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一分殊”在王阳明思想中的运用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中的基本范型。"理一分殊"在王阳明思想中有着完整的运用。王阳明关于宋明理学"万物一体"与墨家兼爱之间存在本质区别的论述,对于宋明儒学"万物一体"与儒家传统中爱有差等之间辨证关系的讨论,体现了他从伦理层面对"理一分殊"的具体运用。王阳明在良知本体上的"一节之知"与"全体之知"论述,以及"拔本塞源"论等思想中,所蕴含的思维方法、诠释架构,体现的同样是"理一分殊"的哲学原则。     

理一分殊何以重要——以程、朱的观点为视角

理一分殊作为程朱理学的重要命题,通过万殊而一贯与一统而万殊两方面,既确立了理的形上本体地位,更使本体理的体认有了下手处,即格物穷理。尤其是后者,一定意义上使儒墨、儒佛之异得以彰显。这一命题具有勾连形而上下的结构性的重要作用,使程朱理学与孟学之道统承继得以体现;也使儒与墨、佛之异、儒家之独特价值得以彰显。理一分殊的这些特点直接促使现代学者(如刘述先)探索儒学如何在当代创造性转化,从而为在当代社会建立低限度的普适伦理提供理论依据。但同时也需辨析,这种探索是否已偏离理一分殊之本旨。     

朱熹“理一分殊”问题中的二重性思辨——从《朱子哲学研究》相关探讨的不足与限度谈起

学界以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为典范代表的对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探讨大都遗漏掉了"理气问题为何决定着理一分殊问题"这一关键发问,因此导致了诸多耽搁。《朱子哲学研究》的理一分殊专题研究存在两类问题:其一,该研究始终只是在试图解析理一分殊问题的"复杂性"(含义),而没有真正思考该问题的"重要性"(意义);其二,该研究对理一分殊问题的义理分析未能真正阐明理一分殊问题与理气问题的内在关联。实质上,朱熹的理气问题乃是理之二重性问题,是终极视野中的"同一与差异"问题,故其必然决定了理一分殊问题在不同向度上的含义与意义。理一分殊问题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暗示出,理气问题如同通过其二重性思辨而构筑了一条关键道路,"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气同异"等问题乃是这同一道路的不同展示方式。所以,使得朱子成为古典中国最具严格哲思品性的独一无二之思想家的关键,就在于其对"理之二重性"的精思细证与丰富阐释。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问题视野中对这种二重性展开思辨,该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才能得到真正透视,进而将引领我们重新领悟在本己哲思道路上的处境与未来。     

论朱熹的理气观

理气观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中国当代哲学史上首次把“理”和“气”作为一对哲学范畴进行讨论,一方面以二程思想为基础具体详细地诠释了“理”论,另一方面吸取并改造了张载的“气”论,综合两家之学,对理与气、理与万物的关系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提出了“理一分殊”的理气观.此理气观在中国儒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理一分殊论:中国哲学元理

理一分殊是中国哲学探赜道体的重要思维方式,是儒学和诸子之学彰显中国特性的重要标志。天地万物既有其殊相,以与其他事物相区别,亦有其共相,而能万有联通,所谓物以类聚。既讲道一分殊,亦讲理一分殊。在中国哲学理论思维逻辑结构中,有相当于存在,无相当于非在。它体现为天地何来,有无相生;无形无名,有形有名;在与不在,非无非有;有无内外,儒释虚实。中国哲学在追求自然、社会万象背后的形而上之理,并以此为度越形而下万殊之气的所以然者。理与气概念、范畴在其流动中,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与思维,不断开出新生面、新气象、新意蕴,而成为宋明理学思潮的核心话题。它体现为庖丁解牛,依乎天理;物理可知,穷理尽性;辨名析理,理事法界;理气相依,共相殊相。由理一分殊而导致一与多原理和有限与无限原理。一为多而存在,多为一而存在。无限度越有限,有限包容无限。由理一而呈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分殊而体现致广大的群星璀璨。     

道德实践的形而上学基础——论程颐的“理一”思想

在朱子学研究的影响下,学者们常常将"理一分殊"的思想作为程颐理学思想的重要命题。这样一种阐释固然有其道理,但忽略了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时的具体语境。其实"理一分殊"在程颐那里尚未具备朱熹那样丰富的内涵,而仅仅是针对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实践问题,而且在理论建构时,程颐更强调"理一"。以"理一"为形而上学基础,才能更好地理解程颐哲学中的"以公言仁"以及格物工夫的具体内涵。     

杨时解读张载之《西铭》

程门弟子杨时先后师从程颢、程颐,在二程的引领下解读张载之《西铭》。因体会《西铭》"言体而不及用",质疑其容易流于墨家之兼爱,求教程颐,激发程颐以"理一而分殊"概括《西铭》之旨意。经往复探讨及精思力索,杨时接受"理一分殊"说并作发挥,提出"理一为仁,分殊为义"、"用未尝离体"、"即体而言,分在其中"等论点。杨时阐发的"理一分殊"的伦理内涵及重视分殊的思想促进了洛学的发展,并对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生态伦理思想探析

生态伦理把传统的人与社会道德范畴扩展到人与自然道德范畴,它提出人对自然界生命的尊重和责任,是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理性批判。儒家思想自古就包含着原初的生态伦理思想,而在宋明时期的新儒家代表朱熹丰富发展了生态伦理思想,他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刻地生态伦理思想,例如以理一分殊和格物致知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理一分殊是格物致知的理论依据,格物致知是理一分殊的实践原则与方法,以“公而仁,仁而万物一体”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提出以生论仁,仁作为“心之德,爱之理”以及仁的实现是一个克去私而后公,公而后仁,仁然后万物一体的过程。这些都符合今天的生态伦理、以人为本等社会倡导,因而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朱熹解《孟子》“桃应问”章发微

朱熹《孟子》"桃应问"章解释围绕着"本于天理、验于人心"这一原则,主要从圣贤之心与圣贤之权两个方面论述了圣贤处事之道,与司马光、欧阳修、杨时、张栻等思想家的解释相比,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既讲天理又论人心,重在探究律法、政治的价值来源和内在基础;其二,反对一味求权、任意行权,重视"人情""人心"对天理与律法的证成,强调人、理、法的互动融合;其三,既论圣人之心又论天命人心,将二者置于一种互相制约又互动融合的关系中,为君主为政设定了法则;其四,圣人之心、天命人心与圣人之权统合于一理即五伦正理,并因人、因时各有表现形式,贯穿着"理一分殊"的理念。朱熹此章阐释涉及到"公共之理"在政治社会中的表达,可为深入解读朱熹的公私观提供启发。     

践形闺庭内 位育天地间——船山《西铭》题解之"孝"探微

王船山在《西铭》题解中,提出了对程朱"理一分殊"解释模式的批评:外在于"理一"的"分殊"如果不被克服,便无法真正实现天亲一本.于是船山提出"以父称乾"这一路向,来解决二本难题;其解决途径的基础,在于具体家庭生活中的"孝".家庭与"孝"为我们提供人道视域的起点,使得"物"对我们来说不仅不再是气化糟粕,而且因其被纳入人道视域而使我们可以从中体认天道.人道视域中的"物"让我们向天下敞开,人与"物"的存在方式在"形"的意义上是同构的.成能工夫要求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体用一源,以此为"一学一习上达天道"提供依据.致"孝"工夫通过浸透着德性的见闻之知,使我们参与到意义世界的生成之中,循序渐进以使"天亲合一"得以实现.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