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创新模式与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化

文学伦理学批评以其独特的理论优势在国内和国际上受到了一致好评。该理论在借鉴西方伦理批评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学术话语,形成了具有创新价值的文学批评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被广泛认可的关键是,它充分利用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优势,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对中国传统的学术话语进行当代诠释和创新,并通过命名和普泛化等方式获得国际学术话语权,是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创新和国际化成功的典范。     

论中国古代诗论、画论在文体上的相通与互渗

中国古代素有“诗画同源”和“诗画一律”之说 ,这种“同源”和“一律”的关系也表现在诗论与画论的文体上。中国古代的诗论与画论 ,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存在着相通与互渗之处。本文试从文体样式、批评话语以及内在品格三个方面 ,来讨论中国古代诗论与画论在文体上的相通与互渗之处     

建设审美的比较诗学话语──从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谈起

本文从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入手，提出审美批评的缺乏与东方诗学的缺席问题，认为必须从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中寻求“审美之维”，建立一种审美的比较诗学新话语。通过对中国传统批评的“兴方式”的分析和对现代审美批评的重新发掘，结合对西方诗学的重新观照，论述了审美的比较诗学话语建设的可能性、现实性和理论内涵。     

论吕进诗学话语的“诗话”特征

吕进的诗学话语体系中体现着鲜明的“诗话”特征,主要体现为以感悟为基础的诗性言说、象喻式批评的话语方式、类概念的范式策略、“以少总多”的学术笔法等几方面.这种“诗话”特征既赋予了吕进诗学话语独特的学术品位和理论个性,使他在中国现代诗学领域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也给中国现代诗学话语的学术发展和理论创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写人学”的构建理据——从西方“叙事学”跨文化比较角度探讨

在西方“叙事学”日渐成为全球“显学”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构建一门本土化的中国“写人学”与之呼应。从学理上讲,中国“写人学”已经具备了与西方“叙事学”平起平坐的资格。首先,在经典文学创作传统中,西方强大的叙事冲力促成了“叙事学”的诞生和发展,而中国雄厚的写人资源也必然有利于“写人学”的降临。况且,中西小说中的叙事与写人往往分别是同生共长的,这也使得中国“写人学”拥有了与西方“叙事学”分庭抗礼的现实条件。其次,中西写人方式的异质性使得中国“写人学”拥有特行独立的本土品格,从而使之能够成为与西方“叙事学”平行的独立学科体系。再次,如果说西方“功能性”人物观催生了“叙事学”,那么,中国“本位性”人物观也自然会推动“写人学”的构建。     

“正德、利用、厚生”：实践概念的中国化与时代化——兼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实践概念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起着关键的基础性作用。学界长期以来对实践概念的关注和研究,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和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以毛泽东《实践论》为代表的实践理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关系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概念。新时代,同样应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正德、利用、厚生”的文化基底上,把“人民中心”“创新本质”“生态文明”“问题意识”等重要思想与实践概念相结合,进一步充实实践概念内涵,从而重新发掘“人”在中国传统哲学和实践概念中的主体性含义,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实践概念;同时,也应立足于中国话语,通过反思实践概念的中国化时代化,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规律进行初步探索。     

重塑文艺学的理论支点

建构一种文艺学思想体系,首先必须找准艺术哲学意义上的理论支点,以便建立起科学的文艺理论话语系统。我们认为,建构新型文艺学的理论支点应该是人学,即人的哲学,或曰人的艺术哲学。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学说为文艺学的逻辑起点,重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时代精神的文艺理论当代形态。这基于以下理由：其一,以人学为艺术哲学的理论支点,将有利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其二,以人学为理论支点更切合文艺的本质和本性;其三,以人学为理论支点,将有利于文艺学研究与时代理论大势协调同步;其四,人学的理论支点还将增强文艺理论体系广泛的包容性,有助于吸纳和融汇中国古代和外国的文艺观念或理论概念     

迈向新世纪:多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站在世纪之交的临界点,既对比较文学研究走过的百年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又展望了新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走势和前景。本次大会的重要学术收获有：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已成为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从“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到“汉语批评”主张的提出,以及对中国传统诗学“异质性”的研究,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对比较文学学科和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理论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探源主要方式之一;异质文化中的华文文学研究以具体的个案展示中西文化的冲突和文化迁移的复杂和曲折;从文化人类学、传媒学、形象学等不同层面对文学和文化的关切正全方位地形成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型学术形态等等     

新时期人学范式与美学建构的审美之维

“回到人的存在,就是回到了原初”,就是“回到了美学的真正起点”。可以说我国新时期三十（1978-2008）年学术界以此创建了有中国特色的人学范式与美学建构的“实践论”、“审美自律轮”、“感性生存论”等,对于突破“工具论”、“反映论”等寻求多元发展,对于建设中国美学贡献了极大的理论建树和话语资源,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建构当下全面人学美学终极意义的审美之维无不指向人的全面存在。     

文艺学学术史书写的艰难、缺陷与根基

有说服力的文艺学学术史书写路径,应该为“文艺学（研究）—文艺学批评（研究的研究）—文艺学学术史（整合梳理、深化提升）”。当前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之所以不能像文艺史书写那样让人满意,关键的原因是本该有的“完整链条”不完整,即未能借力于能够展现学术共同体集体智慧的“批评”。就大的方面而言,“文艺学批评”对于文艺学学术史书写的作用,可分别从“众人的前期准备”“自身的中间补充”和“他人的后续推进”三个主要环节来考察。     

文学的修辞批评之中西比较

中西修辞学都发端于对口语交际的研究,但中国修辞学对文学的关注要比西方修辞学早得多。在对文学的修辞批评方面,西方多强调"说服",而中国更注重"表现";西方重在接受,而中国重在表达;西方侧重作品,而中国还兼及作者;西方突出程序,而中国还考虑过程。在方法上,西方长于论理,中国长于感悟。然而,中国的修辞批评失之零散与玄虚,而西方的修辞批评失之宽泛与偏激。因此,未来文学的修辞批评,必须对中西修辞学及修辞批评理论进行合理取舍,建立全新的科学体系。     

文化的怨怒与批判的软弱——关于现代国家批判的一段不远的往事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种故事总是不断重演。发生在上世纪关于现代国家的异化论批判,其叙事方式就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即困守着文化批判的立场,以冷冷的、怨怒和激愤的拒绝实现着虚幻的否定,呈现出至今已成定评的批判的软弱。不能仅是站在哲学的云端来反对现实的陆地,“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学问家们不可不思考的一大问题。     

“六法”之心悟

“六法”是中国画理论体系发展的基础 ,时代的发展赋予其新的思想内涵 ,只有领悟、糅合“六法”的精髓 ,才能不断的促进中国画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促进科学技术与艺术的统一 ;才能不断丰富中国画的绘画语言与表现形式。     

胡宏对佛教的批判及其检讨——兼论其对宋代新儒学的意义

胡宏对佛教的批判,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其对佛教的批判,具有理论上的完整性、思想上的深刻性和态度上的理智性等特征.其对佛教教义的把握则表现出片面性、浅显性等不足.如此便使胡宏佛教现在整体上表现出以"偏见"代替"公平"、以"此论"消解"彼论"、以"形下"要求"形上"等特征.胡宏对佛教的批判,不仅务实了儒学的厚度,也为儒学发展开辟新途做出了贡献.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人学”思想与鲁迅的戏曲批评

该文从鲁迅思想最为核心的基点——"人学"思想出发,对鲁迅的戏曲批评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迄今为止,学界对于鲁迅戏曲批评的研究在取得一些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将鲁迅简化、提纯化的倾向,以个体自由为原则的生命意识为主要内涵的"人学"思想是理解鲁迅戏曲批评的关键所在。     

刘禾“国民性神话”论的指谓错置

本文论证刘禾的"国民性神话"论主旨在"跨语际"批评下对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学进行颠覆性的后殖民批评,忽视了中国近代据英文引入的国民性观念及其定义、中国儒文化传统观念向国民性、国民性改造观念的汇聚,而将西方殖民主义所"构建"的本质主义的"国民性神话"指认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观念,属于指谓错置.论述近代中国流行的国民性观念主要是梁启勋由英文引入并定义的国民性观念,它引入和定义之初便排除了本质主义.之前,中国儒文化中早已存在着含义与之接近的诸如"民性"、"移风易俗"、"变化气质"等观念.到晚清它们一起汇聚到国民性、国民性改造观念之中,实现了传统观念的现代转换.     

修辞论视角在"新时期"文学批评中的出场与存在状态

文学批评中修辞论视角的出场与文学创作、文学观念、文学批评方法都有内在关联.它在"新时期"的出场是在传统文学观念的一尊地位发生动摇,文学创作中形式因素被凸显,以及对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引介逐渐走向深入的情况下发生的.1980年代中期以前修辞论批评集中在对王蒙小说的评论中,中后期则转向对马原等先锋作家创作的关注.文学修辞批评在"新时期"的出场,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次质的飞跃.     

为什么我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不重视施蒂纳？

马克思主体论的建构过程是从对自我意识主体的批判开始的,施蒂纳是促使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的关键人物。《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大约三分之二的篇幅是批评以虚无主义问题与马克思、恩格斯遭遇的施蒂纳的,但我们在研究中对此并没有给与应有的重视,却把该书研究的重点放在占该书篇幅10%的批评费尔巴哈部分上。这主要是因为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发展还没有触及施蒂纳所提出的问题,体会不到施蒂纳涉及到的虚无主义问题对于日益陷入世俗化困境中的现代人的重要性。另外,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的论述、传统哲学观和思维模式对施蒂纳及其问题也起着明显的消解作用。今天我们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应该把马克思批判施蒂纳的部分放在与批判费尔巴哈部分同样重要的位置上。     

1930年代清华新诗学家的新批评引入与实践

1930年代,曹葆华引入新批评理论,强调诗学概念之精确界说,强调逻辑、科学、语言学、心理学与辩证法的研究,强调瑞恰慈的"细读";叶公超提倡"扩大错综的知觉"、"古今错综的意识",提倡艾略特的传统论和宋诗的"夺胎换骨"论,主张知性的诗学方法与新批评方法统一,主张"细读",强调分析读者的反映,强调批评也是对这种经验的再现和检验,并运用新批评方法进行诗学批评.他们对新批评的引入做出了贡献,但尚不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