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论和思想研究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关系的角度研究资本的本质和运动。韦伯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带有浓重的德国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色彩。韦伯的研究证明,西欧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伦理以及这种伦理的传播制度不仅对资本主义形成所需的种种特定历史条件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在社会科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犹太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略论马克斯·韦伯的犹太教观

通过分析<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与社会>,阐述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现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勾连以及他对犹太教不具备资本主义"亲和力"的论证.结合当今世界发展的态势,指出犹太教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有其一致性.     

卫礼贤论东西方文化

卫礼贤是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来华的德国新教传教士。他在青岛生活、工作 2 0余年 ,致力于办学、研究和翻译中国古典经籍等文化活动 ,把《论语》、《道德经》、《易经》等十余部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作品译介到德国和西方社会。卫礼贤通过反省 ,对西方文化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他从东西方比较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文化 ,揭示出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从而指出人类今天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文化。     

论法国1576年至1629年的“新教共和国”

新教共和国是宗教战争的产物.它并非是一个全国一统的国家实体,散落于各地的新教"政治会议"是其存在的外在形式;以一方诸候的大贵族为中心的军事武装是其存在的支撑;新教教义中的"人民主权"思想和组织形式中体现出的宪政思想是其政治理念.它虽然是一次资产阶级的宗教革命,然而大贵族在运动中决定性的领导地位是其特征.这一特征与资产阶级和王权要求一致的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相背离,决定了共和国失败的命运.     

郭士立的医药传教思想与实践

医药传教是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们在中国特有的环境和经历中摸索出来的一种有效的传教方法。最早倡导以医药活动作为叩门砖在中国展开传教活动设想的是德国人郭士立。他以亲身经历证明以往的传教方法在厉行禁教的中国难以实施,而借助施医赠药活动往往可以一举数得。诸多传教医生卓有成效的活动证明其言不谬。     

"韦伯命题""中国命题"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马克斯·韦伯把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和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认为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忠孝两全""推己及人"等为主要内容的儒家伦理思想,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相关联.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中,注意到儒孝伦理对现代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例中汲取有益的启示.探讨如何利用儒家伦理的合理内核建构企业社会责任,参照西方企业社会责任,对儒家伦理进行全面而全新的整合,使传统文化观念与现代文化观相适应.     

历史分支学科论坛：什么是宗教史(四)

大文豪菲尔丁(H.Fielding)在《汤姆·琼斯》一书中这样写道:“我所说的宗教是指基督教;不仅是指基督教,而且是指新教;不仅是是指新教,而且还是指英国国教。"这已成了现代英国宗教史学家始终不谕的信条和出发点。     

关于马丁·路德的种种神话问题

马丁·路德(1483——1546年)是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的发起者和基督教新教(福音教)的创始人。作为一位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他在德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以致于形成了许许多多的路德神话,被推崇为先知和圣徒、理性和思想自由的先驱、民族英雄和德意志斗士等等。几乎在每一次重要的思想、文化和政治运动中都有有     

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矛盾与新发展理念的超越——基于再生产视域下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批判

学术界未能"彻底"回答资本主义精神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与内在矛盾之间所存在的悖论。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的变革促进了资产阶级职业精神的塑造,以此论证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但是却疏漏了二者之间的裂变。他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头足倒置,并忽视了禁欲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矛盾使资产阶级必然坠入意识形态合法化危机的窠臼。只有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精神再生产的唯物史观叙述出发,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精神的时代局限性。新发展理念不仅是当代中国的现实关照一种全新方案,也是对资本主义"增长"的意识形态的超越,是对"文明冲突论"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全球治理新意识形态的重塑。     

论斯伯丁《人的使命》对德国新教文化的影响

在探究德国现代新教文化以及一般德国现代文化时,斯伯丁是一位重要但又被严重忽视的思想家。斯伯丁的早期著作《人的使命》从三个方面为人们理解18世纪后半叶德国新教文化的转变提供了重要视角。首先,在为启示宗教辩护的问题上,斯伯丁不再像沃尔夫主义和路德正统派那样主要依赖理性和《圣经》的证据,而是转向了主观的经验。其次,斯伯丁有意识地抛弃了路德宗正统派的学术神学语言和沃尔夫主义的精确哲学语言,相反,他有意识地采用了正在兴起的诉诸情感的诗性语言,这为培育现代新教的广大读者群体奠定了基础。最后,《人的使命》在一定程度上将哲学与神学融合,这种融合既是德国“通俗哲学”的一大特征,也对于其后德国哲学试图继承、接管新教遗产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商人、传教士与西方"中国学"的转变

从1820年代起,来华英美新教传教士和商人通过他们在中国创办或支持的出版媒介和他们的著作,批判并否定在此之前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他们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停止的、没有历史的文明;中国的民族特性是由排外、迷信和其他恶劣品质构成的;中国法律和司法制度则是以残忍、腐败为特征的,而这又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和著述越来越多地展现中国的负面形象.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农业的贡献

1840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的门户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陷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英国同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来到中国,他们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在中国进行翻译科学书籍、开展科学研究、创办学校以站稳脚跟。特别在农业科技方面,他们把西方实验农学理念带入中国,为中国的农业近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略论西方传教士在传播中西方文化的作用

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教义,作为中西接触先锋的同时,不仅在华传播西学,实践西学东渐,而且向西方介绍中国和中学,在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早期在华传教士"独厚儒学"原因初探

受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和怀着对中华悠久文明的敬仰,以及出于发展自身、与新教抗衡之目的,以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为代表的基督教士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在传教期间,他们基于传教现实和教义融合的考虑,“借儒宣教”、“独厚儒学”,成功地促成了中西哲学思想的一次大融合。他们的传教策略与在传统儒学接触中所采取的承认、包容和尊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西方传教士与明末历法改革

明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抓住了明代历法失修亟须改革的契机,积极输入西方天文、历算学和参与《崇祯历书》的编译工作,使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渐趋高潮,同时也促使了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在历经“南京教难”之后重新振兴。     

清代中俄文化交流述论

康熙年间的北京“俄罗斯百人队”是俄国文化在中国清代的第一批传播者。《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定期来京的俄国传教士和留学生对两国文化的交流及俄国汉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清朝的宗教宽容政策和中俄之间的正式条约是中俄文化交流长期持续发展的保障。俄国在交流中是积极、主动的一方,而清朝则是相对消极、保守的一方。在充分肯定俄国传教士和留学生在中俄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他们在北京的其它活动     

晚明天主教与佛教冲突的文化蕴义——以利玛窦为例

晚明时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与佛教发生了巨大的争论,在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价值论等多方面展开了论辩。这场轰动朝野的争论具有重要的文化蕴义。     

《无罪获胜》语言学探微

耶稣会传教士何大化等人于1671年在广州将"诉状"、"康熙圣旨"等12篇与"康熙历案"相关的文书编印成中拉文对照的文集Innocentia Victrix(《无罪获胜》).初看,该文集只是一本"康熙历案"的卷宗.然而,如果以语言学的视角审视全书,那么我们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一本来华传教士的专业汉语教材.时代的变迁和政权的更迭,导致了明清官话语音的嬗变,加之"康熙历案"迫使传教士停止了传教活动,客观上使他们有了充裕的时间将注意力集中于学习中国的语言与文化上,从而促使在华耶稣会编辑刊印了这本汉语教科书.此教科书不仅记录了当时的汉语官话语音,而且也反映了17世纪中后期中西语言接触之实况,颇具语言学史料价值.     

西方逻辑的输入与明末文化思潮

明末西方逻辑的输入是中西文化第一次碰撞的产物.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宗教的过程中也把西方的逻辑学介绍到中国.对于传教士来说,译介西方逻辑是为传播宗教服务的.而具有科学思想的中国士大夫显然有别于传教士,如果说徐光启翻译西方的演绎逻辑是翻译西方科学的副产品的话,那么李之藻翻译<名理探>则是为了矫正明末空疏的学风.     

近代基督教会在中国内地置产建堂条约根据质疑

一般认为,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置产建堂是根据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但该条约中文本第六款最后一句是传教士私自加上的,是非法无效的。1865年中法专门就此签订了"柏尔德密协议",但在传教士买地前是否应先报地方官查明准允这一关键问题上发生争议。在1881年和1887年两次济南教案中,美国官方明确表示传教士在内地置产建堂并无法律依据。直到1903年美国传教士才获得在中国内地置产建堂的条约根据。总之,传教士在内地置产建堂主要是通过对条约的曲解和清政府的"容忍"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