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耆英的投降外交

耆英是中国近代投降外交的鼻祖。然而,在中国近代史的一般著述中,他却往往被一笔带过,其罪责虽重却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耆英的投降外交及其理论作一番论述。耆英(1787—1858),字介春,清朝宗室,道光十八年(1838年)任盛京将军。鸦片战争前后,他对禁烟、抵抗侵略一贯持消极态度。1942年3月,他被清政府任命为与英军媾和的钦差大臣,步入清朝外交舞台。从这时起一直到1848年春,耆英一直是清政府对外政策     

试论耆英的投降外交

耆英是中国近代投降外交的鼻祖。然而,在中国近代史的一般著述中,他却往往被一笔带过,其罪责虽重却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耆英的投降外交及其理论作一番论述。一耆英(1787——1858),字介春,清朝宗室,道光十八年(1838年)任盛京将军。鸦片战争前后,他对禁烟、抵抗侵略一贯持消极态度。1942年3月,他被清政府任命为与英军媾和的钦差大臣,步入清朝外交舞台。从这时起一直到1848年春,耆英一直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全力从事投降外交。     

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迅速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也步入对外扩张之途。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便把侵略魔爪伸向我国神圣领土台湾与清朝存在着封建“宗藩”关系的琉球和朝鲜。这样,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交涉日渐频繁,李鸿章既然是中日交涉中的主要人物,剖析其对日态度的变化,对评价李鸿章是有意义的。     

近代中国的大投降派李鸿章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卖国贼。他在一八七○年受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到一九○一年一命呜呼为止,整整三十年中,主持或参与了清王朝几乎所有重要的对外交涉事件,被清朝反动统治集团吹捧为第一号“外交专家”,简直成了十九世纪末清廷半殖民地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的体现和化身。剖析一下这个反面教员的有关言行,看一看他是如何利用孔孟之道来为其民族投降主义服务的,这对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的投降派,认识林彪投降主义路线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是有帮助的。     

洋务派官僚对中法战争的不同态度说明了什么

<正> 洋务派的外交是洋务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也是一个焦点。长期以来,一些论者认为洋务派一贯主和、妥协,对外推行一条投降卖国路线,并据此否定洋务派所倡导的洋务运动。近些年来,不少论者通过对洋务派个别人物的研究,特别是对左宗棠的研究,又认为在洋务派内部存在主战的抵抗派与主和的投降派,前者爱国,后者卖国。有些论者则提出外交属于国务活动,不包括在洋务运动之内,对洋务派外交采取迴避的办法。那么洋务派的对外态度究竟怎样?特别是应如何看待对外交涉中的“主和”与“妥协”,“主和”与“妥协”是否就是投降卖国?本文拟以洋务派官僚群体在中法战     

论顾维钧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实践活动

最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迟滞了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进一步伤害，从此中国外交出现了转机。拒约的决定是代表团独立做出，事后也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和政府的认可。代表团成员之一顾维钧在交涉活动中，坚定地将“废除不平等条约”理想付诸实践，同时讲求策略与方法，和会后期实际主持了代表团的工作，并将交涉活动沿着正确、健康的方向进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口通商大臣裁撤原因探析

三口通商大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适应对外情势变化而在天津设立的专门负责管理北方三口通商、交涉事务的官职.天津教案爆发后,该职旋被裁撤.关于裁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官僚体制的冲突、对外交涉体制的缺陷以及中外矛盾的尖锐化等方面分析了该职裁撤的深层次原因.     

试论黄恩彤的对外观念

黄恩彤是鸦片战争时期抚夷派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对外观念虽然还是一种建立在天朝观念基础上的抚夷思想,有着重大缺陷,但也有其可取之处:一是对于西方国家的基本情况及其复杂关系有一些比较准确的了解;二是对于当时的中西之间的巨大差距和中外交涉活动准则有一些相对清醒的认识,并且努力在对外交涉实践中维护本国利益。这些在当时都是值得肯定的。     

《通航一览》对中国浙江与日本交流史事的录撰

《通航一览》修撰于19世纪50年代,是德川幕府官修的、带有史料集性质的日本对外关系史文献。该文献中,有关中国浙江对日交流的记述有4卷,涉及了“浙江的地理重要性”“浙江地方官员的对日交涉”“在日本传道授业的浙江人”“海上救助”等多个领域,所涉史事多集中于17、18世纪。该文献既述史事,也辑录史料,对于了解、认识明末至清中期浙江与日本交流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唐代对外交往中的译官

译官是唐王朝对外交往中设置的通晓“蕃语”的翻译人员。在中央,参与涉外事务的中书省和鸿胪寺设有译语人员;在地方,缘边州府由于执行对外交涉,行使对外权利,因而也有专门的翻译人员。在楚州地区,中央王朝还设有新罗译语,为入唐的新罗人和日本人提供翻译和接待等事宜;除了语言翻译以外,译官也参与导引宾客和接待使节的礼仪事务;有时还衔纳王命,出使外国,了解蕃情,并招引周边四夷入唐通好,在唐代的对外交往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九&#183;一八“事变前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

“九&#183;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实行了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依赖国联的政策;在对日交涉问题上,经过了由反对“直接交涉”到主张日军退出占领区后在国联“照拂”之下交涉的过程。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会议第二九七次会议前后,即锦州危急的形势下,南京政府开始标榜“抵抗自卫”,但“抵抗”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其对日妥协的政策仍没有改变。     

“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实行了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依赖国联的政策;在对日交涉问题上,经过了由反对“直接交涉”到主张日军退出占领区后在国联“照拂”之下交涉的过程。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会议第二九七次会议前后,即锦州危急的形势下,南京政府开始标榜“抵抗自卫”,但“抵抗”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其对日妥协的政策仍没有改变。     

近代东北铁路修筑权与铁路借款的交涉

近代中国东北是中外交涉的一个矛盾焦点地区。在诸多交涉中,铁路交涉是交涉的重点,并贯穿于东北对外交涉的全过程。近代以来,铁路开发、铁路借款是殖民主义者惯用的一种侵略方式。因此,俄、日把修筑和控制中国东北铁路,作为扩张势力和控制这一地区各项政策的首选。当殖民主义者把铁路开发作为殖民统治最有效途径后,铁路开发的殖民色彩就超出了它自身的经济开发价值。近代东北既急需铁路来促进经济、国防建设,又要拒绝外国通过铁路来扩张势力。因此,近代东北铁路修筑权与铁路借款的交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外交浅析

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没有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主要依靠三种方式处理对外交涉事务:临时派遣钦差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前去地方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与各藩属国以及西方各国之间的交涉由礼部负责;发生在广东的中外商务交涉,清政府则委托特权商人——行商办理。这种外交上的委托制逐渐形成一个传统外交模式,成为清朝政府在外交近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惰性的根源。     

伊犁交涉中清朝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

1871年,沙俄趁我国西北边疆动乱之机,出兵占领我国新疆伊犁地区。此后,围绕交收伊犁问题,中俄两国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在这一交涉过程中,清朝统治集团内部逐步分化为对俄抵抗和对俄妥协两大派别。抵抗派的主要人物是以左宗棠为首的一批具有爱国心的地方官吏和京师的“清流”;妥协派则以一贯奉行对外投降主义的李鸿章和朝廷中的奕訢、沈桂芬为代表。而高踞于清朝统治集团顶端的慈禧太后,从维护自身的统治权力和利益出发,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野心无关——读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中国史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野心有一定关系,笔者考察文献认为:袁世凯帝制野心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没有关系。     

临城劫车案及其外交交涉

临城劫车案虽为突发事件,但因其而引发的中外交涉,却与当时的中外关系、列强联盟及北京政治相纠葛,大体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某些基本特征,即每有对外交涉,中国方面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抗争,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各界和舆论压力以及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努力所致,但最后的结果仍多让步,反映出当时中国外交之虚弱地位,以及职业外交家群体在挽回中国国家利权方面的努力之有限性。     

曾纪泽使俄前心理演变——兼论其中俄交涉举措的确立

1880—1881年中俄伊犁交涉是曾纪泽外交事业的巅峰,其使俄前对遣使改约由畏懦缓议到坚定对俄开展交涉的心理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曾氏对俄之阴险及崇约丧权之严重性有了基本认识;其二,相较于崇厚交涉前后总署给予的宽泛告诫,曾氏使俄前收悉了总署对于谈判的具体谋划方案;其三,清廷“宽减”崇厚擅权之罪,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俄间紧张关系,也缓解了曾氏与俄交涉的畏惧心理。在曾氏心理转化的同时,中俄伊犁交涉举措逐渐成型:确立“重界轻商”谈判方略;对总署关于使俄人事及出使职衔安排做出理性回应;力主和谈的同时积极备战。曾氏使俄前心理演变及中俄交涉举措的确立为中俄谈判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外交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侗族的“补拉”与款

“补拉”是普遍存在于当今侗族社会的一种对内管理与对外交涉的组织。它在当今侗族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款是存在于侗族阶级社会的一种带有军事性质的民间自治和民间自卫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随着侗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自行消亡。笔者认为:“补拉”是侗族父系社会的产物,届父系氏族社会残存下来的次生形态;进入阶级社会后,几个“补拉”就联合组成了“款”,其功能为教育群众,团结群众,防御外敌,保卫自己;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款”又分解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补拉”。本文拟对此进行一些粗略的探讨。     

浅析新加坡李显龙政府对华政策的走向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因而新加坡对华政策在其对外关系中显得尤为敏感,再加上李显龙出任总理之前,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交涉和抗议,执意前往台湾进行了“非正式”访问,给一直发展不错的中、新关系带来冲击,因此,李显龙新政府的对华政策的走向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令人关注。本文就新加坡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以及经贸关系的走向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