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的本土化

"中国学"本土化需要特别重视四个问题:第一,要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主义"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把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欧洲的一切都是普遍的";"把自己看成是若干文明之中最卓越的文明,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并把这种长期积淀的文明优越论、价值观和偏见"强加于人",形成"话语霸权"."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就是把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道路普遍化的思维模式.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时段内,对西方理论就是盲目信从和生搬硬套,从而产生一味模仿的"汉学心态"和唯汉学是尊的"汉学主义"风气."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它将近代英国走过的经济变迁道路视为普适性的经验,因此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定位在寻找这种"普遍道路"发生发展的蛛丝马迹,或者拷问它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发生的原因上.即便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我们仍大量使用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用西方的逻辑、观点解释中国与世界.学术主体性的严重丧失,导致我们在观察中国和世界的理论中处于"双重失语危机".     

协同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趋势

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交织在一起,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中国与西方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看,生态文明建设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经历了矛盾—对抗、共生—主辅两个时期,但两个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效果并不理想。有鉴于此,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等—协同关系,走向协同治理的道路。实现协同治理,要注意尊重价值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有限有为有效的政府,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促进政府与市场的协作同步,实现二者的互补。     

诺斯的暗示和罗素的期待:中国经济走向启示录

有关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讨论,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问题。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和英国哲学家罗素就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代表性观点。诺斯从非人格化交换展开论述,暗示中国要想成为现代国家,就必须要全盘西化。而罗素则期待着中国能够走出一条兼具东西方优势的"珠联璧合"的经济发展之路。罗素的方向,正是我们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方向。从更加广阔的历史和世界背景中加以审视,能够更加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     

论血缘与拟血缘群体共有制

共有制的由来与发展　　众所周知 ,一切文明皆是人口压力与环境资源相对枯竭的矛盾的产物。而且 ,一切原生文明也都脱胎于原始农业的氏族公社制度。但是 ,由于西方与中国所处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不同 ,文明社会的发展便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从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制度。西方由于普遍缺乏农业长足发展的条件 ,所以 ,便无可选择地采取了其共同始祖米诺斯文明所开创的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文明发展模式 ,并在打破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的基础上 ,建立起西方文明社会所特有的、货币经济与私有制相结合的经济基础 ;中国文明则得天独厚地具有农业…     

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三重结构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坚持中国道路”总结为宝贵的历史经验之一。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吸收了西方现代化发展的优点,又总结了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继承了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形成了新的结构和新的功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结构表现为党的领导-市场配置-人民主体的动力结构、国家-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平衡结构和驾驭资本-解放劳动-规范权力的治理结构。这三重结构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路径选择。     

中国道路与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19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结合资本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对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英国侵略与亚洲社会的关系,做出了较为客观的辩证分析。那种指责马克思是西方文明优越论的鼓吹者、英国侵略的辩护者和欧洲中心主义者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到了晚年时期,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出发,重新分析了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作用和发展路径,改变了前期的一些看法。不过,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仍然认为,落后国家要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作为支撑,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或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苏联道路的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然而,由于苏东模式的内在缺陷,以及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错误,苏东道路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中国道路不仅证明了社会形态跨越论的科学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论;而且也超越了苏东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提供了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可能方案,实现了对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和落后国家发展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文明底蕴论析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文明底蕴对于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生态文明底蕴意味着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不仅要追求经济发展,更要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与西方的现代化观念不同,它更多地注重的是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的协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文明底蕴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注重科技的适当选择和使用,注重社会发展理念的转变。其次,生态文明底蕴的四重组成要素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一是理念形成,包括文化背景、环境压力和国际影响等因素的作用。二是结构要素,包括逻辑关系、影响因素和实施方式。三是洗练过程,包括制度筛选、实践检验和创新推进。四是成果体验,包括环境改善、社会变革和文明发展等方面。最后,生态政策创新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文明底蕴的关键。这需要从制度设计、政策实施和创新路径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制度设计应以科学技术和环境为导向,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来推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二是政策实施需要明确环境目标、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并进行监测评价,以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效果的达成。三是生态政策创新路径需要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探索适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模式。     

差异与冲突——鸦片战争时期中英矛盾的文化探源

对1839年到1840年之间中国与英国的战争,中国学者称之为“鸦片战争”,而一些西方学者,包括马克思则称之为“商业战争”或者“贸易战争”.两种不同的称谓,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以及由差异而引发的冲突鲜明地凸现了出来.所以,中英两国之间的贸易纠纷最终酿成一场战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必须要从这两个国家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中去寻找.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特征

现代化是一个描述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总体性概念,它既是时间概念,一般指社会历史从“古代”经“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进程,也是理论概念,表征人类与传统告别、进入科技革命推动的工业社会的实践过程;现代性多用于有关现代化的评价,一般指对于现代化过程中造就的现代社会根本特征与表现形态的哲学反思和理论概括,大致包括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阶段性特征、核心要素及其对新的文明秩序的追寻等共同内容,但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基础、自然条件、文化传统不同,现代性又呈现出不同的差异性特征。西方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是资本,因而西方现代社会展现出的现代性特征是：生产方式全面“物化”、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共同体与个体的撕裂。中国式现代化则开创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呈现出的现代性特征是：领导核心与人民主体的统一、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统一、工具性与目的性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中国版本。     

中国式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及世界意义——兼论福山命题的困境

长期以来,西方式政治发展道路模式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似乎只有实行西方自由民主制才有可能实现政治发展.中国从自身国情出发,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政治发展道路,实现了对以票选为核心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超越,打破了"历史必然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制"的福山命题的虚假魔咒.中国式的政治发展道路将政治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效能相结合,注重政治发展的形式与目的 的统一,实现了有效治理、人民民主、公正法治的有机统一,为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样本和中国经验,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错位及其出路

文化现代化是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今天认识传统文化,必须有一个思维视角的转换,从西方框架中跳出来,从我国的实际变化以及世界背景和格局的总特点出发,走文化民主的道路。我国文化最重大、最醒目的变化莫过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相结合,这一历史进步使中国社会跃入到现代社会,然而又形成我国文化运动中的怪圈:传统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是与近代资本主义对立的,资本主义文明是对农业文明的一种历史否定,而马克思主义文明的实质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弊病的否定。在中国,这两种质上不同的否定奇异地结合起来,形成历史的错位。承认历史的错位,变错位为正位,这便是我们的历史任务.     

出场、演变与形塑：现代化的概念史考察

从“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概念从西方语境到中国语境,经历不同时期不同主体的形塑与赋义,在跨文化话语旅行中不断生产新的语义。概念的出场、演变与形塑反映着社会、历史的变革,现代化概念在中国的变迁亦见证着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见证着中国突破西方现代化模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事实发生而凝练提升的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核心话语。围绕“以中国为立场”“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道路”,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话语表达的外化,将现代化的书写由被动转为主动,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建构。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主要来源于新式学堂、教会学校和国外留学,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工农劳动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相比较,有其自己的特点.五四以后三十年,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经历了三条不同的历史道路.探索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所经历的历史道路,可以清晰地展示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论新声诗的现代性

新声诗是中国工业文明时代的声诗,讨论中国新声诗的"现代性"问题,不能简单照搬以"西方现代性为唯一真实的现代性"的一家之说.因为中国的国情十分特殊复杂,工业文明发展的道路异常艰难曲折,在中国工业文明的三个发展阶段,"现代性"呈现出不同的"中国内涵".新声诗的发生、演变几乎同中国工业文明的历史步伐同步,并映射出中国特有的工业文明道路整体的历史特性,呈现出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不同特性,在各个不同层面上较全面地体现出现代性的"中国内涵"."现代性"是"新声诗"有别于中国农业文明时代产生的传统"声诗"的根本特征.     

从西方文明到全球文明:城市文明的中国转向

城市文明的普遍形成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城市文明是具有本质性和历史性双重规定的抽象名词,它的本质性特征决定了它具有普遍的一般属性,它的历史性特征决定了它具有流变与更迭的性质。后者说明了不同历史前提、不同发展阶段,城市文明的内涵与任务必然会发生変化：在过去的二三百年间,由工业革命开启的现代化进程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基础的;而当下现实表明,中心—边缘关系的历史正在被多元化的网状关系所取代,一种新的全球文明正在形成,它不再是从某个单一文明或特定价值出发,而是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有必要思考城市文明的中国转向。     

从地理环境和思维方式的差异看中西法文化的分野

从地理环境和思维方式的差异看中西法文化的分野●田成有●郭海林文明社会之初，东方和西方在氏族公社解体后的一段时间都经历过一个“王权神授”的阶段。但到了后来，东西方朝着两个不同的历史方向发展。在古希腊，王权神授在新的条件下萎缩，并走上城邦民主制的道路。在...     

关于文化之特征、目的和价值的证伪

文化与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持“西方信仰”观者对它们没有加以区别,因而形成了以西方文明代替其他文化的观点。但是,文化的特征不是“创造”,而是“保留”、“传承”;文化的目的不仅仅是“人不断自我解放”,而是利弊多向性、多重的;文化的价值也不是西方直线进化论所说的单线进化论价值,而是复线的相对价值。在中国,“西方中心”的价值观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取向,用物质文明偷换文化的概念,这是不可取的文化与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持“西方信仰”观者对它们没有加以区别,因而形成了以西方文明代替其他文化的观点。但是,文化的特征不是“创造”,而是“保留”、“传承”;文化的目的不仅仅是“人不断自我解放”,而是利弊多向性、多重的;文化的价值也不是西方直线进化论所说的单线进化论价值,而是复线的相对价值。在中国,“西方中心”的价值观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取向,用物质文明偷换文化的概念,这是不可取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架构及世界意义——基于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映照着中国特色道路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的道路自信,丰富着人类文明理论宝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动态优化过程,是认识逻辑、实践逻辑和辩证逻辑相统一的完整体系。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是历史唯物史观下的对国家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一切观念和原则的凝练表达。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主体是国家治理现代文明,以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视角来讨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架构和世界意义,不仅为全世界各国政党探寻富有自身特色和遵循历史传统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了富有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语境的中国方案,彰显深厚的中国文明自信和中国文明创造担当。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及深远意义研究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目前,学界对这一概念尚未形成共识,具有较大解释空间。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超越,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选择与发展,也是对中华古代文明的传承与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继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发展历程,也是对“两个大局”时代要求的有力回应。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及其观念创新,既实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根本性突破,也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弊端的整体性超越。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逻辑发展探讨 --从中西文化关系的视角

自近代以来,由于救亡、启蒙和建设的复杂性,使得中国向西方学习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两个“圆圈”式的发展进程。回顾和探讨近代以来特别是建国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逻辑发展进程,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及发展趋势,以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