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的演变与四言诗的走势

四言诗发展到汉代,受经学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汉代经学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初创期、昌盛期和衰落期。汉代四言诗的创作则可划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主流作家的四言诗,一个是民间歌谣的四言诗。经学与文学的互动,使主流层面的四言诗与经学的关系经历了从疏离走向依附再回归疏离的发展过程。主流层面的四言诗整体上呈现出一面是经学化、一面是边缘化的双重发展特征。民间歌谣四言诗则相对比较疏离于经学,受它的影响较小。     

唯物主义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邓小平理论的哲学解读

唯物主义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原则 ,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 ,从两者统一的角度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 ,是进一步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关键。     

真善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我国倡导、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正确认识真善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是时代提出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美学的视角来探讨和分析,真、善、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孕育、形成和提出的基础与前提;二、“尽善矣,又尽美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属性;三、“美是道德的象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的;四、“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追求“跨越时代,超越国度”的价值理想。     

从广东经济发展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价值观的关系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价值观的进步,但也有消极作用(可能诱发拜金主义)。不过,只要做好工作,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因而,二者的关系不是“二律背反”。广东改革的情况说明,人们价值观的深刻变化不能概括为相对主义取代绝对主义、多元化取代一元化,而是开拓创新、求实、义利统一、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相结合和社会主义民主与平等等思想的发展。     

坚守与拓展——关于文学意义与价值问题的再思考

当代社会,文化的变革发展,既有利于文学从少数人享用的高雅的精神佳肴,变为大众享受的精神食粮;而当文学由市场催生、被大众传媒呼唤、进入商品化生产和消费时,又容易成为刺激人的感官欲望的“一种替代性的经验和伪造的感觉”,导致文学的意义与价值的消解,甚至连其娱乐身心的价值底线也难以为继。为避免文学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异化,必须坚守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特性,进一步明确文学是以满足人的精神享受和发展的需要为目的的。它不只是为了满足人的娱乐需要,更是为了提高人的审美情趣,丰富人的文化内涵,使人的生命质量和精神境界不断提升。     

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重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该文围绕鲁迅提出的“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观点,着重探讨鲁迅如何抓住时代特点,沟通历史与文学的关系,阐明时代潮流与文学的价值取向,从而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其意义不仅指出中国文学发展到魏晋出现一大转折的历史现象,而且由此拓宽了魏晋文学的研究层面,为中古文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

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冲击集中在对现代文学起点的看法上。这一论断影响较大，受到的争议也较大，这既与王德威新的理论视角有关，也与其理论本身及论述的芜杂有关。王德威在晚清文学现代性话语和后现代性论述策略之间游移不定，建构和解构的话语纠缠在一起，造成了话语本身的自我驳难、自我否定。这是其无法恰当处理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关系所致，也是其获致非议的关键。     

价值视域与文艺学知识生产——兼论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理论的价值取向问题

作为近代西方知识理性主导下人文知识学科化进程的产物,文艺学具有学科知识生产依据的特殊规定性。此规定性决定了价值性因素不仅是相关学科知识生产成果的反思和批判维度,而且还直接参与了相关学科知识生产的具体过程。这体现在：一方面,知识生产者的价值评判与追求为特定文论知识的产出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智性”品质与创造性品格,并使得无学科、前判断的文学经验现身为意义自洽的理论知识表述;另一方面,这种价值评判与追求还积极参与了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构成,进而以其导引与续接功能而在学科观念层面保证了相关知识生产的人文意向。价值向度关涉文艺学知识生产所应具有的实践的可行性与学理的合法性,正确认识并重申这一向度是推进文艺学学科自觉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

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一向抱定严肃文学观不放的沈从文看来,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主要成员,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主义”转化,并于1933年后与“海派”相融合。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章,实际上是对文学上的“趣味个人主义”和商人习气的共同批判。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     

范梈《海康集》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海康集》以李、杜为榜样,既取法中国盛世诗歌的方法和技巧,也表现出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海康集》是元代岭南地区唯一的岭南文学专集,它以雷琼地区的自然风物和社会及文化入诗,对于元代的科举、海上交通、地震飓风和民族风俗等的描述,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郝敬经学思想的思想史意义

本文以郝敬的《诗经》学研究为例,揭示其经学思想在晚明及清初学术界受到广泛关注和肯定的原因。并同时指出,郝敬之所以要求回归经典,尤其是回归《论语》之中,这里实包涵了其匡正宋明儒学中空疏、玄虚等弊病,而主张通经致用的思想内容。     

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的学科定位

从清季兴办学堂开始,西方学科分类逐渐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国学"或"国故学"在此分类中究属何类,这是困扰20世纪20年代许多学人的问题.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将中国的"国故"整理使之能够纳入哲学、文学、史学等新式分类,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这一进程结束后还有"国学"或"国故学"的存在余地吗?如果有,则"国学"或"国故学"便实际超越了西学分科;而后者又被时人看作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这又违背所谓"新国学"即"科学的国学"之定义.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议反映出当时学人其实更多是从思想而非学术的角度看待"国学".     

中国古代戏曲家的文学价值观

中国古代戏曲的诗乐教化倾向的产生与发展的原因众多,其主要原因则是中国古代戏剧家的艺术价值观。对中国古代戏曲家艺术价值观的产生影响的重大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古代戏曲家的特殊的社会地位所形成的双重人格;二是中国古代戏曲家所接受的儒家传统文化观;三是中国古代戏曲观众(既包括下层民众也包括统治阶级上层贵族)对戏曲的矛盾需求。这三个方面的作用虽然复杂,却可以用一个原则将之统一。这个原则就是《毛诗序》中提出的"风化"和"风刺"。这二者的结合,形成中国古代戏曲矛盾、复杂的思想倾向。     

宋代诗文词作者的层级与时空分布

宋代有诗、词、文作品传世的作者共16775人。超过一半的作者都是孤篇存世,存诗文词1-9首(篇)的低产作者占八九成,中产作者有一成多。诗文存量在501首以上的高产作者有157人,其中陆游诗作最多,达9242首,苏轼的文章量居首,有4837篇。从地域分布来看,浙江的作者最多,其次是福建、江西,这三省的作者占天下之半,可见其文风之盛,也见出作者分布的不均衡。从南北对比来看,南方占绝对优势,北方10省市的作者总数不如浙江一省的人多。作者的版图分布,呈两片一带一点型。从作品量的贡献来看,词文的创作量都是江西第一、浙江第二,诗作量则是浙江称雄。宋代诗文七成多的作品是由浙江、江西、四川、福建、江苏五省的作者创作的。从地市级作者分布看,福建南平市的作者数高居第一,福州第二,杭州第三。数据表明,进士人数与诗文词作者人数呈高度正相关,进士多的地区,作者亦多、文风亦盛。从阶段性变化来看,元祐时期,宋代诗文词全面进入高峰期,数据印证了元祐文学的辉煌和南宋中兴时期文学的“中兴”。宋代诗词文作者和作品的统计数据,细化了对宋代文学发展进程的认识。     

走向后经学时代的文学之思--关于王国维文学研究的重新认识

以经学作为理论资源 ,运用经学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话语方式来定义和评判文学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主流。时至 2 0世纪初 ,经学对人们文学思考的控制却难以为继。此时王国维的一系列文学研究活动颇引人注目 ,尤其是《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分别在小说论、词论、戏曲论三个领域消除了经学眼光 ,尝试了新型的文学批评模式和文学研究方法 ,其基本思路、价值体系和主要术语 ,都已凸现出“后经学”文论的特征 ,成为中国文论走出经学时代的第一人。     

复社成员的学术批判与学术转折

文章着重分析了复社成员对举业及明末学风的批判,并认为复社成员的上述学术批判为其学术实践的转折创造了可能。复社成员学术实践的转折主要体现在治学态度与方法、提倡学术调和、对结社及讲会进行改造、提倡经济之学等方面,其实质在于使漂浮的学风沉静下来,这些新的学术动向进一步影响了清代的学术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明清叙事文学拟神话结构中的主体间性关系

明清时期的叙事文学经典中出现了摹拟神话叙事的拟神话写作.在这些拟神话结构中,通过“我”与“物”之间交互主体性关系的观照,融汇了中国传统思维中天人合一的认识观、物我感应的自然观、仁爱合群的伦理观、物我不二的信仰观,从方法、情节、母题以及人物塑造上展示了伦理学、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思想.     

论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人群之组成及群体关系

宋祥兴二年 ,陆秀夫负宋幼帝赵曰丙 蹈海而亡 ,赵宋 32 0年的皇脉断绝 ,同时也揭开了大批宋文人遗民生涯的序幕。身为遗民 ,“立功”一途受阻 ,他们更自觉地担当起“立德”、“立言”之任 ,在文字著述中寄寓他们的亡国哀痛和存续传统的苦心。而“诗词末技 ,存江山以不朽” ,于是宋元之际乱离易代的环境 ,既磨砺了一代封建士人的节操 ,又成就了一期遗民文学。宋遗民词即以其深刻的悲剧意蕴和文化内涵成为词在宋代发展的一个光耀而悲壮的终结。在宋末元初的遗民词坛 ,江西遗民词人虽没有如江西诗派成员一样的自觉的流派认同意识及共同尊奉的创作宗旨和词坛盟主 ,但他们因地缘关系、政治倾向、创作风格等方面的相近或相同 ,彼此间不仅有着密切的社会交往 ,同时也有着频繁的诗、词、文的酬赠活动 ,构成了一个以文天祥为轴心的相对独立的地域词人群体。     

从单刻到全集:被粉饰的才子文本——《双柳轩诗文集》、《袁枚全集》校读札记

该文以清代著名作家袁枚早年别集《双柳轩诗文集》和源自袁枚晚年所编《小仓山房全集》的今人整理本《袁枚全集》的校读为例,指出传统全集所收作品由于时经作者晚年粉饰删改,而大多存在历时性面貌不无缺失之憾,故研究单个古代著名作家创作的历时性问题,应当重视比全集更切近当时实况的作家生前行世的单刻别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