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论中国的社会和宗教

马克斯.韦伯(M axW eber)在其引起强烈反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并验证了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假设: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动力分析相对应的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对于中国社会和宗教所作的出色研究。韦伯的论点为:中国自秦代以来拥有统一帝国式的持久和平,人民有广泛的迁徙自由,货币经济也十分发达,远古时代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理性化的经济秩序并未在这片国土上产生出来,原因在于中国特有的家产制的官僚制及其掠夺性的政治资本主义;其二是儒教和道教的精神特质阻碍了包括信任关系在内的经济理性化的发展,使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胎死中。韦伯的分析认为:受儒教和道教浸淫的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气质使得制度创新和理性化丧失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的观点对我们是富有启迪的。     

论马克思·韦伯对新教伦理的实践超越——对《学术与政治》的社会伦理解读

学术界传统上将以＂天职观＂为主要内容的新教伦理作为马克思.韦伯社会伦理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新教伦理之于韦伯更多的是一种事实描述而非价值判断。通过对《学术与政治》一书的解读,展现了韦伯社会伦理对抽象层面的新教伦理的现代实践性超越,在个人领域,韦伯的职业伦理坚持学术的＂科学精神＂,力求价值无涉;在公共领域,韦伯的政治伦理坚持价值关怀,主张政治激情的精神。     

"怨恨"的社会为什么有"未来"?——舍勒《三论资本主义精神之问题》的伦理思考

现代性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即它的起源、产生、结构和生命力等问题.对于它的起源和产生,学术界最广为人知的学说是马克斯·韦伯从新教伦理来阐释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但实际上比韦伯更早的是韦伯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桑巴特对此问题进行的独特的思考和解答.随后同样作为知识社会学创始人的马克斯·舍勒作为现象学的第二号人物,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精神与资产者类型的人的关系、资本主义精神的爱恨秩序、性情结构以及这种精神的生命力与资本主义未来的关系等问题的独特解答,构成了一战前后思想界关于现代性问题之思想的三驾马车.本文主要以舍勒的<三论资本主义精神之问题>为文本依据,对舍勒关于这一问题以及他对于桑巴特和韦伯思想的梳理做出了精到的分析和思考.     

社会变态心理与宗教禁欲思想

文章指出了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现象——变态心理,考察了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对社会变态心理形成的文化机制;认为新教伦理在形成人们的健康心理方面并不总是起负作用,而是也起着积极作用的。因而,我们应该从多视角对社会整体文化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找出并借鉴资本主义精神及孕育这一精神的新教伦理文化中的合理因素。     

包容与拒斥——"东方文化派"伦理思想探究

自20世纪初形成东西方文化论战以来,"东方文化派"促成了一股颇具特色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东方文化派"主张将中国伦理文化推及世界,使其成为拯救西方社会"道德危机"的良方.它以道德调和论和道德形上学为基本思路,建构了中国伦理文化的近代体系.     

韦伯论技术政治及政治的实质

作为现代社会理论的开创者之一,韦伯从"知识宰制"(学术为业)、"心性结构"(新教伦理)以及"技术政治"(支配社会学的类型重建)等三个维度为"未竟的现代性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技术政治作为合法性论证的一条至关重要的理论进路体现在韦伯学说的各个角落.当代社会,政治科学使得政治的实质日益被中立化的知识和科学的话语外观所遮蔽,韦伯关于技术政治的论述不仅将这种外观以类型学的方式重新表述出来,而且引导我们对技术政治中政治的实质加以反思与追问.     

评《亚洲研究中的马克斯·韦伯》

许多研究亚洲问题的学者所了解的有关马克斯·韦伯的某件事情,不幸是错误的。这就是,亚洲各社会无法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是由于印度教、佛教、儒教和道教等宗教文化中缺少一种类似“新教伦理”的东西这个臭名昭著的“韦伯命题”。许多人经常错误地声称这是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其实,韦伯根本就没有说过这样的事情。韦伯做了大规模的跨文化分析,《新教     

韦伯“英国法悖论”的理性观反思

韦伯的"英国法悖论",是指按韦伯的理性化标准,英国法的理性化是程度较低的.然而事实上英国法又能较好地保障英国人的确定性、自由和秩序."英国法悖论"的产生,在于韦伯将理论理性视为唯一的理性并将其作为标准尺度来衡量英国法.事实证明,英国法的实践理性不但是一种理性化道路,而且是一种较为合理的理性化之路.反倒是韦伯的理论理性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需要认真反思韦伯的理论理性法治观.     

对"理性三维论"的批判——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谈起

韦伯在其代表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研究核心在于理性及其发展不同类型,其构成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而有的学者提出了第三种理性即行为理性,实际上是构建了"理性三维论".笔者认为,"理性三维论"没有弄清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划分依据以及异化原因,只是将工具理性的异化作为价值理性回归的前提加以肯定.笔者进而提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异化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二是人们对二者的错误认识所引发的,而重新构建新理性精神可以为弥补价值性与工具理性的断裂和异化.     

亲和关系抑或虚假命题重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百年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首先以论文形式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文章初一刊登即引发了学界广泛的争论。在其后的几年中,马克斯.韦伯(M.weber)不得不先后四次写出正式的答辩文字,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最后的一次,他称之为“反批评的     

韦伯与中国宗教研究

马克斯·韦伯曾打算研究所有主要世界宗教的社会心理:印度(印度教与佛教),中国(儒教与道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他的意图是要建立一个结构模式,通过它可以将一种宗教取向与其他宗教取向相比较,同时可以使之与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实在联系起来。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从一个较小的主题开始研究,即信仰清教的中产阶级内在良心的产生是其后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为了检验这一假说他又研究了印度     

儒家文化与“亚洲伦理工业区”

美国学者H.卡恩在《1979年及其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一书中,把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地区称为“亚洲伦理工业区”,并以令人信服的经济数据证明,儒家文化在推动现代化的经济增长方面显示了强大的活力。“亚洲伦理工业区”也许是一个比“儒教资本主义”更为恰当的概念,因为,这一地区能够被看作一个完整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共同的文化背景和伦理基础。这种伦理基础构成了东亚工业文明精神。然而,对东亚工业文明精神的讨论由于一些学者对韦伯理论的误解而引入歧途,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对“韦伯命题”重新诠释。     

虔敬主义伦理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

理性化在韦伯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韦伯对行政领域理性化（即官僚制的出现）的论述并没有像对经济领域理性化（即资本主义的诞生）的分析那般细致和系统,尤其是韦伯没有如揭示资本主义精神背后的加尔文宗教义那样,揭示官僚制的宗教伦理基础。通过重返被韦伯视为理性官僚制典型的普鲁士官僚制于17—19世纪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路德宗虔敬主义在此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对普鲁士官僚制精神的兴衰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以启发我们从官僚化的价值伦理角度对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进行补充。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臆想的“欧洲中心论”

韦伯在本书的重要贡献是探究宗教改革对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意义。事实上也是在告诉我们宗教思想解放对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重要性。这种理论探讨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但是中国学术界一些学者却认为韦伯是＂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这种结论无疑是错误的。而对韦伯理论臆想出＂欧洲中心＂后,又乐此不疲地加以批判,实在是不良风气。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需要的是理性对待西方先进文化的态度。而一些学者对难以接受的西方理论观点动辄以＂欧洲中心论＂批判之,则是根本错误的文风。     

政治家应该恪守什么样的道德准则--马克斯·韦伯论"克里斯玛"领袖和责任伦理

韦伯认为,现代政治的"终极的决定性价值"在于民族国家的强盛和世界权力,唯有"克里斯玛"式的领袖才能担当起使民族国家走向强盛和世界强权的的历史使命,而以对"信念价值"和"效果价值"的双重承诺为特征的"责任伦理"则是作为现代的政治家必须恪守的伦理准则.     

反思与重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的思考——读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启示

马克斯·韦伯的学说自诞生以来便引发广泛的研究和关注,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研究韦伯学说的韦伯热。当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韦伯的学说对于协调市场经济与伦理价值两者关系,仍然有很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对韦伯经济伦理价值观解读的基础上,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伦理价值根源,探讨传统伦理价值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意义和现实条件,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价值体系问题上提出一些思路和建议。     

周恩来儒家"新仁学"思想的论语关乎——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

本文选择周恩来儒家传统文化元典中"新仁学"思想和精神并通过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功能,来彰显周恩来一生深濡儒风,倡行"新仁治"天下的高风远致.我们对过去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涉及治国方略的传统,批判或否定的太多,太个人世俗情绪化,仅凭个人一人之好恶就决定天下之好恶,纯"人治"的政府机制和公权取代了起码的理性"仁治"和"法治"之判定标准,而正是<论语>这本儒家元典内在的"中国书"与周恩来这一伟大人物渊博的学识和完美的儒教人格的内在关乎与联系.     

"以对方为重": 梁漱溟的儒家伦理观

我在讨论梁漱溟晚年著作<人心与人生>(1975)的论文的结尾处曾说:"他的这种‘以事实证理想'的信念贯穿其一生,虽支持他终于在晚年完成了他的心理学之作,但实际上,其心理学部分的价值并不甚高,他的更重要的贡献可能仍是在其伦理学的一部分."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5页.本文即以其论伦理的思想加以叙述和讨论,以观察儒家传统对于现代性伦理的反应,最后则就其"他者"优先的伦理思想略加讨论.     

古代文明与“卡里斯玛”——M·韦伯眼里的古代社会

“卡里斯玛”是Ｍ·韦伯在其社会学理论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一种特殊的、在并非人人都可企及的意义上被理解为“超凡”的个人品质。卡里斯玛是提供超越日常生活需求之外的一切要求的基础，这一点在越是远古时代，反映就越明显。因而，文明发展从某种角度来看，恰恰是卡里斯玛“超越精神”逐渐被世俗日常生活需求的满足要求所排斥的过程。本文试图通过对中西古代文明有关方面的比较，来说明两种文化在“超越精神”方面的差异及其社会历史根源。作者认为，如果说中国古代自秦统一后出现的官僚帝国形态，抑制了中国文化中“超越精神”成分的发展，从而导致中国没能产生象新教伦理那样的诱发资本主义的精神驱动力成分的发展，那么当代资本主义在驱逐了它的宗教背景之后，同样陷入了一个官僚统治的、敌视卡里斯玛、消解一切“超越精神”的文明发展的困境。这是我们今天必须正视的时代命运     

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形上缺失分析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由人们按照对"现代化"的认识来打造的,为什么近代中国人未能合理地认识"现代化"?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想资源的贫困是重要原因.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不能产生异质的社会组织和文化形态.我们民族更侧重的是体悟的思维方式,而非理性逻辑的求证方式.这种以伦理为基础的思维方式重主体修行和体悟,这与现代化所要求的理性精神相悖.思想资源的贫困使我们一无所有,错过历史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