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四经》所见"名"的分类

以往对《黄帝四经》思想构造的研究,只讲“道法”关系二元结构,而不讲“道名法”关系三元结构,其实“名”在《黄帝四经》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不对“名”作细致的描述和准确的分析,就很难把握《黄帝四经》的主要思想。将不同语境中的“名”分为五类。《黄帝四经》中,“道”虽然是最高范畴,但并不是论述的焦点。君主该如何把握“名”、“法”才是作者注目之重点。“名”的性质和“法”相近,都与规范、准则相关。     

《黄帝四经》“刑德相养”思想探析

“刑德”思想是《四经》(即《黄帝四经》)道德思想的必然组成部分,其渊源在老子的“法令”、“道纪”。它不仅昭示了法度产生的问题,认为产生于现实社会需要的法度须以“道”为依归;而且回答了何谓法度的问题,告诉我们法度是“正”的象征,是“明曲直”的武器,法度的基础在人的需要的满足,在“刑德”的关系,主张先“刑”后“德”的价值取向,显示的是以“德”为依归的方向,昭示了用“有刑”实现“无刑”的理想追求。最后不得不说的是,在道德问题上,存在以“义”和“宗”为标准来依归法度的运思,这无疑是氏族宗法血缘意识的反映,其意义是消极的。     

《黄帝四经》所见"执道者"与"名"的关系

"名"思想是解读黄老道家政治哲学一条重要线索,《黄帝四经》为此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黄帝四经》称统治者为"执道者","执道者"首要的政治任务是审名察形,确定对象究竟处于"正名"还是"倚名"。"执道者"在审察事情名形时要保持"无名"、"无形"的姿态,目的是为了保障君主在政治上的垄断权。     

《黄老帛书》研究综述

上个世纪 70年代 ,在《黄老帛书》出土之后的几年内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及其成员的研究工作起到了范式作用 ,在帛书文字的考释、文本的考源和思想的梳理等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据于此 ,80年代的《黄老帛书》研究工作持续展开 ,在上述诸方面均有突破 ,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90年代 ,在黄老学研究视野内 ,《黄老帛书》为更多的学者所关注。文本开始被尝试译成现代汉语 ;本源性探讨方面的多种观点得以整合 ;思想的开掘则在定位与定性原则的指导下显示出宏观性的特征 ,而在一体性的微观方向上的把握尚有一定空间。     

<鶡冠子>与帛书<黄帝四经>语法、文体比较研究

从文献学的角度 ,对《冠子》与帛书《黄帝四经》,在语法与文体方面进行比较后认为 :它们不但都喜欢用对立统一的概念 ,而且都是间或用韵的说理散文。这说明《冠子》是一部成书于战国末期的黄老道家代表作     

《黄帝四经》中“天”的五大维度

《黄帝四经》是黄老之学的经典著作,它用理性的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辩证地整合,担负起“道术将为天下合”的历史重任。《黄帝四经》提倡“隆礼重法”,强调“法主礼辅”,并构筑厚重的“天道”理论基础。《黄帝四经》的“天道”是对前此“天道”的扬弃,主要从“自然之天”“宗教神格之天”“哲学之天”“社会伦理之天”“法制之天”五个角度对“天道”进行演绎,层层推进,深刻地阐释其“案法而治”的主旨。《黄帝四经》的“天道”彰显着“理性”的光辉,充满自然法的内蕴,同时为人为法之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于当下转型之际的“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汉代黄老之学的核心──《黄帝四经》

成书于战国中期的《黄帝四经》，在黄老之学大为盛行的汉代初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成为当时的核心理论。《黄帝四经》以老子的道论为基础，顺着老子的思维路径，对老子的道论作了系统的发挥和论述，从而使老予的道范畴得以进一步深化，同时多少克服了老子道论的某些不足，也给以后道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黄帝四经》将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互相结合，强调刑德的重要意义，受到汉初当政者的高度重视，开启了后来儒、道并用的局面。     

《黄帝四经》“物曲成”的道德实践论

《黄帝四经》作为道家的重要内容之一,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推重,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对其道德思想的总结也不例外。其道德实践以万物为主体,以"物曲成"为价值目标;虽然采用从家到国的推进陈式,但不同于道家以"道"为个人修养内容的从家到国的一般形式;在方法上则选择了具有道家特色的因循行为,为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奠定了基础。"物曲成"是道家从效果论出发育养人的最典型的表达,明显区别于儒家,并且影响到魏晋玄学思想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西方思想家作为区别于儒家"控制的"模式的概括。在尊重个体并为其发展能力、创造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好条件、以凝聚成最大社会合力的方面,在今天仍然值得思考和借鉴。     

《黄帝四经》的“正名—用名”逻辑研究

逻辑学是研究论证结构与规则之学。帛书《黄帝四经》逻辑为"正名—用名"论证类型,"正名"是确立名之所指,反映着道家的名实观;"用名"体现于"君人南面之术"里,为执政治世之保证。《皇帝四经》"正名—用名"逻辑是先秦道家逻辑的一部分,只是《老子》讨论重点在"道"名上、《管子》与《皇帝四经》一样讨论重点在"物"(社会政治)名上,《庄子》则兼而有之。"正名—用名"逻辑是一种离不开具体内容的论证类型,有着鲜明的社会政治的功利性。先秦道家逻辑是先秦逻辑的一部分,先秦逻辑都是此种类型,不是演绎、归纳的逻辑,也不同于佛教逻辑。正是因为"正名—用名"是一种论证结构而成为中国逻辑类型,又有别于中国哲学,但是它必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由此来确立中国逻辑之身份。     

《黄帝四经》─—黄老道学的奠基之作

《黄帝四经》是成书于战国早中期之际的道家作品,其哲学思想集中于道论：道兼具本原和主宰双重内涵,与所生之物在形、质方面根本不同;它宰制自然和人类,是统治者经营天下的基本原则。《黄帝四经》的理论源头是老子学说,其对道家思想的发展表现在道论、天地自然和道治天下等方面,也表现在对法家、阴阳家等的批判吸取,它在道治的前提下引入法治,以阴阳学说解答自然和人事,解释刑德生杀。《黄帝四经》以道为本,融合法家、阴阳家等的理论构思,奠定了黄老学的哲学框架。其后,稷下道家,《冠子》等无不是沿着这一思路向前发展。     

《黄帝四经》的价值观及其意义

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是战国时代黄老道家的重要历史文献.这四篇古佚书在继承老子道家思想并融合其他诸子百家思想的基础上,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需要,形成了既具有传统道家思想特征,又独具特色的价值观体系,其内容主要包括重士贱财、守雌贱身和不争亦争三个方面.这一价值观体系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建设也有借鉴意义.     

《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及其意义

《黄帝四经》是黄老学的奠基之作,它提倡"道生法",在治道上将"法治"和"德治"融合起来,提炼出"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是理性的化身,终结了先秦的"礼法之争",实现了治道的制衡。《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对战国中后期中国治道精神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管子、慎子、荀子、韩非子等都在被影响之列。董子接续了荀子"德主法辅"的治道精神,并将这种治道精神转化成治道实践,成为中国封建时代主流的治道模式。但"德主法辅"只能适应封建的农业宗法社会,于现代的商业社会不契合。所以,大力挖掘《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于当下法治中国构建"法主德辅"的治道模式是大有裨益的。     

因性而施刑德相养守名分——《黄帝四经》德育思想探微

黄老之学的开山之作《黄帝四经》,立足道家,上承老庄,兼容儒、法等他家之长,在分析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生存之道同时,揭示了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德育规律。指出德育具有定名守分、明德王天下的价值功能,并以执道为基,围绕顺道自然的圣人理想和信朴慈俭的道德准则,提出了因性而施、刑德相养的育化方略和虚静无为、知守立行的内化路径,构建了具有黄老之学特色的德育理论体系。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政治思想——以《缪和》《昭力》二篇之义为中心

帛书《易传》的政治思想,以"君道"为核心,发挥孔子解《易》的思想,强调变化转化的历史观,提倡忧患意识,注重反骄守谦之道;同时主张以德治国,正确处理君臣关系,重视以赏赐劝励臣下。其中包含了比较全面的君道思想,也反映了战国中后期儒家在诸侯国政治实践的主张。     

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文章述论

在《左传》学史上,《左传》作为文章的属性长期被遮蔽。帛书《春秋事语》的出土进一步例证了《左传》作为文章的性质及价值,《左传》得以成为“文章之祖”,其文章性质是第一位的因素。在《左传》文章学发展史上,吕祖谦《左氏博议》不仅第一次以文章形式呈现《左传》,而且更是典型的时文教材,此与作为“教科书”性质的《春秋事语》一脉相承。正如帛书《春秋事语》内蕴“事”“理”,《左传》的“事”“理”成为《左传》文章学蔚为大观的基石。     

《黄老帛书》法治思想初探

《黄老帛书》的法治思想建立在对“法”之为尺度的认识之上 ,称”法度者 ,正之至也” ,并总是将法与度量之器相提并论 ;强调法之用在于纠偏正行和辨断是非。在法的实施阶段 ,帛书要求立法者 ,即国家最高统治者必须自觉接受法的制约 ,不可凌驾于法律之上 ;而当他们充当司法者时则应按照“精公无私”的原则执法。上述规定体现着帛书作者对法的公平性价值的追求。但这一追求在将法工具化并进一步诉诸刑的过程中迷失了 ,此倾向亦为战国中后期黄老学家所继承。     

“正道不殆”：《黄老帛书》治国方略中的制度诉求

<黄老帛书>的形名论指涉的是为政治国活动中的制度建设问题.以"正道"为基本原则,帛书提出"名正"和"正名"两方面的要求.前者表示组织架构的正当性和稳定性;后者表示组织名称的副实性和规则性.帛书认为,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在于君臣、上下乃至主民等关系的勒定,其中又以君臣关系为核心.帛书于此方面的论述,集中表现为"三壅"、"六危"和"六逆"等说.帛书形名制度论与儒家以孔子为代表的正名说、名家的名辨思潮以及法家的刑名法术有着一定的关联,同时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道家黄老学派的奠基之作,帛书治国方略中形名制度诉求既发展了老子的"正以治国"论,又对其后的黄老学家的形名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淮南子》思想主旨新探

张允熠认为,《淮南子》处于西汉意识形态由"黄老之学"转向"独尊儒术"的过渡阶段,故其思想主旨是调和儒道.     

帛书《老子》三段另释

本文根据帛书《老子》与通行本《老子》文字上的一些细微而又关键的差异，使用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对帛书《老子》中的三段文字重新进行了解释。所得的解释与目前流行的解释很不相同，甚至是完全相反。新解释消除了《老子》释义中的自相矛盾的现象，使得《老子》一个章节中的内容有了一个完整的意思，而且各章之间、各段之间、各句之间也不再互相矛盾。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以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篇订补《汉语大词典》九则

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五行》甲乙篇是汉代重要的数术文献之一,这批材料的内容与外形(文字)产生时期相同或接近,且口语性强,真实度高,具有极强的使用价值。笔者从增补词条、增补义项、书证订补方面列举了九例来订补《汉语大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