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尸体——“一·二八事变”中红卍字会的掩埋尸体活动

与有关日本侵华战争的宏大叙事不同,本文着重探讨一个小问题:战场上的尸体掩埋问题。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名为红卍字会的宗教慈善团体将掩埋中国平民尸体作为其救济活动的重要内容,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与此同时,红卍字会受日本民间宗教大本教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要求,试图寻找两具日本兵的尸体,这一未果的事件,揭示了在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下,红卍字会很难践行其意欲超越敌我对立的普世主义理想。     

红卐字会赈灾实录——以1929—1930年天津红刚字会施粥为例

红卐字会,又称世界红捂字会,是1922年成立的全国性的民间宗教慈善团体．其发祥地在山东济南。在灾害频仍、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红卐字会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大量的救济灾民活动。本文通过解析一份《天津红卐字会施粥厂征信录》档案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红卐字会在募捐赈灾与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充分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     

南京大屠杀时期红卐字会活动的两面性

南京大屠杀时期,红卐字会的活动包括进行社会救助和参与日伪活动两大部分.红卐字会的社会救助行为固然值得肯定,但参与日伪活动,则使红卐字会的活动具有了善恶并存的两面性.参与日伪活动实质上是沦陷区红卐字会争取日本的"政治合法性"的无奈之举.其实,红卐字会南京大屠杀时期活动的两面性正是抗战时期沦陷区红卐字会艰辛历程的写照.     

民国时期赈济慈善业运作机制述论

民国时期的赈济慈善业不仅有较为完善的管理机构及社会慈善组织,而且有较为完备的成文法规和组织制度;在实际运作上,在救灾赈灾、战争赈务、安老、育幼、扶孤、助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国民政府在指导思想上打破消极赈济的观念,注意将赈济与生产创业结合起来,这些都体现了民国时期赈济慈善业的新特点。     

我国慈善义工活动存在的不足及其法律对策

慈善义工是慈善活动的志愿者,他们在弘扬慈善理念,促进社会保障、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慈善义工活动的概念入手,概括了近年来我国慈善义工活动的现状,分析了慈善义工活动开展中存在的缺憾和不足,指出慈善活动立法的缺失是慈善义工活动呈现不和谐状态的重要原因.并从《慈善法》的立法角度,就如何使慈善义工活动步入法制化的系统发展轨道,进行了五个方面的法律对策思考.     

通过慈善实现正义?——“创造性资本主义”及其批判

以慈善的方式实现分配正义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观点,但在现代社会,人们已不再认为个人慈善可以保证分配正义的实现.“创造性资本主义”理论提出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慈善来消除贫困、实现分配正义.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以企业慈善的方式去实现分配正义,既不具有有效性也不具有正当性.它会导致身份不正义和其它正义价值的损失,还会使富有的人通过少量的慈善而被免除大量的正义义务,反而不利于正义的实现.没有政府对正义的保证就没有真正的慈善,政府再分配制度的建设应该优先于对慈善的鼓励和强调.     

慈善绑架问题及其防治

慈善绑架是指慈善活动中捐助者以捐助的名义胁迫受助者满足其私人目的或利益的行为。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胁迫受助者感恩或者写感谢信、胁迫受助者配合捐助者进行自我宣传、曝光受助者的私人信息等。慈善绑架兼有慈善性和胁迫性的双重特点,慈善性是指它以慈善的名义进行,并至少在效果上实现了救助的目的;胁迫性是指它利用慈善要挟并强迫受助者做不愿意做的事。捐助者、媒体、慈善机构都有可能成为慈善绑架的实施者。评价慈善绑架应该坚持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在效果上我们应该对带有绑架的慈善持肯定的态度,而在动机上我们应该对慈善绑架持批判的态度。慈善观念的滞后、网络媒体的负面作用、慈善制度建设的不健全是导致慈善绑架的三个重要原因。防治慈善绑架,要树立正确的现代慈善观,发挥网络媒体的正面作用,加强慈善的法律制度建设。     

慈善文化、慈善组织与慈善服务的发展方向

培育现代慈善文化的重心应放在树立人道主义精神,摒弃以功利主义为导向的慈善观,消除恩赐与乞讨的不平等观念,将受益人从传统法律关系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积极引导慈善资源通过慈善组织回馈社会。慈善组织应明确自身发展定位,以慈善活动的两大环节为导向,并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探索慈善资源在慈善组织系统内部的共享机制。慈善服务应当坚持无偿及非营利的本质,非营利服务应该更多地朝着无偿服务的方向发展。     

法治背景下慈善行为之应然

慈善作为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的道德之举,在当代中国的法治背景下应该具有新的时代特点,这具体地表现为慈善活动必须依法进行,应该将公平正义作为重要的价值目标,慈善主体应努力实现自身动机的升华,作为社会则应充分尊重慈善活动中主客体的权利。     

论我国转型期慈善文化的构建——以中西慈善文化比较的视角

当下我国慈善价值观存在二元悖论:个人美德与社会责任、施予与尊重、施善与回报、志愿性与强迫性,从而影响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将慈善价值观作为构建慈善文化的核心,吸收中西慈善文化的精髓,实现慈善文化的现代转型.此外,构建现代慈善文化还要完善慈善制度建设,确立民间为主、政府为辅的慈善机构运作格局,实行激励捐赠的税收政策,完善慈善机构监督管理机制.     

合作的慈善:香港地区政府与宗教慈善公益组织的关系及启示

香港社会现代慈善传统的形成与各大宗教团体密切相关.基督教会为回应社会问题发起慈善事业,奠定香港早期社会服务的基础.其后佛道教也积极致力慈善事业.港府早期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随着社会转型加剧社会问题增多而逐步承担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责任,确立政府出资并负责监管及与志愿机构提供社会服务的合作模式.政府监管包括对宗教慈善机构的注册、免税、募捐活动的审批和社会福利署对宗教慈善机构的服务施行监察职能.政府既给志愿机构进入慈善服务的自由,同时它们也有被政府淘汰退出的可能.在这种框架下,香港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处于竞争性的慈善市场中,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必须提高服务绩效和强化管理与透明度以获得社会认可方能维持自身生存.由于政府和宗教慈善组织的视角和利益差异,特别在牵涉到外部的社会公众与舆论压力的情况下其合作关系有时也充满张力.香港特区的这种模式及其经验为大陆在推进宗教慈善活动方面提供了某种借鉴.     

北洋政府时期旅沪浙商的慈善活动

旅沪浙商是北洋政府时期上海最活跃、最具实力的慈善力量,他们不但在旅沪同乡中开展各种救助善举,参与本省灾害救济等慈善活动,还在上海积极创办各种慈善团体,并以上海为中心从事全国性的慈善事业,在上海慈善界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论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在不同时代交替改变、力量对比的互动关系,政府是慈善组织合法性的评判者,它监督管理、鼓励扶持慈善组织的活动.慈善组织并非消极被动地受政府干预及控制,它主动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修改及监督、评估过程,并争取自己发展的最大空间.文章详细讨论了二者在互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犹太人在哈尔滨近代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19世纪末,四海漂泊的犹太民族在中国东北部的松花江畔找到了一个新的"避难所".这些犹太人在哈尔滨等城市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开创了中国大豆输出欧洲的先河,创造了为数可观的名牌产品,对哈尔滨的经济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影响波及整个世界.目前,在哈尔滨仍保存着一批犹太人的历史文献、建筑遗址.保护和利用这一文化遗产,深入研究哈尔滨犹太人的经济史及散居于世界各国的哈尔滨犹太人及其后裔的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道德合法性、区域同构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组织外部环境所产生的制度压力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以及企业可见性与盈利能力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水平正向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企业的可见性和盈利能力显著影响调节区域慈善捐赠和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结论表明,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活动会形成区域道德合法性标准和区域同构的制度压力,从而驱动企业从众于区域内的其他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和捐赠水平;同时企业所处区域慈善捐赠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关系会随着企业可见性和盈利能力的提高而显著增强,因为公众对高可见性或高盈利能力的企业会有更高的道德合法性的期望和压力,企业为了获得这种道德合法性和缓解这种制度压力,会更愿意满足区域慈善捐赠所形成的道德合法性标准。     

论南京大屠杀埋尸研究中几个牵动全局的问题

南京大屠杀埋尸研究,直接关系到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与遇难人数的实证.在新发现的南京大屠杀埋尸资料中,大部分进一步证实了已有的结论与理念,但也有一部分揭示出了一些新的值得思考的问题.如:红卐字会开始埋尸活动的时间,红卐字会收埋尸体的总数,以及全城大量埋尸基本告一段落的时间等.这些问题都直接关系到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与遇难同胞的人数,因而是属于牵动全局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最近发现的埋尸资料,提出并初步剖析了这些问题.对这类问题的最终认定,尚有待干更多资料的发现,以及对各种资料的综合解读、深入研究.     

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价值构建与逻辑表达

慈善是社会文明和谐的重要标志,能够起到传递社会正能量、调节社会资源的积极作用。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在助力于探索中国近代慈善转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近代社会的慈善义演可以作为价值构建,勾勒出中国近代社会的慈善观、慈善伦理、慈善表达方式,以及慈善义演的社会功能、动员机制,梳理出中国慈善史的发展脉络和逻辑表达,为当代慈善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慈善文化进社区：意义、挑战与路线图

慈善文化进社区是将慈善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培养人们慈善习惯的重要举措,也是社区建设的应有之义。慈善文化进社区对弘扬慈善文化具有决定性作用,对于实现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慈善文化进社区适应了我国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社会现实,能够起到连接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区、社区与社会的作用,从而促进普遍信任的建立、社会资本的提升与和谐社会的建构。慈善文化进社区面临诸多方面的挑战,包括社会原子化倾向、社区参与不足、社区教育不完善和慈善文化进社区实施方案欠缺等。通过组织慈善活动等非正式教学的方式、志愿储蓄银行、社区慈善超市、成立社区基金会、开展社区公益创投、发展社区学院和出台详细的慈善文化进社区实施方案等途径,多管齐下促进慈善文化真正进入社区、深入人心。     

多元慈善合作及其法律规制

民间慈善乃至其他单一慈善形式不足以自足,其长期发展必然走向多元慈善合作之路:由单一制慈善走向混合性慈善,从"中慈善"走向广义的"大慈善",从慈善冲突走向慈善合作。从其深层社会根基而言,多元慈善合作之本质在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现国家与社会之合作;通过确保私人利益实现公共利益;通过市场和社会途径解决民生问题。在现实国情之下,多元慈善合作在实践中可能出现基于合作的掣肘、基于选择的偏私和基于资源的依附等现实问题,故而,必须对其进行制度规范与资源平衡,在个人层面、民间组织层面和国家层面均做出努力。     

先蓁蓁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简论

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具有三大特征,即施惠主体的多样性,造成动机目的的复杂性;受助客体等级层次分明,使慈善行为缺少应有的较广泛的社会属性;慈善行为并非皆出于自愿,有时是被动无奈,甚至被迫参与.这就决定了其与真正意义上的慈善行为尚有一定的差距.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具有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主要表现在政府对个人慈善行为的倡导与扶持,民众对慈善活动的认同与接受,除法家外的各大思想流派对慈善事业的肯定.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在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稳定社会秩序,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作用重大,但也存在缺乏长远目标,多为临时救济,影响商业资本积聚等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