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系年》与《史记》称引“左氏《春秋》”考

《史记》称引“《春秋》”有记事古史、孔子《春秋》、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等不同情况,其中“左氏《春秋》”的全称当为“左氏《春秋国语》”,是一部具体描述西周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古史著作,既非等同于今见《国语》,亦非等同于今见《左传》,而为两书所取材,亦为《史记》所援用。清华简《系年》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启发和佐证。     

宝鸡地区西周考古最新动态——二、凤翔惊现规模最大的西周城墙

据《宝鸡日报》2005年元月1日、5日报道，周长约4200米的西周城墙惊现凤翔水沟遗址。考古队专家称，如此规模的城墙在西周考古中系首次发现，其意义不亚于2004年岐山周公庙遗址高等级西周贵族墓地的发现，对推动西周考古与历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出文本与历史真实：王位继承语境下清华简《保训》篇解读及相关问题讨论

《保训》是我们认识清华大学藏竹书的开始,也是其中争议最大、引起讨论最多的一篇。将《保训》看作周文王临终遗训,是根据文本内容做出的合理推测。奇怪的是,在继位这样的大事上,周文王告诉太子要学习的并非周人祖先,而是商人祖先舜、上甲微。这是一个在先前讨论中忽略了的问题。《国语·鲁语》和《礼记·祭法》等所记载的商周祭统和五帝系统,以及周原出土西周甲骨所揭示的西周早期祭祀商王祖先的现象,说明《保训》所显示的王位继承语境确实反映了西周初年的历史真实,但其对求“中”的强调表达的却是东周的五帝和五行观念。或许可以说,《保训》是一篇准确反映了西周早期历史的东周时期形成的文献,它所反映出来的西周早期的史实以及东周礼制宗教思想对研究周代社会很有意义。     

清华简《系年》与铜器铭文互证二则

新近公布的清华简《系年》,内容涉及"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的许多重大史事,除可与《春秋》经传、《史记》、《竹书纪年》等相对比外,许多地方还可与青铜器铭文相互参证,给人许多新知。如李学勤先生已撰文重点指出《系年》简文可与大保簋(《殷     

周代官学之“诗礼乐”教与“书教”考异

 诗、书、礼、乐是西周王官教育中最核心的课程体系,也是最早得到王权认可的经典体系。但从《论语》、《礼记》、《国语》等文献的记载中可以发现,至晚到春秋后期乃至战国前期,《书》学仍游离于部分贵族教育课程体系之外。这说明,与“诗礼乐”为辟雍、泮宫两级学校普遍教授的政治、社交仪式不同,《书》是天子辟雍中课试贵族子弟的书面“文本”,而在诸侯泮宫中,各国故志、令、世、训典等文献则取代《书》,承担了国家历史教育的基本功能。对于这一差异的形成原因及其对早期《书》学功能、传播之影响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西周王官之学的课程设置理念。     

由《系年》第二章论郑国初年史事

清华简《系年》第二章记述西周覆灭,周室东迁的事迹,详读此章内容可知,《系年》作者心目中的郑国初年历史,大体与《郑语》《郑世家》等类同,而与《竹书纪年》佚文异说。     

论战国中期历史散文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说: 《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年为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纵长。自此之岁,事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之阙佚,考古者为之茫昧。”现代学者所考定的《左传》、《国语》成书年代大体与这段“史之阙佚,考古者为之茫昧”的历史相对空白带相重合。战国中期则紧承这段历史。我们论及战国中期历史散文面貌时,多少有点窘迫。传统的王官体制下的史官文化踪迹在“陪臣执国命”的时代变迁中显得也     

论郑国的政治发展及其历史特征

<正> 郑是周代分封制度下立国最晚的一个诸侯大国。在东周时期,郑虽然算不得列强中的巨擘,但由于它地处中原要冲,又有其独特的政治历史发展,所以亦曾称雄诸侯于一时,而且绵延国祚,令诸侯不敢小觑。考察郑国的政治发展及其历史特征对于研究东周时代的社会发展情况具有一定意义。不揣浅陋,试作探讨。 郑的立国与西周末年的动荡不安很有关系。郑国始祖桓公友是周厉王少 子、周宣王之弟。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年)被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世本》 有“桓公居械林”(《史记·郑世家》索隐引)之说,故郑当初为宗周畿内之国。《史记.郑世家》说郑桓公“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据《国语·郑语》,知郑桓公为周王朝司徒在幽王八年(前744年),是时距西周王朝覆灭已经很近了。幽王     

《山海经》成书时地及作者新探

通过对《山海经》的内容、语言特点与考古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山海经》巴蜀图语本成书于西周初中期至战国中期。华文本《山海经》是由定居蜀地的楚国贵族后裔综合图语本、口头流传,再加入楚地神话以及中原、海外历史地理知识编写而成。     

《战国策》东西周考辨

《战国策》一书中东西二周的辨别,始自南宋人鲍彪。鲍彪注释《战国策》,以西周王城为周赧王所都,秉封建社会尊王之义,谓西周为正统,东周不得先于西周,遂变乱《国策》高诱本次序,升西周策为首卷,降东周策为次,以形成对史实失考的误失。嗣后,吕袒谦著《大事记》对东西周君分治,略加考释,以纠鲍彪之误;(元)吴澂著《东西周辨》,亦因鲍彪之误而发;而吴师道校正《战国策》引吕子《大事记》之说,开卷大讥鲍彪之谬。     

《国语》西周部分的史料价值

《国语》西周部分在全书占有的比例较小,但是作用不可低估。作者对这一部分史料的选择并非毫无目的,而是用心良苦。这一方面符合“语书”的作用,一方面也定下了全书思想价值的取向。不但交待了具体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而且也为研究西周的灭亡提供了政治、经济的有力证据,并顺理成章地交待了“礼乐崩坏”的根源。     

童谣与五行——兼论东汉政治历史

早在《尚书》《左传》《国语》等典籍中就有了五行说的记载,战国时随着天文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五行说也更为发展和流行.五行是以木、金、水、火、土五种物质为概念解释客观事物运动的学说,用五行的相生相克说解释宇宙.这就使人们意识到有一个客观规律支配着世界,因而五行说是含有某种朴素唯物论成分的.五行说对我国古代天文学、历史学、音乐和医学等发展都起到一定历史作用.战国晚期一套完整的阴阳五行学说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进一步的结合.”(任继俞《中国古代医学和哲学的关系》,五行说反映在自然观的主流是唯物的,当战国晚期邹衍用它来说明社会历史时则陷入唯心主义.     

《周南》、《召南》南国史迹考

"周南"、"召南"作为地域名称,可上溯到西周初期。"二南"是周公、召公治下南国各小国的泛称。《诗经》中的"二南"都是南国地方的民歌,以西周建国之初作品为多。"二南"诗篇的题旨与训诂,历来歧义很多,但多系似是而非的疑古之论。《关雎》"钟鼓"系"盛大生机"的古义;《汝坟》"王室"即殷商王室;《甘棠》"召伯"即召伯。     

《国语》学的奠基与展望——近10年来《国语》研究述评

作为先秦“语类”文体的代表,《国语》以国别为线索再现了西周、春秋时期不同地域间的社会风貌,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近10年来,学界一方面继续对其作者与成书年代、性质及价值等传统领域进行专题研究;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研究视野,利用文献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对其文学特质及思想内涵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各方面的研究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联,初步形成了“《国语》学”这一专门的学术领域。     

中国说理散文之源:历史记言文——“七十子后学散文”系列研究之一

中国古人过早地发展了伴随着原始思维特征的经验思维,因而中国最早的散文主要不是感性叙事作品,而是以总结帝王政治经验为旨归的历史记言散文。《尚书》记言文是中国说理散文的开端,这些记言文有一个外在的叙事框架,它们已经具备论点、论据、论证这些论说文基本要素,有些记言文主题集中,条理清晰。《国语》说理散文较《尚书》有六大进展:一是出现一批主题集中、结构紧凑的说理文章;二是形成主客问答的对话体;三是文章论据出现由宗教神学向《诗》、《书》文献、典章制度的转变;四是抽象概括水平明显提高;五是进一步丰富了表现手法;六是出现一些近似语录体的短文。《尚书》、《国语》中的历史记言文是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先驱,对战国诸子散文也有深远的影响。     

《国语·晋语》与《左传》相关记载之比较

无论是研究先秦历史 ,还是研究先秦历史散文 ,大都《左传》、《国语》并提 ,但长期以来 ,研究学者多习惯于把《国语》作为介绍《左传》而连带的一个附庸 ,它的价值似乎也只在于它是《左传》巨大成就的一个有力的反衬。而事实上 ,就历史研究而言 ,《左传》重在记事 ,分年编写 ;《国语》重在记言 ,按国叙述 ,两者可相互参证 ,相互补充。就文学价值而言 ,无论是记事、记人 ,还是记言 ,《国语》都有可与《左传》比肩之处。     

论《毛诗序》主体部分产生于西周春秋

《毛诗序》的写作时代和作者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关于《毛诗》之《大序》的写作时间和作者问题的探讨基本已成定论:是战国初年子夏所作.而《毛诗》之《小序》的写作时间和作者问题还没有形成定论.本文所论的《毛诗序》主要指《小序》.《毛诗序》的主体部分产生于西周和春秋时期,基本资料由周代历任史官完成,最后的整理者是战国初年的子夏.     

传播与战国文学语言的进展

先秦时期,有两个阶段文学语言进步最大:一是在西周,另一是在战国。西周文学语言的进步取决于作品的不同用途,战国文学语言的进展则得力于传播。战国很多文学作品都是从口头传播进入书面传播,由此保留了口语化特色,大大地缩短了书面语与民众口语的距离。孔子师徒开创了先生讲、弟子记的散文创作方式,弟子们出于对孔子的由衷崇拜,原汁原味地记录了孔子说话的声情口吻,这使《论语》成为口语化特色最为鲜明的战国散文作品。此后《墨子》、《孟子》等散文著作沿袭了孔子师徒的创作方式,进一步巩固了《论语》的口语化成果。战国文学语言取得巨大进展的另一原因,是诸子百家为了更好地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力求在游说和写作中运用最为生动浅显的语言来表述观点,这使文学语言进一步接近民众口语。通过孔子师徒和战国诸子百家的努力,战国文学语言形成了生动形象、平易畅达的特色,此后整个中国封建时代文学创作所使用的语言基本上就是战国文学语言。     

《国语》的性质与价值--由出土文献引起的思考

《国语》与《左传》是先秦典籍中的双璧,但两千多年来二者的地位却相去甚远.从近二、三十年出土文献中的"语"类作品出发,重新审视《国语》的性质和价值之后可以发现,《国语》是先秦"语"类作品之集大成,是我国国别史的始祖,对司马迁《史记》的创作有重大影响.《国语》其文"深闳杰畀",对中国史学史上历史的文学化和文学史上文学的史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共伯和”还是“共和”——关于周厉王被逐后贵族“共和”难以为继的讨论

出土文献“清华简”《系年》和《竹书纪年》都提到“共伯和干王位”,这与传世文献如《史记》中的“共和”存在差异。关于贵族参与驱逐周厉王的可能性,传世文献如《国语》《左传》《逸周书》的记载影绰,而出土文献及出土文物则表述明确。虽然记载不同,但两者都表明贵族和国人合力驱逐了周厉王,共同佐证了驱逐事件的真实性。基于西周宗法制,“国人”关系到王朝政权基础,且与高级贵族关系紧密。正是西周封建制和宗法制的自身逻辑引发了贵族与国人驱逐周厉王的事件。而在此后,西周贵族势力转向内部的利益争夺,王朝畿内贵族与外诸侯也都会因王位空缺而产生矛盾,“共和”难以为继,“共伯和立”成为政治平衡的权宜之计。然而,受社会环境和文化意识难以协调以及私欲纷争的主导,共伯和很快“归宗”,王权恢复,贵族的联合执政彻底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