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在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成为近年来法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为此,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该问题:一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二是我国现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三是如何完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基本问题研究——对相关传统话语的批判性考察

传统话语对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解读存在不少误区,如对"宽严相济"的政策定位、基本内涵、与其他刑事政策的辩证关系等问题的理解就是如此。"宽严相济"这一刑事政策应当被解读为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的基本内涵应当被理解为"宽严有度"、"区别对待"。对"宽严相济"与其他刑事政策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应当重新认识。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法理学分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存在制定机制、实施方式、规范形式以及稳定性等方面的不同,同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刑事法律的指导作用分为立法和司法两个相对独立的层次,应区分理解。结合我国传统的法制思想能够更好地比较和解读"宽"、"严"、"相济"的正确含义,全面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此外,从建设和谐社会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注意维护民主政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等价值目标。     

论在检察工作中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过去曾经过分强调刑事政策中"严"的一面,忽视"宽"的一面,在大力推行轻刑化、非刑罚化的世界潮流中,我国力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司法理念的一大进步。在检察工作中正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且在已形成健全"严打"工作机制和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宽松的刑事政策和制度,如慎捕重教、暂缓起诉、轻罪和解、未成年人犯罪轻缓化等,并从立法上健全轻罪非刑事制裁制度,使之统一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中。     

宽严相济:基于司法能力与被动的分析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提出的新的刑事政策,是司法机关准确实施国家法律的重要指针。依法办案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题中之义,刑事司法必须在现行法律范围内"从宽"与"从严",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依法办案。在刑事司法中,司法者应当明确适用空间、抓住关键环节和区别案件情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概念分析

作为概念,“宽严相济”有一个从统治方略到刑事政策的转变过程,而当下所说的"宽严相济"指的是一项刑事政策,它有着特定的权力结构背景和理论知识语境。作为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特别是在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刑事政策运行方式、保持刑罚适正性等方面都实现了质的飞跃。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嬗变历程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从背景上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严打政策的理性反思,是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目标的有力回应。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自由刑执行的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对于犯罪的惩治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结合,以求得最佳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从刑罚理论角度观察,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严”和“宽”都有其理论根基,宽严相济是我国自由刑执行的导向性刑事政策。应该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完善我国的自由刑执行。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内涵与精神理念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顺应社会形势发展,在刑事领域内作出的政策性安排,它标志着我国法治文明的进步和刑事法治的完善。这一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刑事运作的重要指导和精神理念。深入研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内涵及其精神理念等问题,对于推进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展——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观照

宽严相济是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政策,其内涵是宽严有别、宽严有度以及宽严互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虽有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但受我国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刑事思潮的影响,其人权保障的使命没有得到完全彰显。恢复性司法强调被害人和犯罪人的中心地位,以恢复为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为价值目标。因此,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观照,弱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功利性因素、更加注重人权保护应当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未来发展的方向。     

论侵权行为法中受害人的同意

在侵权行为法中,受害人同意是指,受害人就他人特定行为的发生或者他人对自己权益造成的特定损害后果予以同意并表现在外部的意愿。它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合法有效的受害人同意包括以下几项要件:必须有明确具体的内容;真实的、自愿的;受害人具有同意能力;加害人尽到充分的告知、说明义务;不得违反法律的强行性、禁止性规定以及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合法有效的受害人同意能够作为违法阻却事由或抗辩事由,从而免除加害人的侵权责任。但是,受害人对于犯罪行为的同意既不能免除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也不能免除民事责任。受害人的同意与受害人故意、自甘冒险、免责条款之间既存在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     

刑法解释限度:约制与理性化——基于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的思考

前理解影响着刑法解释,进而影响着刑法解释限度。有效制约前理解对刑法解释限度探询的消极影响,发挥前理解对刑法解释限度探询的积极作用,需要我们将前理解理性化。社会公众愿望对刑法解释限度的探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作为说明性理由,不具备正当化能力;考量公众愿望必须在法律标准的范围内,对公众愿望进行理性、合法的吸纳。国家的公共政策和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限度产生着根本性、实质性的影响,欲控制国家的公共、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过度的扩张,有必要将公共政策和刑事政策纳入法治的轨道:首先要将公共政策和刑事政策纳入传统刑法法治———权利话语体系之内,以恒久性的权利话语限制随机性的权力关系;其次要结合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本质,在深思动用刑罚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效益性基础上来考虑是否介入政策实质性的影响。     

论刑事政策的二律背反原理

政策与法律的冲突是刑事政策的核心问题。在冲突原理的介绍中,坚持从变革社会的情形出发,坚持辩证法的二律背反原理,坚持制度的经济分析,都是为了引入广义的刑事政治理论约束刑事司法政策的作用空间。归根到底,既要禁止刑事政策超越刑事法律,甚至违背刑事法律直接适用于抗制犯罪的任务,也要考虑到变革社会的情形,以扩大供给为目的,从立法、司法的层面共同探讨妥当的制度路径。     

善待刑法学通说与刑法解释学:一种刑法信仰与权威的生成之道

理论刑法学和应用刑法学是刑法学的两大支柱,而刑法学通说和刑法解释学分别是前二者的灵魂,但目前的刑事法治生态环境呈现恶化趋势。刑法学通说必须同时具备长期性、共识性、验证性、实用性和动态性,应妥善处理刑法学通说与学术创新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学术创新推进刑法学通说的历史进化。刑法解释学是最基础和常见的具有独立品格的学科,不能一味地批评法条主义,作为刑法实践的代言人,应以刑法学体系为疆域,重新树立罪责刑关系和罪责刑均衡为对象和目标的刑法解释新范式。刑法是理性与实践的结合体,刑法学通说和刑法解释学是刑法信仰和生成的根据与基础,二者不可偏废其一。     

“宽严相济”：一个被误读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为构建和谐社会而作出的重大政治决策。现阶段,＂宽严相济＂是轻刑政策与重刑政策的统一;它是一项刑事司法政策,而不是基本刑事政策。它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组成部分。     

"宽严并进"刑事政策在台湾地区的实践——以台湾地区2005年"刑法修正"为样本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宽严相济成为中国大陆基本的刑事政策。无独有偶,在海峡彼岸,台湾地区也推出了“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并以此为指导在2005年进行了“刑法修正”。台湾地区刑事政策的调整涉及面广,有其自身的特点,引起学界和刑事司法部门的高度重视,对大陆刑事政策和实践也具借鉴意义。     

善意取得抑或赃款追缴

使用赃款向网络主播打赏的案件近年来频繁发生，此种打赏是否可被司法机关追缴、还是由网络平台和主播善意取得，对此问题在学术界尚未形成通说，司法裁判的结论也各不相同。直播打赏涉案犯罪罪名种类多，主要涉及财产类犯罪；犯罪主体限于自然人，以青年男性居多；在被打赏的平台和主播中，泛娱乐直播占比较高。从中国刑事追缴制度的立法沿革可知，立法机关对于民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持肯定态度。司法机关对于赃款用于打赏是否可追缴存在分歧，对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存在不同认知。用户打赏行为不是无偿赠与合同，也非附义务赠与，而是属于“用户平台”和“用户主播”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平台提供技术支持，主播付出直播服务劳动，打赏用户获得精神回报。在服务合同关系中，不考虑货币特殊属性对赃款的影响时，打赏行为属于民法上的无权处分，在无相反证据时，应当推定平台和主播具有善意，正常打赏的对价有其合理性。因打赏礼物给主播而完成赃款打赏的交付，符合善意取得规则。因此正常的网络打赏即使是赃款在刑事程序中也一般不应被追缴。     

刑法最后手段性的根基及实现

在抗制犯罪这种反社会的行为时，刑法的机能决不是无限的。刑事处罚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处理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在其他手段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即不得已的范围内适用。刑法的最后手段性体现了一种“慎刑”思想，已成为近现代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而其确立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根基。在我国，树立刑法的最后手段性观念，对刑事政策的制定、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刑期于无刑"思想与和谐社会刑事政策的构建

"刑期于无刑"的思想源于三代,后来被历朝历代奉为最重要的刑事策略,成为始终指导着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最基本刑事政策.对"无刑"的追求,法家主张"以刑去刑",而儒家则主张"以德去刑"."以刑去刑"的政策最终导致重刑主义,而"以德去刑"的政策却具有轻刑的趋势.历史证明,"以刑去刑"的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后被"以德去刑"的政策所取代.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有重蹈"以刑去刑"政策覆辙的危险.构建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应当吸取和借鉴"刑期于无刑"刑事政策化进程中的教训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