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高拱的哲学思想(续完)

四、高拱对程未“理先气后”说及“性即理”说的批判 高拱在认识论上,既然肯定了感觉或经验是外在客观世界的反映,就必然要批判程朱的“理先气后”说。 宋明理学家所谓“理气”或“道器”关系问题,就是近代哲学上所谓“思维与存在”或“规律与事物”的关系问题。程朱所谓“理先气后”,就是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或规律在事物之先、之外、之上的意思;而这样解答哲学根本问题,正是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标帜,也是唯物主义思想家与之论争最激烈的问题。例如:朱熹在《语类》卷一和弟子答问中有云:     

太虚非气：张载“太虚”与“气”之关系新说

张载所谓“大虚即气”,不是说“太虚是气”,因为太虚与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从张载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太虚涵含气,但太虚本身不是气;太虚与气分属两个层次,太虚是最高层次的概念,而气则是次一层次的概念,气能化生万物;从太虚的内涵与特点来分析,太虚是万物的本原但不能直接化生万物、太虚无形又离不开气、太虚是实有并是永恒的存在。二程与朱熹肯定张载的太虚与气是两个不同概念,但又反对“太虚涵含气”的看法,反对散归太虚的观点,并且力图将“太虚”改换成“理”,以建立他们的“理一元论”的哲学体系。     

颜元的人性思想探索

颜元(公元1635年—1704年)是我国清初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批判家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杰出代表。颜元针对程、朱、陆、王的“理在气先”、“理为气主”和“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唯心主义理论,提出了“理气融为一片”(《存性编》卷二)和“理即气之理”(《存性编》卷一)的唯物主义气一元论。颜元认为,气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本原,理是万物所以然的规律,没有离开气而单独存在的孤立之理,理“无非是气之理也。”(《存性编》卷二)有气则有理,无气则无理。颜元依据唯物主义气一元论的宇宙观,建立了他的人性论。颜元认为,人禀气而     

冯友兰、牟宗三对朱熹“理”之不同诠释

冯友兰、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作了完全不同的诠释,主要在于：冯友兰把理诠释为“共相”,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逻辑在先”,讨论理的“无动无静”;牟宗三则把理诠释为形而上的“存在之理”,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形而上的先在”,特别强调理的“只存有而不活动”。虽然他们都认为朱熹的理是客观的,并否定气由理而产生出来,但是,牟宗三反对冯友兰“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并且强调朱熹的理“只存有而不活动”是对于理的道德意义的减杀。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对于朱熹“理”的诠释,是哲学史的诠释,而牟宗三的诠释则是儒学史的诠释。     

朱熹“理生气”：一种心性论的解读——从刘源渌、吴廷栋到唐君毅、牟宗三

朱熹讲“理生气”,但不赞同解读为如同“母生子”,而是以孟子所谓浩然之气“配义与道”“集义所生”,从心性论的角度加以解读。清代刘源渌、吴廷栋阐发这样的解读。与此相类似,现代学者唐君毅从人的道德生活入手进行解读,牟宗三又用孟子所谓浩然之气进行解读,最后把朱熹“理生气”解读为“气之依理而生,依理而行”,或“依傍这理而气始有合度之生化”。冯友兰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虽然没有对朱熹的“理生气”作出解读,但非常强调“气和理的关系是‘依傍’”。至此,朱熹的“理生气”已经被解读为“依傍理而有气”,并得到合理的解释,而成为定论。     

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

清代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考试的主要文体,以“清真雅正”为衡量八股文章优劣的标准,此标准在《清代硃卷集成》保留的硃卷文章及批语中可见一斑。“理、法、辞”是八股文写作的几个必备要素,“气”依靠文章而呈显,硃卷批语基本都是围绕“理、法、辞、气”而作。“理、法、辞、气”这四方面是考官阅卷批语的具体操作层面,“清真雅正”是对“理、法、辞、气”的总体要求,考官从“理、法、辞、气”四个方面来衡量科考文章优劣及登第高下。这一标准与当时提倡的文风有关,它从明代的“醇正典雅”演进而来,因八股文的功令要求而定。此标准在清初就被明确规定下来,并呈逐渐强化之趋势。     

论朱熹哲学思想的二重性

文章认为,朱熹的哲学思想,从其主导方面来看,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但是在他庞大的思想体系中也存在着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互相矛盾的二重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阴阳之气”形成宇宙的自然科学思想与“理本气具”的唯心体系的矛盾;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存在的封建道德伦理之“理”与从客观亨物中抽绎总结出来的“格物致知”之“理”的矛盾;“理无聚散”的形而上学思想与“一个包两个”的辩证法思想的矛盾。     

对朱子理气关系论的重新考察

朱子的理气关系学说必须一分为二,分别为"在理上看"和"在物上看"。"在理上看",就是从逻辑上思辨与分析。"理先气后"之"先",不仅仅指思维逻辑与理论逻辑层面上的"在先",也有哲学性质上谁为第一性、谁为第二性意义上之"在先"。理在逻辑分析意义上有主宰义与决定义。"在物上看",就是从宇宙生成论视阈分析。"理气合一"必须在"理先气后"这一基础上立论,才不会导致认识上的偏差。理与气没有割离,理在气中,理是一种具体的普遍,而不是超越经验世界的抽象普遍。朱子的理气论哲学新意并不多,缺乏思想创造性,或许可以说是朱子理本论的一大缺陷。     

朱子艺术哲学中的主体修养论

本文着重从“远游精思”一说,解剖朱子艺术哲学中的主体修养论,以见其艺术哲学理论思维之一斑。 一朱熹的理论体系及其思想方法是本末兼该,内外结合,体用一元,知行通贯;本体信仰与具体实践“两在合一”,唯心精神与唯物因素奇妙组合。在本体信仰上,他逻辑推论“理在气先”,理为气之本,未有万物之前必有是理;并且认为理在心,以至“心即理”,因此     

朱熹“气”的学说初探

长期以来,在朱熹哲学的研究中,往往偏重于对其“理”的学说的探讨,而对其“气”的学说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完整系统的专题研究.不可否认,朱熹作为我国理学的集大成者,“理”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朱熹从未直接作出过“理生万物”的结论,而是通过气生万物、理为气之本,来构造其“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的宇宙生成图景的.为此,朱熹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气在宇宙万物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出自前人而又超越前人,从而形成了自己颇具特色的“气”的学说.可以说,不了解朱熹“气”的学说,就不可能全面地把握其哲学体系.因此,如何分析和评价朱熹“气”的学说,应是我们研究朱熹哲学时所不能忽视的问题.     

试论方以智哲学的最高范畴

方以智哲学的最高范畴究竟是什么?学术界至今仍然见仁见智。在《东西均》中方以智自己说:“所以为心者,即所以为理、所以为气、所以太极、所以自然者也”,“所以为气,所以为理,所以为心,一也”。又说:“生生者,气之几也,有所以然者主之”,“所以然即阴阳动静之不得不然”。从这些话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心、理、气、太极、自然等在方以智的哲学体系中还不是最高的存在,在它们的背后还有一个“所以然者”。窃以为这“所以然者”即是方以智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     

王夫之文史批评关系探微

从两组概念———“理、事、情”和“情、理、气”切入,讨论船山历史批评中的诗学内容,以及其史论与诗论在概念运用及思想方法上的相通性,可以发现:“理、事、情”和“情、理、气”是代表船山历史批评与文学批评方法的基本概念,二者相通处显示船山思想方法的层次性,其相异处则显示出史与诗的区别。     

王夫之气论哲学的逻辑结构与定位

理气关系是王夫之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船山批评朱子学把＂理＂看作是气之外的另一物,指出＂气＂才是宇宙中唯一的实体,理只是气之理。虽然理气为一体,但船山并没有放弃或取消理的超越性、本体义,而是在一＂气＂之中作了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区分,体现了其一体二分、＂两端而一致＂的辩证思维方式。最后,船山提出理气相涵、互为体用,认为理气的本然状态即是＂太和＂。基于以上认识,船山气论哲学应属于＂理气合一＂论,而非气本论。     

海德格尔的“真理”与中国美学的“真”——中西比较美学札记

海德格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思想家。对于西方美学的研究是如此,对于中国美学的研究也是如此。这里,就以海德格尔对于“真理”的看法为例。“真理”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又极为混乱的问题。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始,一直沿袭着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看法:真理的本质在于符合。在他们看来,真理是对事物真假的一种判断,凡是判断与其对象符合,则被称为真理。在这种意义上,所谓“真理”,实际上应该是“真理”,即关于“真”的理。在人类的生命存在中,强调“理”大于“真”,应该说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这里的“理”,是指人们在对象性思维的基础上通过认识、逻辑对     

论王船山易学中的道与阴阳之关系

就道与阴阳的关系来说,王船山认为道并不在阴阳之外,而是阴阳之气运动变化的秩序与条理。虽然道与阴阳为“一体”．但这并不意味着船山就放弃或取消了道作为价值的根源。所谓“一之一之”者正是为了凸显道的作用．强调道即是阴阳之气本身具有的主持分剂之理。船山之说既肯定了气是宇宙惟一的实体,同时又使道显得更加内在与真实。     

“理”与“理窟”——中日古代文论中的“理”范畴关联考论

日语及日本文学中有固有词汇“ことわり”（kotowari）,一直以来用汉字“理”加以训释,但作为哲学思想史之概念的“理”以及相关概念“道理”“义理”等,都是从汉语中引进的。先是引进汉语的“理”并套用“理”,然后或以“气”冲理,或以“事”排“理”,都是用日本固有的感性主义来排斥抽象的“理”、否定普遍的“理”,或以此批判“佛理”与儒学“理学”来宣扬日本国学。江户时代的文论家在和歌、汉诗、俳谐等各个领域都全面否定说理,更把“理”称为“理窟”,即道理的陷阱,主张对“理窟”加以规避。日本传统思想文化与文学中不讲“理”的唯情主义、事实主义、个别主义倾向,与日本人的“非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关。从中日范畴关联的角度对日本古代文论的“理”及“理窟”论做出考辨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传统文化与文学“不讲理”这一基本特点     

明中期后反对宋儒人性和理欲论思潮的发展

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观点,我国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它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宋代程朱派理学家把天理人欲与伦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 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出发谈到人性时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相感,凝结生聚,然后有所附着。”(《朱于语类》卷四)所谓“理”(“天理”)即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气”有“清”、“浊”,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同上)“宝珠”、“明德”即“天理”,“清冷水”即“气之清”者,“浊水”即“气之浊”者。“揩拭此珠”即使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的“天理”复其本体之明,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朱熹进而论断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王船山的气善论与宋明儒学气论的完成——以“读孟子说”为中心

文章认为气善论是船山的基本立场 ,气体论既是船山哲学的宇宙论基础 ,更是其气善论的论证和表达 ,应当从这个角度重新理解船山的气学思想。作者提出 ,在经历了元明理学在“理”的理解上的去实体化转向之后 ,理不再是首出的第一实体 ,而变为气的条理 ,因此人性的善和理本身的善 ,基于儒家思想的内在要求 ,需要在“气”为首出的体系下来重新定义 ,气善论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为人性和理的善提供一个新的终极的保证。这使得北宋前期以来发展的气本论 ,作为儒家思想的体系 ,终于在船山哲学中获得了其完整的意义     

颜元思想辨析

在颜元思想研究中,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主张颜元的宇宙论和认识论是唯物主义的,并且大多数文章认为,颜元的人性论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对于这些问题,笔者有不同看法.气一元论还是理气统一颜元的宇宙论,是针对程朱“理生气”的理本体论提出的.颜元的根本观点是,“理气融为一片”,(《存性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同上)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许多论者即由此得出,颜元的宇宙论是气一元论的.因而是唯物论.     

张载与徐敬德气论哲学之比较

张载和徐敬德分别是中国和朝鲜哲学史上气论哲学的重要代表。“气”是张徐二人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两人都强调气的物质性、对立统一性以及不灭性。然而张载的气学具有以义理为主的“四书学”特征,更侧重于物质性;徐敬德的气学则与道家哲学关系密切,含有更多的精神成分。在理气问题上,两者都主张理是气的内在属性,都使“理”凸现出伦理的色彩,但是在理的地位问题、理与气的结合程度以及对理的具体规定方面等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二人的气论哲学均显示出东亚气论哲学的泛生命性、泛伦理性、经验性和前逻辑性等特征,这既是其魅力之所在,又是中朝气论哲学发展滞后之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