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绝对理性"到"人民理性" ——青年马克思 《莱茵报》 时期人民性思想探析

"人民理性"不仅是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明确的哲学立场,也是理解马克思早期哲学变革的一条重要线索。以往的研究中"人民理性"要么被《博士论文》时期的"自我意识"所掩盖,要么就是被德法年鉴之后"现实的人"所遮蔽。本文在梳理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历程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人民理性"与黑格尔"绝对理性"做了比较性研究,并分析了这种哲学立场差异背后的原因,这对于把握马克思早期思想嬗变的内在逻辑,理解把握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论哲学形上学的"理性"

本文批评了哲学界对作为哲学形上学概念的"理性"理解的偏失,对理性与知性、理性与理智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理性不仅是人对宇宙总体存在的认知,而且是人的实践的意志和审美情感在哲学形上学中的对象化;理性本质上是人类的自我意识,是人类生活和实践的合理性依据在哲学形上学上的投射,哲学家如何理解人,如何处理社会规范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也就决定了他如何理解理性.立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要求,现代理性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对象,因而必须以马克思的理性自由主义取代黑格尔的理性专制主义,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法哲学思想中的人民理性观

在西方传统法哲学思想中,对理性的不同理解直接关涉到国家和法的基础问题。康德坚持的是形式主义的理性观,黑格尔则对理性做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处理。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认为人们的现实生活及其需要就是法律的基础,从而把理性和广大人民的生活习惯及其利益联系起来,体现了人民理性观。在立法问题上,马克思认为由法律的理智思维方式所决定的立法途径的局限性使得穷人合乎理性的习惯法在法律上得不到体现;在国家中,封建政府官僚的理智思维方式也导致他们只会简单按照法律做事,看不到普通劳动人民利益的普遍性质。这种人民理性观影响着马克思此后的思想探索路向。     

马克思哲学理性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渊源

本文通过考察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青年马克思哲学转变的影响，试图突破原有的从哲学的单一角度审视马克思哲学理性的研究思路。以为自1843年底马克思界入批判市民社会的理论视域之后，法、德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相继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理解这一点对于正确界定马克思哲学理性的本质非常重要。     

理性批判与社会历史批判——黑格尔与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思想之比较

对于传统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抽象同一性思维方式及其困境,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予以了深刺的批判.然而,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对此选取了不同的路径——前者是通过理性批判、后者是通过社会历史批判来完成的,这就导致了两种全然不同的结果,即黑格尔虽然力图超越形而上学但却重新陷入其中,而马克思则实现了对形而上学的革命性变革.文章试图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做一番比较,以期对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形而上学变革思想以及马克思哲学的真实性质有所帮助.     

科学理性的生命观照——论鲁迅早期的科学思想

鲁迅的科学思想基于其生命主义立场。鲁迅看到了科学理性的理性特征,但他更愿意从生命意识的角度去理解科学理性,把生命意识看作是科学理性的本体。据此,鲁迅认为科学理性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是“长时段”的而非急功近利的。这正是鲁迅否定洋务派思想的主要根源。     

交往理性与演进理性:哈贝马斯与哈耶克法律思想对中国法治的启示

"理性与法律"是法律思想的重要命题之一,理性本身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概念.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的诸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缘于对理性的片面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与哈耶克的演进理性及其法律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理性的内涵,从而推动中国法治事业更为良性和顺利的发展.     

有限理性背景之下的情绪功能

有限理性模式是基于一种假设,即时间、资源和智力能量是有限的。因为这些局限性,人类理解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非常有限,通常在决策时,我们只能做到有限理性,难以达到完全理性的要求。作为非理性因素的情绪能够影响各方面的决策,通过背景情绪,与任务相关情绪和预期情绪三种途径在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学意蕴——以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察为例

从人学角度上讲,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是异化劳动,而不是劳动本身。由于粗陋的共产主义和空想的共产主义不理解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它们的共产主义就必然是一种乌托邦。马克思认为,科学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和人类社会的归宿。     

科技理性界说

理性是复杂而多义的,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角度看,分别有本体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本文回顾了科学、技术与理性结合的历史,讨论了科学、技术与理性的关系,分析了科技理性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是一种主-客两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具有精确性、功利性和对客体探求的无限扩张性,是观念性与行为性的统一。作为社会发展强大力量的科技理性,需要伦理道德的规范和人文精神的引导。     

论道德合理性

在现代公共生活中,探讨和建立道德合理性机制正在成为现代道德发展中越来越具有社会重要性的问题。合理性作为表达人性实现状况的基本范式之一,表达了人性实现的状况。作为一种对社会生活进行价值调节的工具,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成为一种重要的价值运行机制。在道德合理性机制的调控下,人们从"身体"开始,通过以劳动为前提的"享受",达成"尊严"的生存目的。     

试论需要与合理性问题--探寻深化价值哲学研究的理论生长点

需要与合理性问题作为价值哲学的两个核心问题,是当今学界争论较为激烈的课题.今天,它们已成为进一步深化价值论研究所不可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与合理性问题的共同症结在于人们对需要的实质及合理性之理性理解的分歧.从实践观念的思维方式看,需要实质上是人的一种生存发展状态,具体而言即一定的主体为自身生存发展而与一定客体处于矛盾对立关系中的能动统一趋向.合理性之理性作为人们现实生活指导,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有认知、实践、评价等方面的内含.综合考察二者,我们便发现价值哲学中一个重要课题--合理需要问题的凸现.     

公共理性与多元主义

在当代民主社会,多元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逃避的历史事实,人们之间普遍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而民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要求其所制定的公共政策或法律法规必须以全体人民的一致自愿同意为基础,这就出现了多元与共识的矛盾。公共理性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即试图通过一种平等政治主体之间的公共协商过程来解决此种矛盾。     

法律规范的合理性

法律规范的合理性问题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法律规范的合理性可分为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法律规范的实质合理性在于对权利与义务的规定的正当性和可行性;法律规范的形式合理性是指法律规范的结构和表达形式的合理性,是对法律规范逻辑上和语言上的要求.     

论哈贝马斯的理性观

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哈贝马斯没有放弃对理性的追求,而是在分析沟通行为与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在语言行为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不同于传统理性观的沟通理性。他以沟通理性为核心概念剖析现代西方社会理性化的矛盾,提出了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病症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补充和拓展了以往理性观的内涵,他的理性观也为西方理性指出了一条走出困境的可供选择的途径。     

试论实践的合理性

当代人类实践的消极的反主体效应所引发的种种人类生存困境及“全球性危机”,迫使人类深刻反思实践的合理性问题。实践合理性问题的实质是依据科学合理的理性观和价值观对具体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价值和意义的反思、评价和规范。具体来讲,真正合理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真、善、美三个基本尺度,以达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公共管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原始民主型”公共管理是公共性价值理性诉诸于工具理性的结果,工具理性的扩张与异化是“统治型”公共管理形成的原因,价值理性的复归和工具理性的反思及二者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催生了“管理型”公共管理的产生,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初步融合及和谐统一则是“服务型”公共管理初步形成及未来“民主专治型”公共管理发展的基本动力。     

妥协理性与社会和谐

妥协是解决社会冲突的基本方式之一,一个存在尖锐对立而又不能通过适当让步与妥协达成一致的社会,不仅社会发展难以实现,即使是社会存在本身都有可能成为问题,妥协由此而成为社会必需的一种公共理性.妥协是相关行为主体在特定背景下的一种理性选择,妥协也是有着深刻的理性基础的.妥协有足够理由成为一种维持现代民主社会必需的公共理性,妥协理性对民主社会的健康运转有着重要的意义.社会和谐的实现需要公共理性的培育与升华,妥协理性正是社会和谐所必需的公共理性的基本内容之一,我们应该抛弃对妥协的传统偏见,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妥协.     

律师会见与交往理性

从“交往理性”向度 ,律师会见权从主体、客体、内容、目的、功能及价值意义等要素彰显了一种理性蕴涵。律师会见行为本质是一种“交往行为” ,它使信息交流和意见沟通成为可能 ,使刑事辩护和人权保障作为一种文化得到了继承和发挥 ,并创立了辩护律师与被指控人之间、控辩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连带关系 ,使整个刑事诉讼秩序得以规范化和社会化 ,促成一种交往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