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象学的视野来理解郭象的“独化”论

郭象的“独化”论思想不仅在魏晋玄学关于“无”、“有”等本体思想之演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也独树一帜。如何看待郭象的“独化”论呢 ?人们往往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把它作为抽象概念来认识 ,由此将其视为神秘的唯心的思想。其实 ,郭象的“独化”论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 ,而是一种现象性的存在论。当然 ,郭象没有明确的现象学的思想 ,但他有明确的“相因”论的思想和方法论 ,由此表现出了其“独化”论的现象性义蕴。郭象的“独化”本体论不仅具有现象性 ,他的“遣之又遣”的“冥而忘迹”的认识论也有现象性     

论郭象的“适性”而为

郭象是魏晋玄学发展中的重要人物,是玄学崇有派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适性"而为的理论,认为"有"是世界的唯一存在,继而由"有"推论到事物的"自生"、"自有"、"独化".事物的"自生"、"自有"、"独化"皆源于事物各自的"性分",事物各自的"性分"是天然而有的,是不可更易的,因此万事万物便只能也只需去"适性".     

论郭象“独化”范畴的本体论意义

关于“独化”的含义,郭象在对《庄子·齐物论》中“罔两问景”一段作注时说： “……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 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邪？无邪？ 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 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 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城,虽复罔两, 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 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 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 虽复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将使 万物各反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外 无所谢,而内无所矜。是以诱然皆生而 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今…     

郭象"量力受用"的现代诠释

郭象"量力受任"的问题,至今仍未受到学者应有的重视."量力受任"之"力"是个体"自然之质"外化的具象.其现实运行的内在心理基础为性分自足,外在运行机制则是"当其能"和"司其任"."当"和"司"的判断主体虽是统治者,但在动态的层面上,"当"是对统治者提出的要求,关键在本个体之"能";"司"是对个体提出的要求,根本在与"任"保持一致.它是角色意识的表现.在当今国际化人材资源开发的进程中,尽快确立以"能"为唯一衡量标准的社会价值系统,践行自我价值的定位,营造以自己能力为接受社会委任与否终极法则的文化生态.同时,尽快构建"量力受教"的社会教育氛围,把"第一"(应试)教育模式转到"唯一"(素质)教育模式的轨道上来.     

自然与自由--论陶渊明"自然说"与郭象哲学的关系

陶渊明思想的主旨是自然.道家哲学中,自然主义思想最彻底、最突出的是郭象哲学.通过对陶渊明<形影神>三首组诗的分析,可以看出,陶渊明任运自然的人生态度深受郭象哲学影响.二者所讲的自然又有不同之处,陶渊明之自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庄子和郭象的继承与创新.从总的倾向来看,由自然而自由是陶渊明与郭象的共同思想.     

郭象"不损己为物"的理想人格论

郭象以个体自我为立论基础.在彼我关系中,以弃我殉彼的行为为悖于"常然"的行为,其"常然"在内在方面是"用物不役己"和"及人而不累己",在外在方面是"不损己为物"."用物"和"为物"的基点都是"不役己"和"不损己".其理想人格是由大人、真人、至人和圣人构成的由低到高的层次序列.大人、真人具有"无心而顺彼"的素质,显示着对外在他人的尊重和外在价值观的认可.至人是"以民静为安"精神的凝结,体现着社会责任感.在最高台阶上的圣人折射着"不舍及逐物"和"外内相冥"等特征,由<庄子>的"内外不相及"变成了"相及".大人和真人体现的大多是道家精神,至人和圣人则既有道家的超神入化,又有儒家的合俗入世,是整合道家和儒家精神为一的人格形象,也可以说,是道家化的儒家人格.     

中国古代审美观照的拓展与深化——论郭象“独化”哲学中的“俯仰”与“虚静”的整合

郭象独化哲学的崇有把自然山水审美引向独立,相当于掀起一场美学革命。这其中包括对俯仰与虚静两种审美观照的整合,深深影响了此后美学思想发展进程的基本走向。俯仰与虚静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俯仰有观物取象之长,亦有思维的类比受限之短;虚静有排斥外通感物之短,亦有拓展心灵自由之长。郭象的无心玄应,唯感是从则构成二者的交融互补。其经无心过滤清洗过的唯感是从,一方面以俯仰的类比之短补入虚静的心灵自由之长,另一方面以隔绝外通之短补入俯仰的接物之长。中古山水审美的寓目辄书蔚然成风、巧言切状的追求及目击道存的观照方式的确认和推行,均得益于这种整合。它既是对庄子虚静排除具体感性的改造,又是对其目击道存理论依据的创造性发展,从而大大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古代的审美观照。     

庄子"无内无外"的精神养生论

人们对庄子的研究,大都偏重于玄道本体论、精神自由论、相对论及社会伦理观等方面,从总的来看,并没有突出养生论在庄子学说中的地位.庄子是最早研究养生的哲学家,认为最重要的知识是养生的知识,而养生的重点又在于精神养生.从人的内在心灵和外在世界的关系上,可以分出有外无内、有内重外、定乎内外、重内轻外、无内无外五种人,这五种人代表着精神养生的五个层次.庄子"无内无外"的精神养生论,是对老子<道德经>养生思想的发展.     

性分·生死·穷达——论陶渊明与郭象的思想差异

总观陶渊明的诗文与郭象的<庄子注>,不难看出,"性分"、"生死"、"穷达"是他们积极探索的课题.但由于二人的出身背景、人生目标、所事学科不同,因而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具体来说,郭象倡导的是等级之性,而陶渊明标举的则是本然之性;郭象对生死的超越是智慧的,而陶渊明的超越则是诗性的、心灵的;郭象根本否认穷达的存在,而陶渊明对穷达则是齐一的、冥同的、不计的.     

论老子“有”“无”的美学意义

老子哲学思想中最核心的就是道论。而与道密切相关的就是＂有＂＂无＂问题。老子论＂有＂、＂无＂可分为两个层面：道体的有无和现象界的有无。其中,包含三个重要的观点,即有无统一、有无相生和有生于无。它一方面阐明了有无的相生与统一,成为中国古典美学虚实说的源头;另一方面又以虚无为本,对中国艺术创作中崇尚虚境的审美理想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为了实现对＂虚无＂的道的体悟观照,老子提出涤除玄览,也是后世主张虚静的审美心胸理论的源头,因而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     

论隋唐道教"道性"论对于佛性思想的吸收

隋唐道教关于道性起源有"本有"、"始有"、"亦本亦始"三种观点,而这些说法恰恰与佛性论的三种理论直接对应,显然是从佛教之中直接移植的。而孟安排所言的五种"道性"是将"道性因果"与"亦本亦始"两个方面的问题合为一体的尝试,同样是在佛教思想影响之下完成的。与佛性常清净的思想相似,三种道性说都是持"道性"本来清净的立场,这样便有一个清净之本体与妄染之心的关系问题。隋唐道教对此有多种略有区别的诠释,而以"心性清净,烦恼所覆"的理论模式和"两半义"最重要。这两种理论都是在吸收佛教中观学的基础上,将道教的传统思想加以改造而形成的。     

"改良"与"革命":20世纪中国启蒙逻辑的再诠释

改良与革命是20世纪两个十分显赫的关键词,也是与启蒙话语密切关联的实践路径。就启蒙本身而言,近现代中国有“弱势启蒙”和“强势启蒙”之分;就启蒙导引的现代性进程而言,又有“激进”与“保守”等理念之别。本文在百年启蒙历史的“骄嚣”中,梳理出了由两种基本路径组成但又由两种路径演绎出的形形色色的现代性谱系。     

印度哲学关于“无”与“有”的论争——兼论日本“批判佛教”如来藏观“有”的逻辑

印度哲学关于"无"与"有"的概念和纷争,以及引申出来的"无我"与"有我"的论争,历来就是印度哲学的主要命题,也是正统派哲学与非正统派哲学的理论分界线。佛教是持"无我"的观点,但是佛教否认"有我"与吠檀多派承认"无"并非同等意义上的相似,而是具有根本的区别。其实佛教内部存在的无与有的论争,是关于是否承认一切事物皆有基体的问题。日本"批判佛教"认为:佛教承认如来藏的存在,也就是承认"有我"。将佛教内部的纷争放在印度哲学思想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佛教与婆罗门教之间有相互影响的痕迹。     

"绵羊地"和它上面的"绵羊"们--李佩甫小说中百姓一族的一种国民性批判

当代作家李佩甫的乡土小说以"绵羊地"的审美意境营造而闻名,里边的百姓一族是作为其国民性批判和探索主题的主要对象而出现的.他们身上所积淀的这块土地上的一种"有气无骨"的精神气质,成了这块土地上的"绵羊"族.因而这也造成了他们自身生存的严重缺陷状态,并不断地强化着自身的苦难命运.     

再论物权的概念

物权概念具有抽象性与普适性,难以对各种物权的主体一一列举,物权的主体应当采用“权利人”的表述。权利人的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开放性,可以将各种主体纳入其中,能够为未来出现的新型物权及其主体的确定留下足够的空间,也符合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形态。物权的客体主要指动产、不动产,是有体物,特殊情况下权利可以作为物权的客体。物权的支配性与物权的客体主要是有体物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无体财产权也具有支配性,但其客体范围很难像有体物那样确定,所以支配性较差。物权法应当将物权界定为权利人直接支配特定物,并对抗第三人的权利。     

胡宏的“性”论探析

胡宏的“性”有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性无定体,性体即遗体即天命,性体是形而在上的,流行发见于天地万物,性体是天地万物存有与活动的最终根据;第二重含义：物有定性,万物各正其性,万物皆成于性。物之性表现为性形、性能、性理。人之性表现为生理之性、心理之性、义理之性。无论是无定体之性还是有定性之性．善恶皆不足以言之。     

"诗见得人"--朱熹诗论的生存论诠释

作为哲人与诗人的朱熹,其诗论既是一位精通文艺的创作者的甘苦之谈,又流露出以道德标准主导审美判断的倾向.他强调诗作要气象近道、见得人心,标举诗风的自然与平易,其具有时代局限性的具体言述,是以中国思想的终极视域为基本背景的.本文即在此景观之下,从人在天地之间的生存体验和深度感受出发,对其诗论的内在精神作出生存论意义上的诠释.     

论艺术形式创制的有体和无体——中西艺术范式差异再辨析

艺术形式创制有其现实关联,即从出于物。物有形也有体,形来自人对物的把握,体则来自物本身。唯有有体,呈现体性和体相的形才是即物的,才会给人以实感。西方艺术,无论是希腊—文艺复兴传统,还是现代主义,艺术形式都是有形有体的,因此写实,呈现出确定性;中华艺术则相反,形式创制是有形无体的,因此不写实,没有确定性。形是一切艺术作为感性文化必须具备的,否则形式便无从感知,艺术也就不复存在。但是,体则不是艺术形式所必需的,一个无体之形依然可以诉诸感官。体与个体性相连,无体之形虽能感知,但已不再系之个体存在。西方艺术由于有形有体,感知便是个体性的,不可复得,无以共享;中华艺术由于有形无体,感知便是非个体性的,是在共体层面发生。所以,形式的有体无体展现了中西艺术的分水岭所在。这是从中西艺术面临的与现实关系这个共有问题出发,由不同即物方式得出的一个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