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防范与化解机制探索——基于政治资源建设视角的分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的发生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变化和特征密切相关。社会冲突现象的实质是冲突的一方对另一方行为的矫正,使双方利益得以实现或满足。这个过程可能存在着边界双方的对抗,也可能是协调博弈。以对抗求合作促成边界双方各自实现自我目标是最优的价值取向。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演变,聚焦在走向对抗还是合作的论辩。通过比较分析后得出:"无直接利益冲突"走向对抗的条件不存在,只能朝向抗争性的合作方向发展。为此,中国应该在整合政治资源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消除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不稳定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     

论政治权威与制度创新

社会转型和制度创新都离不开国家权力,但如果没有政治权威对国家权力的价值指引,国家权力促进社会转型和制度创新的社会作用就无法实现。国家的制度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个能够积极回应社会诉求并且能有效掌控国家权力的政治权威。国家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国家制度权威的确立,都离不开政治权威和政治权威对国家权力的主导。同时,政治权威自身的制度建设也是整个国家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与国家制度相统一、相协调。     

群体性事件中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探析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群体性事件中众多的参与者把矛头指向政府机关及强势群体的无直接利益冲突行为属于集体行为的范畴."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产生既是以对某些地方政府机关及强势群体的失望为基础条件,又是以对党和国家的信赖为基本前提.社会转型期的大多数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都可以被看作是民众为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权力和强势群体的侵害,改善行动者在当地具体的生存环境,依靠集体的力量,利用国家权力来维护自己权益所作出的集体行为.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网络发生机制

近年来,"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在我国似乎形成一种所谓"涟漪效应",其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及与之相联系的群体异质不公平感的普遍存在;其次也与利益表达机制的不畅通有关。在其产生的过程中,事件触发与演化的关联性往往是通过驱动机制、认同机制、社会比较与自我展示机制和说服争辩机制交互作用表现出来的。在信息时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这些相关发生机制往往与网络极化效应直接相关,即"无直接利益冲突"极易导致网络极化效应的产生,而网络极化效应也促使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扩散。而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正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网络发生机制的作用过程。由此,应给予充分重视。     

论社会制约权力

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为了使国家权力不被少数人滥用,以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十分必要。但在国家与社会一统化的阶级社会,阶级国家和国家权力被异化,社会屈从于政治国家而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要实现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必须以社会力量的壮大以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为前提和基础。文章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培育市民社会,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的国家—社会分权结构以及发展社会组织等,是实现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具体途径。     

以"国家高于社会"超越"社会先于国家"——黑格尔对古典自由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说的批判

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古典自由主义主张"社会先于国家",认为国家产生于社会和个人利益的需要,这一理论既没有准确把握和揭示市民社会的现代内涵,同时也遮蔽了国家的伦理价值.在法国大革命和普鲁士王国分裂现状的影响下,黑格尔批判地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明确揭示了市民社会的现代内涵,并主张"国家高于社会",认为市民社会必须通过自我扬弃,上升到国家阶段才能克服自身的矛盾,实现个人利益特殊性和国家伦理普遍性的统一.     

法治社会的阶层基础阐析——基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角度

市民社会的勃兴是探讨传统中国未能出现与集权博弈的独立力量的一个重要视角。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演进呈现的消长与博弈,构成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渊源;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共生互动孕育了理性文化要素,从而产生了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的全面变革。独立中间阶层对当代民主社会的价值在于多元权力中心左右了现代政治国家"公共选择"的过程,使个人权利得到彰显,敦促统治合法性向社会回归,最终通过民主宪制让权力服膺于自由。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逻辑与时代意义

黑格尔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是在继承和超越西方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逻辑是:家庭(伦理性与实体性的统一)——市民社会(伦理性与实体性消失,个体独立性得到彰显)——国家(个体独立性和普遍实体性相统一的伦理和精神);其运行逻辑是:市民社会是一个"需要的体系",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个人需要升华为社会需要,个人的特殊性升华为市民社会的普遍性,这就是市民社会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意义。     

“孝治”伦理的传承与开新——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的分析

"孝治"伦理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特征,它是"家天下"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与模式。在文化国情下,"孝治"伦理对于当代公共治理仍具有重要的资源性价值。然而,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孝治天下"的思想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必然要面临自我扬弃与革故鼎新的使命。实现"孝治"伦理的转型,祛除"家天下"的私德性,赋予其公共伦理的价值指向,是"孝治"伦理成为当代公共治理中的"德治"形式的重要前提。     

试论政治伦理化的底线、限度及其超越——市民社会的制度生态诉求

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内在价值冲突决定了政治伦理化实现的底线与限度;个体生存、群体生存以及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决定了政治伦理化的实现必须以实现个人美德、社会正义以及环境正义之间的价值共契为限度;而这一"价值共契"的实现则要求我们必须建立和健全市民社会的制度生态。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我国公民社会建设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一系列改革而展开的。公民个人的自我发展和道德选择、民间组织、公民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制约和抗争,构成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内容和问题。适应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必须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健全包括政府、民间组织和公众参与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建设和谐社会与经济增长速度的辨证统一

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和谐社会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环境条件,和谐社会建设与经济增长速度二者通过社会分配环节相互影响。社会经济转型后期利益竞争使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差距扩大。要使经济增长的成果为绝大多数人所享有,化解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必须通过社会分配使经济增长服务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目标。     

伦理实体的诸形态及其内在的伦理—道德悖论

伦理实体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并充分阐发的重要概念。在黑格尔道德哲学体系中,伦理实体是由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诸形态构成的辩证发展的体系。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实体;市民社会是过渡的和否定性的伦理实体;国家是复归的和否定之否定的伦理实体。在伦理实体的这三个结构中,都存在着由“伦理的实体”蜕变为“不道德的个体”的可能与危险。伦理实体的概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伦理—道德悖论,要求进行道德哲学的转向,由对个体伦理、个体道德的关注,进展到对实体伦理、实体道德的追究,建立以个体伦理—实体伦理为二维坐标的道德哲学体系和伦理精神体系。     

从“崇公抑私”到“尚公重私”——儒家公私观的现代转化

儒家传统文化从"天下为公"的政治维度、"重义轻利"的利益维度和"公善私恶"的道德维度提出了"崇公抑私"的思想,在道德意识和政治理念上要求人们"大公无私",使得"崇公抑私"构成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主流。然而,儒家传统的"崇公抑私"的公私观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为封建统治阶层服务的"天下为公"导致"天下为私";抑制个人私欲的"以公灭私"导致"假公济私";将公私等同善恶的"公私对立"导致"公私两无"。在时空变迁和语境置换之下,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必须重视"私"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为了构建公民社会,儒家传统的公私观需要转化为"尚公重私",以适应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社会转型期公共部门行政伦理失范及其矫正路径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共部门管理职能逐渐由传统“管理型”向现代“服务型”过渡,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部分公职人员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如角色冲突、权力冲突、利益冲突及法理与情理冲突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部分公共部门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主要与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价值追求、行政体制自身不足、多元化价值观念的诱导及监督约束机制的不足等成因相关,要解决公共部门公职人员行政伦理失范难题,需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有效处理伦理制度化和制度伦理化及其相互关系;倡导与践行高薪养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常态化教育;加强公职人员自身伦理信念教育,提出自律要求;建立治理主体多元化参与和程序公开的阳光行政体系,在全方位动态监督与引入第三方绩效评估体系来规范和激励公共部门行政人员。     

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国家与社会的二律背反与良性互动

人类的政治实践表明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有其限度,主要表现为国家阻滞公民社会的成长、经常背离公共利益、存在合法性危机,社会未必通向民主政治、极易导致两极分化、容易滋生个人主义等。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坚持国家本位抑或社会本位其结果只能是"零和博弈",因此,从"二元对立"走向"良性互动"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遵循"强国家、强社会"的构建理路,从推进宪政、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树立权界意识、协调国家社会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自主性等方面入手,努力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才能使国家与社会关系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真正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论我国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培育

摘要：市民社会理论虽源于西方,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主体的形成等因素的出现,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我国的传统制度和文化排斥市民社会的发展,因而培育我国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就要破除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发展的阻碍因素。在发展经济和稳定的政治条件下,培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要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的市民社会意识以及文化系统等方面努力。     

国家机关侵权责任在立法上的冲突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民事赔偿责任与国家赔偿责任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法律责任。我国《民法通则》和《国家赔偿法》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职务侵权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分别规定为民事赔偿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这种立法上的冲突应尽快解决。建议在制定民法典时对《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作修改或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