迅”的精神关联--以杨逵与赖和为中心

“东亚鲁迅”（包括“东南亚鲁迅”）的核心是鲁迅所提出的“抗拒为奴”思想精髓。东亚和东南亚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有一个反抗异国殖民统治、摆脱被奴役状态、寻求民族解放的时代背景，所以他们是从“抗拒为奴”的基点上来接受鲁迅的。台湾同样有一段被殖民的历史，杨逵与赖和乃至大多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也最有可能在“抗拒为奴”的层面接受鲁迅，从而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印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抗拒为奴”的诉求绝大多数体现在“国家民族”的层面，更多地出于一种民族救亡的需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个人层面的“抗拒为奴”的忽略和遮蔽。     

鲁迅视野中的屈原

本文结合鲁迅评价屈原的文章和相关言论，指出鲁迅运用阶级的、历史的观点评说屈原，达到了同时代文学史家所难达到的高度。鲁迅评价屈原，不仅看其“全人”，而且看其“全文”，避免了评价的狭隘性、单一性和片面性。     

试论鲁迅后期的道德思想

本文以鲁迅鲜明的爱憎观念为线索,通过介绍鲁迅对“中庸”、“奴性”、“投机”等旧道德、伪道德的揭露和批判,论述了鲁迅所推崇和坚守的道德信念及其道德实践。文章指出,鲁迅的道德思想植根于他对人民大众的热爱,植根于他对民族和人民的自由、解放的追求;鲁迅的道德是一个思想发展着的革命家的道德,也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所应有的道德。     

鲁迅小说时间境域与现代性意义

鲁迅的小说有一种“执着现在”的时间观念，这一时间意识建构在空间作用于物理时间，而导致“现在”时间缺席和不在场的本体基础上。鲁迅采用“过去”、“将来”当前化的时间形式，新构了以“现在时间”为核心，“过去时间”、“将来时间”为参照的时间场域，这种“现在”时间意识与文本所生成的意义结构联系在一起，共同参与和介入作家个人时间的觉醒，这种主观时间的绽出与确信具有现代品质，其现代性意义是不容忽略的。     

大萧条与鲁迅的“上海困境”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成为重灾区。而这段时间，鲁迅恰好定居在上海，其生活与写作自然也受到了大萧条的影响。甚至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大萧条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的冲击极大地困扰着鲁迅的写作与生活，使得他陷入了“上海困境”之中。1932年鲁迅家庭收入锐减，为了维持“中产阶级”的基本生活水准，鲁迅开始拼命地写作与翻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6年10月其生命的终结。可以说，鲁迅晚期写作与生活的状况与大萧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这一点几乎不为世人所关注。     

鲁迅"散兵战"战术的智慧

鲁迅晚年曾提出“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的战术 ,对于“堑壕战”、“持久战”,历来为人们所重视 ;而“散兵战”,却较少论述。鲁迅“散兵战”战术具有独特的价值 ,是鲁迅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散兵战”战术的三个特点是 :一是避免过多的、明显的政治色彩 ;二是减少集团性攻击 ;三是坚持以笔作武器     

鲁迅后期杂文中上海经验的反现代化书写

鲁迅后期十年定居上海，既见证了上海的现代化发展，又敏锐把脉到上海反现代化的“文明病”，上海经验成为鲁迅后期杂文极其重要的思想来源。相比之下，鲁迅后期杂文对上海经验的反现代化特征的书写，是鲁迅杂文主题领域的一个新的开拓，更加显示了鲁迅作为思想家的卓越和超前。     

鲁迅的小说永放光芒──斥姚文元对《呐喊》、《徬徨》的歪曲

姚文元是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阶级异己分子，是鲁迅鞭挞的叛徒、特务姚蓬子的“世家子弟”。他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一贯以研究鲁迅为名，大肆进行攻击、诬蔑鲁迅的罪恶活动。这个反动文痞，为了反革命需要，有时表面上不得不恭维几句鲁迅，骨子里对鲁迅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施展种种阴谋诡计来歪曲、低毁鲁迅。一九七二年九月，姚文元在一个黑批示中，狂妄地叫嚷对鲁迅著作要“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批判”。其实，他早就干了许多歪曲和攻击鲁迅的勾当。一九五九年，他写了一本《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此书…     

试辨“遵命文学”与“革命前驱者”

鲁迅小说《呐喊》、《仿徨》一向被人们称为”遵命文学”。至于为什么称道命文学和遵的是哪一家的命,鲁迅自己曾作过如下解释:“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驻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①值得探讨的是:到底鲁迅所遵奉的是“那时”的哪个阶级的“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呢?鲁迅的话看起来似乎有些语意含混,往往为读者所误解。有人说当时的鲁迅先生从十月革命的“刀光火色的衰微中”已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曾赞颂过十月     

鲁迅所处的时代与鲁迅的"骂人"现象

鲁迅“骂人”是特定时代的特定文化现象 ,并不只是鲁迅在“骂” ,事实上是更多的人在骂鲁迅。与其纠缠于鲁迅的“骂人” ,不如更多地去了解鲁迅所处的时代。如此 ,才能更好地了解鲁迅“骂人”的形而上意义。     

鲁迅旧体诗作用典谈——《鲁迅诗歌漫议》之一章

鲁迅先生不主张旧体诗用典过多,特别是那些比较生僻的典故。唐朝有名诗人李商隐,是鲁迅所称道的一位。鲁迅曾肯定了李商隐的诗在表现形式方面的“请词丽句”,自谦地表示自己“何敢比肩”后,又指出李诗“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鲁迅书信集》第六九九页致杨霁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