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梦话·真话:论巴金《长生塔》对爱罗先珂的接受

巴金对五四时期"爱罗先珂热"的介入,是个值得探討的文学现象。爱罗先珂(Vasil Eroshenko,1889-1952)是俄国盲眼诗人、童话作家和世界语者。他在俄国并非著名作家,唯于中国却获得五四文人的热情译介。巴金对爱罗先珂的译介和接受,有助我们理解中国五四作家的"爱罗先珂"情结与投射。本文把巴金理解为一位"文化翻译者",讨论他如何为中国现代文学引入俄国的资源,并以《长生塔》为切入点,重新考察巴金在中国儿童文学上的位置。本文题目中的"童話""梦话""真话",转化自巴金的引文和书名。巴金曾把其"童话"称为"梦话",而"真话"则来自巴金《随想录》的"真话集"。本文认为,巴金的"童话"是个"梦话",表达了对理想新社会的向往,同时也是回应时代的"真话"。     

从《长生塔》看儿童文学的儿童性

巴金三十年代的童话作品《长生塔》,具有独特的艺术特点、强烈的政治激情和深刻的思想寓意,然而,它对儿童却缺乏吸引力。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长生塔》的成败得失,探讨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性和教育性的关系问题,以期对我们今天的儿童文学创作提供借鉴。     

走进童心的梦 看定真实的虹——爱罗先珂童话作品分析

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以细腻的笔触在童话作品中塑造出一个个美好的未来国度,表达了平等与博爱的思想,以及为追求自由与幸福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创作中充满了人文精神与战斗气息。     

巴金的早期创作与无政府主义思想

巴金自三十年代初开始创作,接连发表了《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等十多部作品,显示了卓越的才华。他的作品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喜爱,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但“四人帮”的走卒们竟以巴金早年曾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为借口,生拉硬扯,无限上纲,诬指巴金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进行残酷斗争,妄图否定巴金及其作品。这当然属于别有用心。对他们所妄加的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彻底予以推倒。但从学术范围来说,巴金早年的创作的积极作用与无政     

《稻草人》和“现实主义童话”

童话集《稻草人》应不应该称作“现实主义童话”？“现实主义童话”这一命题有何存在价值？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笔者试图通过文本考察,具体分析两种极端评价的偏颇;并通过对20年代至30年代童话观演变的辨析,指出童话集《稻草人》被演绎成“现实主义童话”是一种缺乏历史分析的理论粗疏,而“现实主义童话”这一个命题本身也因理论阐释的欠缺而日益失去魁力。     

论《安徒生童话》中的家庭之爱

《安徒生童话》是一部世界文学名著，也是一部真正可以从小读到老的书。它立足于现实生活，充满了对人类生活的美好愿望。《安徒生童话》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爱”贯穿于整部作品中，韵意深远，感人至深。或是对父亲、母亲的爱，或是手足之间的爱……正是这种“爱”，使《安徒生童话》的魅力在世界文坛无限散发，揭开了世界文学史上童话创作的新篇章。     

论巴金的童话创作

巴金的童话《长生塔》共收集了他早年创作的四篇童话,其内容对当时的反动统治者或揭露,或诅咒,或嘲笑,或鞭打,使人们看清黑暗,蔑视黑暗,用歌颂和赞美鼓励孩子们看到希望,追求光明。这就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巴金在早年的童话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和作品主调。     

时代的产儿——试论觉新的形象

巴金在旧中国的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写出了二十部中、长篇小说,七十多篇短篇小说。其中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尤其是《家》。这部作品在三十年代出现,应当说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新的收获。它标志着现代长篇小说达到了新的水平。文学是表现人的艺术。它的主要任务是典型人物的创造。在《激流三部曲》中,巴金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觉新是他花费笔墨最多,刻划得最为感人的艺术典型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人物看法很不一致,褒扬者甚少,贬斥者甚多。     

茅盾的儿童文学翻译

作为一个文学巨匠,茅盾的文学才能表现出很大的广度和多面性,他几乎通晓文学活动的一切领域——其中包括翻译领域。而茅盾对儿童文学的关注和培育也同样体现在翻译活动中,他所留下的儿童文学译著足以与鲁迅相提并论。鲁迅早年用文言翻译了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茅盾早年亦用文言译科幻小说《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两月中之建筑谭》、《理工学生在校记》。俄国和弱小民族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鲁迅译有《爱罗先珂童话集》和童话剧《桃色的云》、荷兰望·蔼覃的童话《小约翰》、匈牙利至尔·妙伦的童话《小彼得》,茅盾译有捷克斯洛伐克童话《二个月》、契诃夫的《万卡》、瑞典拉格勒孚的儿童小说《罗本舅舅》、波兰犹太作家裴莱兹的儿童小说《禁食节》、智利巴里奥斯的儿童剧《爸爸和妈妈》、西班牙贝纳文特的幻想儿童剧《太子的旅行》、匈牙利莫尔奈的儿童小说《马额的羽饰》、荷兰台地·巴克尔的儿童小说《改变》。至于苏联的儿童文学名著,鲁迅译了班台莱耶夫的《表》,茅盾译了卡达耶     

略论巴金的《家》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一批五四以来优秀的文学作品,巴金的《家》就是其中之一。《家》是巴金解放前的代表作,也是三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它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在国外,曾出现了多种的外文译本。但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品,也被“四人邦”打成大毒草判处死刑。“四人邦”歪曲它是“对封建制度的维护和美化”,是“三十年代的一股反动逆流”,把它划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产物。作者巴金同志也受到“四人邦”的残酷迫害,张春桥甚至咬牙切齿痛骂,对巴金的处理,“不枪毙就算落实政策”,疯狂迫害革命作家。     

“出走”背后的“回归”——巴金《家》的再审视

《家》是巴金创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收获。在传统解读中，更多是着重在对家的反叛，并进而批评主体性的缺失。事实上，巴金在《家》中描绘的二十年代渗透在我国内地广大农村、城镇中那一个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背后，暗示了出走恰恰是为了对心灵之家的回归。在出走与回归之间，巴金的创作始终保持对心灵、信仰的坚守与回归。     

茅盾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茅盾是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现代文学巨匠,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光荣的开拓者和创建者之一。五四前后,他编写和创作的童话,为我国现代童话的发展起了开拓作用。他热心为中国小读者翻译和介绍了大量优秀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为促进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劳动。二、三十年代,茅盾还发表了许多儿童文学文论。这些文论集中体现了茅盾的儿童文学思想,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     

《家》——巴金文学创作的总纲

文章立足于巴金的整个创作历程，从众多作品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特征和情感基调等方面，论述了巴金代表作《家》在其一生创作中的重要地位。文章认为，《家》是巴金文学创作的总纲，其他作品是在不同层次和方面扩展和深化着《家》的思想和艺术特征     

巴金散文风格略论

人们熟知小说家的巴金,而对散文家的巴金关注甚少。其实,巴金是从散文创作走上文学道路的。他从一九二二年初涉文苑写作的第一篇散文《可爱的人》开始,到八十年代创作《随想录》至今,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始终没有停止过运用轻便自如的散文形式,辛勤劳作,以将近三十本,百余万字的散文奉献于世。这些作品在巴金笔耕中不仅以量取胜,而且还以他的丰姿绰约构建了独特的艺术品格,在现代散文的百花园中独具风韵,自成一体。据此,本文试作宏观勾勒。     

略论鲁迅的翻译理论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同时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在那风雨如磐、鹰犬四伏的岁月,他非常热情地翻译并介绍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他曾译过果戈理的《死魂灵》,法捷耶夫的《毁灭》,《爱罗先珂童话集》,及普列汉诺夫的早期著作《艺术论》等大量作品;创办《译文》杂志,翻译并印行了两本《城外小说集》。他的译作达三百万字之多。鲁迅怀着普罗米修斯“偷火给人类”的目的,通过翻译来唤醒和激发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同时,鲁迅认为中国文学如果“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已来     

论巴金对《红楼梦》的接受

巴金《激流三部曲》与《红楼梦》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考察巴金从童年到《激流三部曲》完成这一时期的经历,可以看出,巴金对《红楼梦》的接受可分为感受期、欣赏期和再创作期。在再创作期,巴金对《红楼梦》的家族小说模式进行了符合时代的创新。研究巴金对《红楼梦》的接受,是丰富和深化巴金及其作品研究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苦痛的挣扎 灵魂的呼号——谈巴金的小说创作

血风腥雨的年代,走出了一代呼风唤雨的时代巨人;苦难深重的民族,孕育出璀灿夺目的文学明珠。巴金就是带着赤诚与执着,从30年代走到今天。他蘸着自己的血和泪写作,把切骨的痛苦溶进自已的作品中,向不平的世界叫出灵魂的呼号。 在巴金的每一部作品中,我们都会感到那血的奔腾、泪的流淌、心的颤动。巴金在《灵魂的呼号》中写道,“我的生活是一个苦痛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 多少年来,巴金一直被痛苦所围困,这痛苦是时代的苦难,是民族的悲哀,巴金的创作深深     

巴金的家庭题材小说探胜

在中国新文学的百花苑里,巴金的家庭题材小说是一朵耀眼的奇葩。它不仅艺术地再现了从“五四”到抗战胜利二十多年间的社会生活,揭示出时代本质规律的某些方面,而且也显示出巴金作为一代文学巨匠的卓越才能。巴金不止一次地说过,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最喜欢的是《激流三部曲》、《憩园》和《寒夜》。而这几部作品又都是家庭题材小说,代表了巴金小说创作的主要成就。因此,探讨巴金的家庭题材小说的独创特色和艺术成就,对研究和评价巴金的创作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铁屋中的"放火者"——鲁迅与爱罗先珂的精神对话

鲁迅以极大的精力译介爱罗先珂童话,有着内在的思想动因.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爱罗先珂对社会现实有着和鲁迅相似的心理感受,并同样擅长以隐喻的方式将之表达出来.尽管他们的艺术风格相去甚远,但都不约而同地以"放火"作为抵抗现实的象征,对启蒙精神的追索以及对"放火者"命运的思考成为他们共同的主题.不仅如此,在精神对话的过程中,鲁迅最终以更深沉的"报复"命题对爱罗先珂的理想主义做出了回应.     

"稻草人主义"与童话的逻辑

鲁迅认为“《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后来我们大都把这条路理解成为现实主义的道路,有人甚至将其命名为“稻草人主义”。无论是从鲁迅对儿童文学的认识,还是从《稻草人》这部童话集内在特性来看,都可以衍生出这种说法。惟其如此,我们不能将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稻草人》当作童话来看待,因为它所遵循的是事理逻辑而非情感逻辑,并且缺乏童话中的必要的行动性因素。对“稻草人主义”的过分强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内童话创作想象力的伸展,我们今天必须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