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伦理观与明清江右商帮的商业伦理思想

作为明清十大商帮之一的江右商帮（江西商人）曾经与徽商、晋商等一起活跃于大江南北,并以人数众、区域广、善经营、讲诚信而著称于世。在经商过程中,他们秉承理学“利只在义之和、取之有义、以义取利”的义利观,谨守“仁义为先、不以功利为急、以义制利、不言利而利自饶”的教义,注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商、义贾作为他们的道德追求,建构起一种新的商业伦理观念。     

唐宋以来移民开发雷州半岛探析

中原移民进入雷州半岛可能始于秦汉时期;唐宋时以闽浙为主体的濒海移民迁入雷州半岛数量之大、分布之广,可从"闽音"在雷州长期流行得到印证。这些濒海移民进入雷州半岛后,继续从事海洋性开发,使雷州经济发展始终呈海洋性特色,移民与土著经过长期互动到清末已逐渐融为一体。     

江右学风与学术——《江右思想家研究》序

江右 (江西古称 )属文章节义之乡 ,不仅是禅宗的腹地和理学的心脏地带 ,而且在经济治术、诗人词客、人文风物等方面 ,皆举世闻名     

明清时期江右商的宗族教育——江西流坑村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江西乐安县流坑村董氏宗族的个案凸显了明清时期江右商宗族经济和宗族教育间的互动关系。商帮经济的形成,促成了宗族教育的发展,而宗族教育的发展,又推动着商帮经济走向繁荣。但是,商帮经济在为宗族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的同时,对宗族的科举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致使在宗族教育发展的同时,科举业却呈现衰落的趋势。     

新世纪以来唐宋转型视域下宋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唐宋转型(变革)理论是近百年来比较引人瞩目的学说,对国际国内史学界和文学界的研究都有显著影响。新世纪以来,唐宋转型视阈下的宋代文学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及时总结相关研究成果,明确今后的研究理念和研究目标,对于深入开展宋代文学研究大有助益。     

唐宋以来闽东科第兴衰原由述略

闽东是开阂进士薛令之的故乡，唐宋两代科甲蔚为可观，但到明清时期，科举上几乎湮没无闻，这与元明以来闽东人口经济的破坏，教育文风的衰退及特有的人文特征都有内在的联系。     

丽江纳西族马帮与商帮

由于滇西北山高谷深而路桥难通 ,河流湍急而不利水运这两个地理条件 ,再加上丽江地区盛产良马 ,使得马帮成为丽江地区交通运输最方便、最经济的主要运载方式。民国时期纳西族商帮的兴起、发展、繁荣与马帮运输有着密切的联系 ,两者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同时 ,马帮与商帮的兴盛也促进了纳西族主要聚居地———丽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唐宋以来海河流域水灾频繁原因分析

以往学术界在探讨海河流域水灾成因时，多强调不利的自然 条件。不利的自然条件固然是水灾发生的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唐宋以来 海河流域的气候条件和地理方位并没有显著变化，灾情之所以愈来愈重，主要是由于太行山 区森林破坏引起的水土流失、淀泊淤塞所致，太行山区森林的破坏是酿成水灾的根本原因。     

论明清时期沅水中游地区的商贸发展与江右商人

明清时期江右商人广泛地活跃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进入沅水流域较早的商帮之一。位于沅水中游地区的湘西自治州境内存在着大量的万寿宫遗址,展现了该地区江右商人的活动印记。而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沅水中游地区是江右商人活动最为频繁的区域之一。沅水流域丰富的物产、水陆交通的改善吸引了大批江右商人来此行商,而江右商人在沅水流域的频繁商贸活动推动了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区社会发展。     

全视角观照下的《夷坚志》与宋代江右多元文化探析

《夷坚志》是继《太平广记》之后又一部内容极为宏富的文化巨献,与《太平广记》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属官方组织、集体编纂,而后者纯系个人行为,其编纂之难和价值意义之大不言而喻。文章从宋代江右地区的故事入手,探讨了书中多元文化的特点及其相互包容、和谐共存的社会背景和民族精神。文章认为:书中的积极意义在于惩恶扬善的社会思想以及终极关怀宇宙生命的探索精神。     

保定商会档案及其出版

现存600多卷8万多页的保定商会档案,内容比较丰富,具有原始性、系统性和地方性等特点。该档案的整理和影印出版,对于保定“历史文化名城”的进一步保护和开发,对于直隶商会和保定商会的研究,对于社会救济史、日本侵华史、天津商会与保定商会的关系、晋商史等很多问题的研究探讨,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有利于开创新局面。今后的保定商会及其档案的研究工作,在文献学方面还可以再做一系列的拓展,在专题研究与通贯研究、比较研究等方面,更是大有可为。     

重商主义和天津商会

重商主义在晚清时期得到较大发展,并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较大影响。表现为尊商意识的确立、清政府工商政策的变化以及商人地位的显著提高等。天津商人的构成决定天津商人合群意识弱、市民意识浓、近代意识不足等特点的形成。针对这些,天津商会的重商实践集中在联络商情、剔除内弊、开启商智等方面。     

清末商会与城市粮食管理--以天津商会为个案研究

天津商会作为清末时期总揽天津商务的总枢纽,主动配合官方机构,对天津粮食行业实施多层面的监督管理,保证了京津地区粮食供应的安全。     

清末商会商事纠纷调处的规范化

调处商事纠纷是中国近代商会的主要职能之一。与以往的民间调解不同,清末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职责明确,有固定的常设机构,并制订了专门的理案规则,理案程序规范。清末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规范化发展,使商会理案成为优质的民间司法资源,并在民国时期改组为商事公断处,纳入了国家司法改革的法制化轨道。     

组织为谁代言：社会治理中商会多重身份的演变

作为一种存在于政府与企业间的组织形态,商会在市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其身份归属,学界观点存在分歧。“代理人”论认为商会是一种代理政府管理企业的新型组织形式;“俱乐部组织”论表示商会是入会会员利益整合和表达的组织机制。此外,还有模糊二者差异的“中介组织”论。“强国家-弱社会”的既有制度安排造就了中国商会的生发机制很大程度受制于政府权力。在现实语境中,商会身份多重性是政府权力和企业活动渗透的结果,这将深刻影响其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发挥。     

“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商会存废纷争

在革命浪潮激荡的1920年代,许多政党与阶级竞相标榜自身的革命性,而将政治对手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以此打压竞争对手并争夺政治资源与社会地位。由于受到流行一时的革命政治文化影响,即使是在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之间,甚至也出现了类似你死我活的激烈纷争。例如,新成立的商民协会与清末即已诞生的商会,虽然都是商人团体,过去通常称之为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团体,但两者之间同样也围绕着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话语,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相互争斗,使商界内部一度陷于混乱纷争的局面。特别是颇有影响力的商会被扣上了"反革命"的黑帽,直接涉及商会存亡绝续的重大历史命运,因而在当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     

济南开埠与民间商会的发展

分析了伴随济南自开商埠而发展起来的民间商会一城两商会的特色,提出济南商会的功能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扩展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尤其是其协助工商管理的参政职能的发挥,表现出民间组织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然的一种合作互补关系,并且形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有的政治参与意识。     

从会馆到商会：近代广西民间商业团体的嬗变

商业团体是商人由个体分散到抱团发展转变的重要组织载体。近代广西民间商业团体经历了从地缘性会馆到行业性商会的深刻嬗变。与传统会馆相比较,近代商会具有较大的包容性、规范性。清末以来广泛建立的商会在更高程度上促进了广西城镇经济与社会的整合。     

江西诗派的精神内核是宋明理学--二论宋明理学是"江西之学"

从诗学思想这个角度去考察,宋代诗学的主流是江西诗派的诗学思想.因江西诗派的首领黄庭坚等人对诗歌的观点与理学家接近,为理学家所接受,而当时理学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故得相辅而行;不少江西诗派的主要成员同时又是理学家,其创作实践也渗透着理学观.以此观照,江西诗派的精神内核无疑应该就是宋明理学.     

从《名儒草堂诗余》看江西词派

《名儒草堂诗余》作者大都为南宋遗民 ,集中作品既继承了辛派词人慷慨悲烈、豪宕恢宏的气度 ,又延续了南宋末年词人善用咏物的方式传递内心情绪的手法 ,表情极为深挚。宋元时期特殊的社会状况赋予了词集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和浓郁的地域风格 ,由此得以另立江西一派。与同时代的“浙派词人”相比 ,强烈的兔葵燕麦之感、悲愤激楚之音溢于言表 ,内容形式与艺术风格别具特色 ,在词坛留下可书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