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史学的演变与发展

影视史学是在现代科技发展和历史学本身变革的交相催产下产生的一门新学科.它的出现为历史学领域注入了新的气息和活力,也成为史学研究新的领域.影视史学概念的问世不仅表明影视等视听媒体可以用来表现历史,而且也表明影视史学和传统的书写史学可以比肩发展.     

历史学与新媒体:数字史学刍议

数字史学是指运用数字媒体和工具展开的历史学实践、演示、分析和研究.它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反映了历史学不断开放、去中心化、并打破学科界限和话语垄断的趋势.数字史学扩展了传统历史资料的范畴,即史料的数字化与新数字史料的保存和应用在实践上,数字史学为推进公众史学的开展提供了诸多的便利条件,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价值论说

本文针对当前中国历史学界存在的比较明显的倾向,结合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实际,从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及历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三个方面,论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正确处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必须以历史的态度认真继承马克思主义史学这笔丰厚的史学遗产.     

再论史学观

史学观谈的是历史学的工作如何开展,历史观谈的是历史活动如何进行,历史观与历史学的关系是间接的,史学观同历史学的关系是直接的。史学观既可以被看成是对历史观的理解方式,又可以被看成是对历史学的理解方式。史学观作为历史观的理解基础,必须始终保证历史学的理解本质不被任何非理解力量所浸蚀和破坏。使历史学成为一种现实批判的思想活动,成为一种具有思想价值的现实批判     

谢·米·索洛维约夫与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特征

俄国国家学派历史学家谢·米·索洛维约夫以《远古以来俄国史》的学术研究实践,影响并例证了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四个基本特征:从史料出发建构历史解释;以历史学为中心吸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世界历史背景下,以融合东方与西方的视角建构俄国立场的世界历史解释;从时代出发开展世界历史研究.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学实践推动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职业化的发展历程,成为凝聚俄国国家学派的中心,缔造了一个独特的俄国史学发展景观.     

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西方历史学有着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自古希腊发端至今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而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科自身的关注则始于16世纪文艺复兴的全盛时代。从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与变化。从方法上来讲,研究西方史学史应注重对西方史学遗产及时代趋向作出动态考察,注重开展中西史学之间互动关系的比较研究,以期深化我们对于西方史学、西方社会的了解与反思,更从整体上推动我国历史学科的发展。     

重现历史——再谈影视史学

本文是作者于1996年发表的《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一文的姊妹篇。作者是想通过影视史学来展示当今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新景观。文章以历史影片《鸦片战争》为主要个案,从史学理论的视角再谈影视史学。     

史学批评范畴研究的理论价值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本范畴.它们既是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同时也规定着各门学科的研究类型和学术规范.目前,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对自身范畴的研究相对薄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科自身的深化和提高.加强史学批评范畴研究,不仅对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具有学科建设意义,而且对于整个历史学的发展具有理论价值.     

关于加强史学概论学科建设改进史学概论教学的几点思考

本文具体地分析了史学概论的学科性质、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历史科学的总体结构及史学概论的逻辑起点诸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历史科学中的“灵魂”意义,提议将历史学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形态学的意义上认识史学概论的教学结构,完善史学概论的教学体系。     

后现代史学在中国——一种新历史空间的生成

后现代史学是过去三十年来在历史思维领域注入的最具活力、持续时间最长的西方思潮,它在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等方面所催化的结构性变化,堪称一场未易旗帜的革命。在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历史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中国史学的方向也在转换。作为后现代史学代言人,"新社会史"风头正盛,成为目前最令人注目的史学实践。随着微观史、下层民众的历史、身体史、疾病史、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在东方语境的勃兴,后现代史学已经在中国构筑了自己的历史空间。由于后现代史学的引进正值改革开放后过去那种"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模式日益显现其在史学方法论上的穷困和捉襟见肘的时期,因此颇有几分吊诡的是,在西方主要是展现其破坏性的后现代史学,在东方语境下却更多地被赋予了建设性的意义。学术界应该实事求是看待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挑战,后现代史学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各种取向并存而竞争。     

论中国近代群育的发展及其启示

群育是中国近代教育目标的重要内容。大量事例证明,在近代,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都普及了群育。群育与德育既相通又有区别。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应重新审视群育,重视群育,发展群育。     

重新发现历史：以云南近代历史为例

重新发现历史,重写历史有其必然性。近代云南历史研究发现了众多的亮点,有必要重写云南近代历史。例如,云南陆军讲武堂铸造了黄埔精神,辛亥云南起义在全国创造了三个冠军,护国战争应属于民主革命主流的组成部分等。当然,重写历史,应当以尊重历史为前提。     

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

社会史研究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所谓历史人类学或区域社会史的标志下,不仅体现出一些扎实的新进展,而且在方法论取向上建立了与国际学术界和相邻学科对话的平台。但是,关于社会史今后的开展,还需要从学术史的脉络加以厘清,以便从新旧观念错综交糅的混乱中认清方向;需要对传统史学、对曾与社会史相对立的政治史研究主题进行认真反思,思考其与社会史的关系;还需要思考社会史研究的方式与表达途径等问题。这些,都是今后的社会史研究需要认真对待的。     

以新的哲学观重新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个包容面广、内容十分丰富的学科,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基本思想理论之外,它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各种学派、人物和著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除了新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外,一些高校增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博士和硕士点也得到了较大增加,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在当前的研究工作中,还有许多需要加强的方面:一是应当继续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工作,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和细读工作,加强资料的引进、整理等基础性的文本学工作。二是继续着眼于这一学科的基本建设,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范畴史、专题史、断代史和人物思想史等专门研究,细化通史基础上的各种细部的研究。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范畴的研究,深入发掘其当代价值。三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直面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产物的研究,以深入的理论分析来说明这一学科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推动这一学科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我们最近专门组织了部分专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下述文章,目的是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同行对深化这项研究的重视。     

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个包容面广、内容十分丰富的学科,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基本思想理论之外,它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各种学派、人物和著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除了新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外,一些高校增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博士和硕士点也得到了较大增加,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在当前的研究工作中,还有许多需要加强的方面:一是应当继续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工作,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和细读工作,加强资料的引进、整理等基础性的文本学工作。二是继续着眼于这一学科的基本建设,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范畴史、专题史、断代史和人物思想史等专门研究,细化通史基础上的各种细部的研究。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范畴的研究,深入发掘其当代价值。三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直面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产物的研究,以深入的理论分析来说明这一学科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推动这一学科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我们最近专门组织了部分专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下述文章,目的是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同行对深化这项研究的重视。     

尊重历史: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个包容面广、内容十分丰富的学科,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基本思想理论之外,它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各种学派、人物和著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除了新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外,一些高校增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博士和硕士点也得到了较大增加,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在当前的研究工作中,还有许多需要加强的方面:一是应当继续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工作,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和细读工作,加强资料的引进、整理等基础性的文本学工作。二是继续着眼于这一学科的基本建设,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范畴史、专题史、断代史和人物思想史等专门研究,细化通史基础上的各种细部的研究。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范畴的研究,深入发掘其当代价值。三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直面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产物的研究,以深入的理论分析来说明这一学科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推动这一学科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我们最近专门组织了部分专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下述文章,目的是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同行对深化这项研究的重视。     

强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个包容面广、内容十分丰富的学科,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基本思想理论之外,它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各种学派、人物和著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除了新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外,一些高校增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博士和硕士点也得到了较大增加,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在当前的研究工作中,还有许多需要加强的方面:一是应当继续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工作,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和细读工作,加强资料的引进、整理等基础性的文本学工作。二是继续着眼于这一学科的基本建设,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范畴史、专题史、断代史和人物思想史等专门研究,细化通史基础上的各种细部的研究。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范畴的研究,深入发掘其当代价值。三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直面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产物的研究,以深入的理论分析来说明这一学科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推动这一学科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我们最近专门组织了部分专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下述文章,目的是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同行对深化这项研究的重视。     

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

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在历史的共名之下,可以包含有无数的个别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辨析中,对学科的学科本体的重新确认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总结,将文学史写作纳入到人类思想史的分析之中,在一般思维逻辑上确立一种历史哲学观念,从而把文学史学上升为文学史哲学。革命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全部法则,应该在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内去寻找和确立人类性与个人性的尺度,以丰富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的理解。     

"说故事"的历史学和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

历史学是说故事的陈述之学,它讲道理,但表达方法是寓论于史,并非以讲求哲理、规律为特色.因此,历史学不宜放弃陈述之学的特征,而失去自身的特点和价值.历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告别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实证史学与阶级论史学迭居主流地位;20世纪末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兴起,呈方兴未艾之势,可能会由此走向整体史的新史学,因而社会史成为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向整体史过渡的中间形态.史学特征及其发展历程表明,史学功能应当而且正在转换由政治教化转向社会文化,研究成果由大众分享实现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历史研究走近古人生活世界,文学作品贴近今人生活.为此,文学著作应有大众文化的表达方式,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就此而言,社会史研究赋予史学新的生命力.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对史学工作者的专业要求会更高,并且需要继续克服居高临下的对待读者大众的态度.     

20世纪90年代新诗的文学史叙述

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发生于新的历史转型期,既回响着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余音,又激荡着新世纪人们新的渴求,老、中、青和少年作家几代间相互冲突与对话,各种宣言、旗帜布满文坛,传统创作与新媒体写作同在,作家、批评家、媒体相互炒作与合谋,同时又彼此抱怨,美女文学、网络作品、少儿写作和影视文学更是令人眩晕,文化怀古与下半身写作并存,单一化的文坛格局被彻底打破。所有这些对文学史写作形成空前挑战。近年来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均从特定的角度,以不同的篇幅对这一时期的某些文学现象作了卓有成效的表述。然而,仍有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引起编纂者的关注,如已进入文学史的某些作家作品在话语表述和文学史定位上尚可进一步斟酌,某些文学现象从命名到文学史意义的界定尚需更深入讨论。直面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我们深切地感到在现代语境中建构起来的文学史模式苍白无力,急需走出传统言说模式,探讨新型的述史方式,即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实际情形相符合而又能体现出新世纪眼光的文学史结构。该时期文学有着较之以前完全不同的文学生态环境,各种新的现象、矛盾纠缠在一起,各类作品拥挤于不同的媒介,传统的传播空间、阅读秩序被打破,意义在质疑中碎片式生成,这就需要文学史著述者站在历史高度上甄别优劣,遴选出能真正体现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作家作品,以及具有开启、引领意义的作品。这其中应尽可能不受当事人观点的影响,不为其五花八门的旗号、宣言所左右,尽可能地拉开审视距离,作出独特的审美判断与意义定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组文章从各自角度对近二十年一些中国重要文学现象的入史问题进行了反思,以期引起同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