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节奏：宗白华美学问题与范畴的关节点

从形而上学角度而言,生命节奏是宗白华美学与艺术问题的形上范型。它是宗白华美学问题与范畴的关节点与钥匙,对体会和把握宗白华的审美时空、虚实问题、气韵生动和艺境问题,具有无法比拟的灵活性与契合性。唯有从此着眼,才更能探得宗白华美学的内蕴,才更能切合宗白华美学精神与艺术精神的特质。     

差异性体验与审美中国范型--宗白华美学的现代性路径

体验是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其根基在于他对世界“差异相”的本体性把握。他的美学研究正是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来确定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差异感和位置感。通过对中西方绘画艺术“神游”与“逼视”两种艺术经验的分析,宗白华发现了中西艺术美学各自独有的路线与境界,提炼出诉诸听觉感受,并极富包容性的“流韵”范畴,它华彩流丽、端庄有序,是独具本土特征的审美中国范型。他以此反观西方近代以来的艺术和美学,突显了审美现代性的中国图式。这种探索在中西文化矛盾依旧尖锐的今天,无疑具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正面的力量。     

宗白华美学思想论

<正> 处于中国近代和现代之交的宗白华(1897-1986) ,是一位对中国美学卓有贡献的美学家。中国近代和现代相交之际,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剧裂动荡、危机四伏,新社会的曙光初现的时代;是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遭到东渐西学的挑战,中西文化撞击、矛盾、冲突和融合的时代。如是的历史、文化背景,给宗白华的美学思想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早年就学于上海同济大学语言科,曾积极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精神,为新社会的诞生、为民主和自由呐喊;20年代初赴德国学习哲学、美学,回国后,能“以丰富的中国古典学业为基础,深入探索欧洲文学的神髓,继而反射追寻中国文化的精华”,从而“能在清澄通明的思维中,毫无保留地为传统文学点出诠释欣赏的烟火。”他主要的美学论文即写作于此时,这些美学论文(重要文章大多收入《美学散步》一书)奠定了宗白华在中国现代美学界的地位。     

以传统"艺术心性论"会解西方美学--1949年以前中国学者接受西方美学影响的一个结构性倾向

本文把中国美学对西方美学的接受作为一典型的阐释学境域.在此境域中,中国学者对西方美学的接受与阐释显示出了一种普遍的结构性倾向,即用老庄一脉思想所模塑的传统"艺术心性论"来会解西方近代以来的美学,此"艺术心性论"隐蔽地发挥着融合中西--形成新的美学知识范式的结构性作用.由此剖析了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三大家美学思想中未明言的艺术层面和由此产生的对西方美学的"误解".     

艺道合一:中国美学品格的现代建构——叶维廉阐释道家自然论的历史语境

自王国维以来,宗白华、徐复观、唐君毅、刘若愚等现代学者往往赋予中国美学以非形而上的意义.海外华人诗学家叶维廉对道家美学自然品格的彰显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语境--在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对比中突出中国美学的精神实质和人文价值,因而道家的自然论成为了最为恰适的表述.形而上理论作为西方古典哲学的典型,它为发掘中国美学"艺道合一"的美学精神和现代价值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但将中国美学的异质性普遍化,则容易忽视中西哲学和文学本身的历史脉络而陷入悖论处境.     

宗白华之"意境"与本雅明之"灵韵"的比较

宗白华的"意境"理论与本雅明的"灵韵"说作为东西方美学中的两个重要审美范畴,在审美主体的参与、审美心理距离等方面存在共通之处,但在时空意识、关涉领域、所具有的人类学意义上有很大差异.     

绵延、直觉与审美——柏格森美学思想评述

柏格森(1859-1941)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并没有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但由于他的哲学倾向与西方现代思潮的发展相一致,回答了现代派艺术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因而他的学说成了现代派艺术最重要的理论基石之一。因此,当我们探讨二十世纪西方文艺和美学思潮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柏格森的影响。柏格森学说的核心是绵延说和直觉论。所以,我们对他的美学思想,也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绵延与审美心理特征柏格森对审美心理的分析,是其绵延说在美学上的具体运用。尽管它只是为阐发绵延说而涉及,所论不多,却颇具特色,很值得重视。     

百年美学：现代与传统(上)

百年美学的兴起和演变与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相伴,它既受西方启蒙学说的影响,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改造,涌现出粱启超、鲁迅、王国维以及宗白华、朱光潜先生等一大批美学大师。他们将美学建设与改造国民性、塑造健康人格时代重任结合起来,其立人精神与美学理论浑然融为一体,给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留下了令人景仰的风范。     

百年美学：现代与传统(下)

百年美学的兴起和演变与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相伴，它既受西方启蒙学说的影响，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改造，涌现出梁启超、鲁迅、王国维以及宗白华、朱光潜先生等一大批美学大师。他们将美学建设与改造国民性、塑造健康人格时代重任结合起来，其立人精神与美学理论浑然融为一体，给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留下了令人景仰的风范。     

从尼采到海德格尔的后美学观点

一、序论按当代美学的概念,美学领域为其内在的自律性所界定。这样,美学便可区别于技术、科学、金融、政治,等等。后者都是对现实世界而非审美世界的实际关切。与这种传统相对立,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艺术哲学则用生命与真理的观点,而不是用美、有意味的形式或价值这样一些典型的美学范畴来解释艺术。如此区别开来,我则把他们关于艺术的哲学看作是“后美学的”。     

“心里深藏着一个世界”——宗白华的人生理想与实践

对于生活的创造力量、永恒生命运动原则的热情肯定 ,同宗白华对于自然的深情渴望、生命直觉的感动联系在一起 ,并从歌德的文学创作中获得进一步的确认。而无限创造的生命欲求 ,则催生了“人生艺术化”的理想热情。正是在歌德式“唯动主义”的创造性生命人格启示下 ,会合中国老庄的人格理想、魏晋时代的人生实践 ,宗白华完美地构造出了一个情深于中、静处于外的人生世界———“超世入世”的人生态度和生活实践的统一     

牟宗三美学思想探论

当代学界对牟宗三的哲学思想研究较多,但对其审美理论很少涉猎。牟宗三美学思想的特色在于:强调中国文化生命中有一种“综和的尽气精神”,即英雄的、艺术性精神。牟宗三用儒家的心性之学,改造了康德哲学美学,建立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美学,认为审美固然是一种判断,但它更具品鉴或赏鉴性质。康德的审美判断理论既有洞见,又存在着矛盾。从中国美学角度来看,真、善、美虽各有其独立性,但三者合而为一,“即真即善即美”。三者合一的关键在于善,在于道德之心,即实践理性之心。道德实践之心是主导,是人们建体立极的纲维。牟宗三“消化康德而归于儒圣”的美学运思,有助于国人确立中国美学的独特品质,实现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的总体构成

现代性有感性、理性和反思—超越等三个层面。感性现代性是被解放的享乐欲望 ,理性现代性是理性精神 ,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反思—超越层面的现代性包括艺术、哲学以及宗教等 ,是对感性现代性和理性现代性的批判。中国现代性的历史 ,存在着感性现代性没有充分发育、理性现代性缺乏科学精神和对个体价值的肯定 ,以及反思—超越的现代性即哲学、审美以及宗教的缺失等根本性的缺陷。这些问题 ,在当前的改革开放中必须解决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生态思维

大卫·格里芬是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格里芬认为,怀特海哲学是通向生态思维的,怀特海哲学就是一种建设性后现代生态哲学。格里芬本人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贯穿其学术生涯,他本人在对生态问题的具体认识上有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格里芬旁征博引包括相关科学家、哲学家、生态运动领袖等人的观点,对生态危机的真实情况、严重性、紧迫性做了全面深入的论述,有力地论证了生态危机是当前人类最大、最紧迫的危机,而不仅仅是众危机之一,并呼吁各界人士能了解生态危机、关注生态危机,在一切为时已晚前行动起来!     

赵树理的创作生涯与社会政治学模式

历来的赵树理研究,均未能从一个时代文艺模式的兴起与衰落上,来说明赵树理的创作生涯。赵树理的作品和他本人的经历,对于社会政治学模式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赵树理本与民间文艺有深厚的联系,有长期运用民间形式写作的经历。赵树理的小说确实可以看作是雅俗交汇的产物。赵树理是当时新文艺方向的代表。当他上升为整个文艺界学习的榜样时,并且要求他的创作符合于某种文艺理论的全面要求时,赵树理就难以适应新形势对他的要求了。一方面赵树理确应提高一步,提高其作品的概括性,但另一方面社会政治学模式所要求的典型形象中有着一种观念化的设定,这同赵树理向着实际的、易于吸纳事物复杂性的眼光,又难以协调。还有一个矛盾,即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赵树理主要是在一种民间大众文艺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他所熟悉的是如何适合群众的阅读欣赏习惯来写作的。赵树理遇到此种历史的尴尬,就其实质而言,反映了大众化文艺运动在走向全国后所面临的发展困难。社会政治学模式的观念设定,连像赵树理这样曾在为政治作宣传上获得一片喝彩的作家都难以适应了。与农民自在的文艺有着血缘联系的赵树理,要成为一个大作家,他应在思想的深刻性及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丰富性上,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并愈益具有世界性的艺术眼光才行。赵树理虽集雅俗于一身,却是俗多于雅,因而他应向着雅的方向有一个更大的提升。他的创作存在三个缺点:一是"重事轻人",二是"旧的多新的少",即"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但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三是"在一个作品中按常规应出现的人和事,本该是应有尽有",但因求速效,而将作品中应该有脑子里却没有的人和事省略了,"结果成了有多少写多少"。对这三个缺点的认识,表明赵树理对于他50年代初强调的"赶任务"写作的主张有了理性上的否定。赵树理的颓势是显然的:一是他的写实作风难以适应社会政治学模式,二是他的艺术上的危机也日益严重。赵树理经历了从社会政治学模式确立到衰亡的全过程。     

Is the Disposition of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 Chosen Rational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in moral philosophy is whether morality can be justified by rational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Gauthier’s moral theory, focusing on the disposition of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 which is the main thrust of his project to justify morality rationally. First of all, I shall investigate Gauthier’s assumption and condition for the rationality of the disposition of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 so as to disclose that the disposition of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 is not necessarily chosen by rational agents. Then I shall explore his other arguments including ones for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rationality and the self-critical reflection of rational beings,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his further efforts to make the disposition of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 a rational choice. By exploring them, I shall attempt to indicate that those arguments are not valid so long as he clings to the maximizing conception of rationality and thereby this conception of rationality itself is not enough to provide morality with a basis.     

李白的诗美学思想及其盛唐特征

从陈子昂提倡"风骨"论到李白再次提出"风骨"论,形成了初唐到盛唐的一股美学思潮.李白以美学史家的巨深眼光,充分认识到美学史的发展状况,善于进行思想的融合.他推崇建安时代的"风骨"美学,成为他的理想目标.天然、清新是李白的又一重要的美学思想.它要求审美形态回归本体.它宣告了六朝美学的终结,同时宣告了另一个美学新时代的到来.因而,它具有盛唐时代特征.     

皮朝纲的美学历程及其禅学转向——兼评皮朝纲新作“禅宗美学三书”

皮朝纲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重要专家，其理论体系经历了从范畴论到人生论，又从人生论到禅宗美学的内在转向，三者具有内在的相通性，通过禅宗美学实现了对其整个美学体系的阶段性总结。禅宗美学转向并非偶然，其早期的审美心理学和人生论美学研究为禅宗美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2012年出版的“禅宗美学三书”是皮朝纲禅宗美学研究的最具代表性成果。     

唐君毅对中国艺术精神主体的发掘和发现

唐君毅是标举中国艺术精神的第一人,他着重阐释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层面,认为"游"的精神是西方艺术所缺乏的一种主体精神,进而以中西比较视野加以观照,指出其根源在"感通之德"。他虽未像徐复观一样使中国艺术精神之主体完全呈现,但却有着隐在的表达:虚灵明觉心乃中国艺术精神之主体。唐君毅对中国艺术精神主体的发掘和发现,与徐复观阐释的"中国艺术精神"是有着内在一致性的。这个话题的终极指向,并非艺术,而是精神。     

启蒙的意义与现代性的合理性--福柯的"现代性的态度"

福柯将现代哲学的本质视为对“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回答。从根本上说,他对启蒙所持的是一种肯定的态度,认为它对当代哲学具有根本意义。福柯把他的“现代性态度”归结为一种“哲学的质疑”,亦即“批判性质询”的品格。虽然他不满于“理性”的专断,对它的压制非理性有着尖锐的批评,但仍肯定理性所具有的“自我创造”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体现在科学文化、技术装备、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合理性”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