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英雄与性别叙事——对李连杰电影《霍元甲》的一种女性主义解读

<霍元甲>的经典形象是民族意识和男性话语的历史产物.2007年由李连杰主演的同名电影对这一文化经典的重新演绎,虽然已经意识到以往完全被忽视的女性形象和性别符号,然而在突出呈现文化英雄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同时,仍然落入父权主义和男权话语的历史叙事模式.运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通过深入解读影片中的性别形象内涵,从而揭示出在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中被传统父权话语所遮蔽的性别批评空间.     

后现代语境下的历史、叙事与文学

"历史"和"叙事"在后现代语境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现当代批评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从概念上看,历史是虚构,历史是方法,历史是当下,历史是建构。从叙事过程上看,历史叙事是情节编织和符号系统。从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上看,历史与文学都是一种语言虚构,历史叙事对文学创作、文学效应对历史叙事具有双向的意义。     

中国电视剧历史叙事中的权力与性别——以宫斗剧为例

宫斗剧由中国古代宫廷历史正剧发展而来,在其十几年的发展中不断遭受各种争议和批评,但时至今日仍然有着强劲的艺术生命力。宫斗剧在女人的"权力游戏"中继承了宫廷历史正剧的权谋文化内容,但其历史叙事中的"艺术失真"及对权谋文化反思的缺位都使其难以产生质量上乘的艺术精品。从性别视点看,无论权力游戏还是情爱叙事,宫斗剧都完成了由男性主体到女性主体的"性别翻转",但其所传达的现代女性意识和观念极为有限,在某种意义上更多是源于大众消费文化的需要。在未来中国电视剧的历史叙事中,能否通过叙事和镜语建立一套基于现代思想观念的新认同机制将是决定中国历史剧艺术质量的首要因素。     

女性主义叙事学中的性别政治与文本意味

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叙事学的理论和方法融入性别因素,引入了结构主义叙事学所具有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规则,为文学批评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阈.本文认为,女性主义叙事学可以较为深入地使我们认识到女性作家在叙事时所具有的性别特点,同时将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的性别因素考虑其中,从而更好地对女性文本进行解读.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重点在于把文学作品语境化、性别化,聚焦作品叙事结构的性别政治.     

血链的牵绊与挣脱——论新时期家族小说性别叙事中的血缘意义

新时期家族小说中,性别叙事对血缘作用不同层面的关注与开掘,以及对既定血缘作用的多方位思考,既体现了影响性别叙事的内在动机,也使其在血缘意义的呈现上具有独特价值。     

《边城》的民族伦理与性别叙事

《边城》在重塑中国形象时其叙事基点是张扬民族伦理;民族伦理表述框定着文本的性别叙事：失衡的自然性别设置、抽空与变形的社会性别意涵、诗性叙述背后的传统性别文化逻辑、女主人公的“失语”与“假借”、一潜一显两代女性的爱情悲剧与民族历史文化命运表里互衬的结构等,形成了特殊的民族社会性别形象;在女性及“边城”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寄予了作者关于民族和自我的想象,隐含着“内部东方主义”的文化逻辑。     

从《安东尼娅家族》看电影的社会性别叙事

社会性别叙事是一种叙事方法。它从社会性别角度讲述女人和男人的故事,为电影叙事提供了新的视角。传统影片讲述妇女的故事,通常局限在妇女的个人遭遇和她们的身体。社会性别叙事改变了这种局限,它不仅讲述妇女的故事,还把它的叙事指向给弱势妇女造成伤害的社会性别机制。《安东尼娅家族》的叙事解构了传统的社会性别机制,重新想象妇女的身份,由此引发了一场在男权社会环境中的社会性别革命。     

中国当代历史文学:面向全球化的新语境

面向"全球化"新语境的历史题材创作不仅在小说、戏剧和影视等方面取得了全面繁荣,也为文学反思民族历史、建立全球化的对话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在这一认识背景下召开的"中国现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突破性地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历史翻案"现象以及历史题材的概念内涵等新旧命题提升到历史观的层面展开广泛争鸣;对于影视创作中的庸俗化弊病,则提出了精神价值底线的新考量原则;从叙事学的角度进入对历史叙事可能性的探讨也别开生面;而新批评方法的实验和呼吁则直接针对严重落后于创作的理论批评.所有这些讨论表明,全球化不仅仅作为创作背景存在,它的影响已经深入地内化到历史题材创作的艺术实践中.     

论90年代的家族小说

以家族小说表现历史变迁与文化沧桑,构成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呼应世界文学的特殊景观.其一显示出对民族现代转型的精神关注乃至历史主义的自信;其二借家族叙事呈示历史寓言,体现当代作家退回内心的忧思;也出现了某种"衰败历史的形式".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家族母题切入五四的时代主题,90年代家族小说更注意发挥家族叙事的自由空间,表现民族及人类的生存特点.     

图像叙事及其性别意义——温特森小说《给樱桃以性别》的身份主题读解

《给樱桃以性别》是一部典型运用多种后现代主义叙事手法将历史、现实、未来合为一体,对爱情、欲望、性别身份、历史、时空等现代主题进行了哲理性探讨的文本。从图像叙事的角度分析小说中呈现的图像符号及其意义,能够揭示它们对传统性别身份的解构以及温特森通过视觉形象对身份主题的艺术性表达,从而取得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的互文效果。     

叙事话语与性别意识——评施笃姆的小说《白马骑士》

19世纪德国现实主义作家特奥多尔.施笃姆的小说《白马骑士》以其具有反思性的叙事话语,聚焦于市民社会的性别意识以及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本文采用性别叙事的视角,分析了文本中叙事话语和性别建构的社会性及其相互关联。     

"左撇子"思考--序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

<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一书融合了女性主义的视角、后殖民文化研究的立场和解构的、叙事学的方法,将文学解读之中向来被遮蔽住的"性别意识"揭示了出来,细致地梳理出一条中外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生成史与变迁史,同时也细致分析了文学创作之中有意无意的性别意识在文学形象塑造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声音与眼光的结合体——《紫颜色》中的女主人公

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文学评论家的青睐,作品因其描写了一位美国南方女性在种族歧视、阶级压迫和性别歧视中如何建构自我、追求平等和自由而被誉为黑人女性文学的经典。本文旨在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阐释文本,解读沃克如何将叙事声音与叙事眼光结合于女主人公西丽之身,建构女性主义性别权威性和性别主体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逻辑结构和历史意义探析

民族叙事是人类社会对自身组织形式历史认知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作为中华民族历史形成过程的经验总结和理论表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既要以中华民族的历史存在作为叙事基础,又要以本身叙事方式的历史变迁作为民族发展史的有机构成部分。深刻领会和把握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积极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必须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求实与求是相统一、整体性与实体性相结合的逻辑结构及其理论创新的历史意义,切实增强和坚定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四个自信"。     

经典化批评的现代性历史元叙事及其悖论——以建国后17年文学批评为中心

以现代性历史元叙事作为切入口,可以发现建国后17年经典化批评的历史观具有自反性的宿命以及自身无法突破的悖论.这种尴尬、悖谬的悲剧性历史决定了以现代性、"一体化"、"不断革命"论为特征的文学批评必然走向崩溃的命运.     

“启蒙”视野之外的人性诗学——试论苏童小说中的性别书写

在当代文坛上,苏童是一个在性别书写上颇具特色的作家。他对女性命运的书写和对男性心理的透视各有千秋,但他的人性书写并不是建立在历史和现实的维度上,赋予人性历史的内涵;也不是建立在对人性形而上的追问中,赋予终极性的意义;他的人性书写是基于一种对性别和命运的日常描述,并从个体生活的变迁中透视人生百态和宿命种种。他跨越了新时期文学以来主流的"启蒙"叙事边界,关注那些身处历史之流而背对大历史的个体,在还原部分民间生存真相的同时丰富了文学书写中"启蒙"视野之外的人性诗学。     

反对性别歧视 追求性别平等——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与女性主义神学的共同愿景

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和女性主义神学(Feminist Theology)作为"弱势的性别群体"话语,二者关联密切。前者通过阅读与写作的革命来实现"妇女解放"的诉求;后者则以神学方式来表达"妇女解放"的主旨。二者共同的美好愿景即是:奋力消融性别歧视这一习焉不察的"人造顽石";执著追求男女性别平等。     

网络文学中女作者的情爱叙事与性别文化

网络文学女性写作者的情爱叙事作为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无疑是典型而又丰富的,我们很容易捕捉到其自觉地从性别角度出发致力于哲理文化层面意义的探询。但是,这些情爱叙事对性别偏见的规避以及对人性的探询依然存在很多“历史”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对当下和现实媚俗的陷阱。在追求价值多元化的环境下,网络文学女性写作者对爱情主题的叙述也要从爱情的社会性、自由性与和谐性进行理性的关照,只有走出以“性事娱乐”的浮躁叙事,爱情作品才能真正成为一种愉快而自由的美的欣赏和生命体验。     

论历史叙事对文学叙事的影响机理

与西方叙事传统不同,中国古代叙事能力在对历史文本的编纂中逐步提高,历史文本为文学叙事提供了文类特征及叙事模式,成为其孕育的母体。从发生学角度探讨历史叙事对文学叙事的影响机理主要在于:神话的特性及其发展流向、历史叙事范型的形成、历史叙事虚构语境的营造以及"史贵于文"价值观念的确立。     

台湾百年话剧中的民族寓言

民族寓言是民族叙事的一种独特形式,台湾百年话剧的民族寓言包括原型叙事、历史叙事和乌托邦叙事等。原型叙事作为文化记忆与集体潜意识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琴韵千秋》《楚汉风云》《和氏璧》等剧目中,知音、君子、英雄等“原型”意象隐藏着文化特质和人格,以新型话剧形式,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文化精魂。历史叙事作为历史记忆与现代转型的民族寓言,体现在《国姓爷》《阉鸡》《胜利进行曲》《光复进行曲》《牛犁分家》等剧目中,以个人和家庭的故事展现台湾人民在荷占和日据时期集体的反抗斗争和后殖民论述,也展现台湾人民和祖国血脉相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乌托邦叙事作为社会理想与现实指涉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猪八戒做和尚》《武陵人》《暗恋桃花源》等剧目中,“桃花源”作为中国人理想世界的象征,在台湾剧场重生,创造乌托邦叙事的民族寓言。民族寓言使台湾话剧激活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蕴含集体无意识能量,焕发出更加璀璨的理想色彩和艺术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