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方法与民国学术

民国时期是中西古今交汇、渗透、融合、创新的学术盛世。在学术研究方法上 ,由西方传入的直觉方法与中国传统的直觉方法相衔接、融合而为学者们所关注 ,成为影响这一时期学术的主流方法。注重生命和意境的现代新儒家便是典型代表。他们在对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的认同和对“科学万能”的诘难中扬波而起 ,在方法论上强调对生命、生活的感受、体验和体悟。从梁漱溟、张君劢讲非理性的直觉 ,到贺麟讲超理性的直觉 ,再到牟宗三讲智的直觉 ,新儒家都表现出对中西直觉方法的批判、扬弃和融合创新的共同致思趋向。     

再思张君劢、钱穆之争:文明与宪制之辩

张君劢、钱穆两先生均为现代新儒学之重要人物,然其为学路径不同,故对中国传统政治之性质、对儒家义理转生现代政制之前景,持有大体相反的看法,而发生或隐或显之争论。张君劢认为,构建现代中国之良好政制之路是自移植西方民主,钱穆先生则以为可在儒家文明内部转生创发。由此,两人对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方案也持完全不同的看法:钱穆支持,而张君劢反对。此一分歧实贯穿19世纪末以来之现代儒学发展,今日则展开为港台儒学与大陆新兴政治儒学之争。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从“本体”到“本位”——张君劢“中国文化走向问题”脉系梳点

张君劢关于中国文化走向问题是当前中国哲学界需要再次探讨的新儒学问题。在围绕这一问题的众多已有界定中,学者们往往从“精神自由”的字面表达来界定张君劢文化哲学研究的立场、方法和归宿,这致使其割裂了张君劢文化建设总纲领中“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的内涵与指向的本质关系。张君劢文化哲学脉系的本原价值是将“人生观”作为民族文化的基础,将“学问之独立王国”的建立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问题,将“民族活力”作为立国之道的根本途径,而“民族活力”的激发来自于儒学复兴,这一路径的终极指向在于挽救民族危亡。     

"上帝"与"爱因斯坦"--论牟宗三哲学中的两个隐喻及其对时代与世界的关注

从中国哲学与民族精神的立场出发,透过西方哲学而重新发现与肯定古老的中国哲学的精神价值,基于儒家哲学为主干而融汇东西方哲学智慧的基础与支点,寻求“上帝”与“爱因斯坦”的沟通渠道,实现“价值”与“知识”、理想与实践的统一,重新找到世界与人生意义之根,找回世界与人生的意义,———这在混沌、多元与变动的时代中代表了一种洪钟大吕般的声音。作为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儒学大师,牟宗三自觉地充当了时代这一声音的传达者。通过对这一声音的传达,牟宗三为他的哲学思想作了一种儒家人文主义的历史定位。     

论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开展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激起文化领域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的高涨,避难西南一隅的现代新儒家藉此而揭橥"文化抗战"之帜,复兴儒家道统思想,致力于儒家道统之接续与重构。钱穆、冯友兰、贺麟、张东荪、张君劢、牟宗三上承周孔、外取西学,分立学统、政统,融构现代道统论体系。分立是指改变传统道统论体系之道、学、政三位一体的架构,分立学统、政统,并使之相对于道统而独立、并行。融构是指融汇西学之优长,而重构现代儒家道统体系。融汇中西是重建现代儒家道统论的重要理论环节。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具有内圣弱而外王强之理论特色,有着深层的理论和社会原因。     

张君劢对当代新儒家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以"科玄论战"为例

以张君劢为个案 ,考察张君劢的“问题谱系”及其对“科玄论战”的总结 ,揭示了“科玄论战”的问题意识 ,从科学与玄学的关系 ,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论的批判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以及张君劢“欲提倡宋学”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张君劢的“问题意识”对当代新儒家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论“中西合璧式的玄学”

张君劢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糅合了中国儒家的心性之学、西方生命哲学和康德哲学,是"中西合璧式的玄学".我们可以从陆王小学柏格森直觉主义和康德哲学中找到张君劢人生观的轨迹.     

德性儒学的成就、困境与走向

在西化思潮盛行、传统儒家受到打压的思想氛围中,现代新儒家适应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大趋势,从弘扬儒家德性入手,掀起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新儒学运动。德性儒学发端于梁漱溟,中经熊十力奠基,到牟宗三终结。德性儒学批驳西方中心主义,彰显中国哲学的民族精神,接续传统并走出传统,把握人性根本,回应西方哲学的话语,安顿价值世界,挺立道德主体性,开启中国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做出了历史性的理论贡献。德性儒学未能突破道德中心主义的藩篱,无法从“内圣”中顺利地开出“新外王”,应对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无法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无法突破“精英儒学”的小圈子,从而陷入困境之中。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情结,过度强调应然,没有直接面对实然,是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可以超过但不可绕过的牟宗三哲学——读《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显学”。程志华教授的《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是这一领域的一部力作。作者基于对以往相关研究的分析,通过“内在诠释”的理路,将牟宗三哲学放在中、西、印哲学的宏大视野下,阐释了其“道德的形上学”的理论建构,凸显了其对于传统儒学和西方哲学所具有的独到价值。因此,牟宗三哲学是研究中国哲学“可以超过但不可绕过？”的一座理论“高节。     

当代东亚儒学的主要课题与研究进路

对当代(新)儒家和宋明理学家而言,儒学不仅仅是儒学研究。他们认为儒家的终极教义是要寻求某种内在智慧和超越真理,这是客观研究和逻辑方法所不能理解的。他们强调,中西哲学有着本质不同,两者不能互相通约。与宋明儒家一样,大多数当代(新)儒学的第一代代表人物运用佛教的概念架构来建构其理论。然而,由于第二代的主要人物受过良好的西方哲学训练,他们常常借用西方唯心论者如康德和黑格尔的观念来重建儒家古典学说。与这种哲学的或形上的进路相比,日本儒学的进路自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以来基本上是语言学的和历史学的。除了揭示内在的超越领域外,当代(新)儒家还必须处理外在世界的问题。前者他们称之为“内圣”,而后者则称之为“外王”。由此乃引出“韦伯式论旨”的问题。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探讨当代新儒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揭示其主要课题,及审视当代儒学研究的各种进路和方法。本文的结论是:当代新儒学的规划在哲学论证上是不确当的,虽然其历史意义是不容抹煞的。     

《孟子》《荀子》感学初步比较——儒学之美学的可能性探讨

本文鉴于汉语"美"字与西文beauty、Schne不相当,遂着眼于把美学按古希腊文原义与此词首铸者鲍姆伽登的意思理解为感学。论及儒学之感学,就要分为美学、善学两个方面。《孟子》:"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荀子》的相当学说为:"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同样主张美、善同根:感性判断力;荀说更细致、完整。分析《荀子.性恶篇》对孟子性本善的批判,其失误在于"性"这一概念所指相异,孟子指四端,荀子指好利、疾恶、耳目之欲、声色之好。牟宗三智的直觉说对儒学之感学是一重要挑战。智的直觉之意义是良知返照。如果牟说成立,则儒学之美学依据感性直觉,儒学之善学依据智性直觉,那么,儒学之感学须歧出为二。儒学之美学论美,还须论境界、气、神、骨等,与智的直觉说不相容。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牟宗三宋明儒学研究刍议

牟宗三先生是港台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对宋明儒学作出有别于前人之疏解,并一反传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区分,把宋明儒学判为三系。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现代新儒学是接着宋明儒学讲的,理应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担负起中华文化现代化的神圣使命。     

牟宗三儒释道三教的哲学证立与圆教判释

“实践的智慧学”是康德对古希腊“哲学”意义的揭示。牟宗三通过“实践的智慧学”哲学古义的诠释,以及“哲学”与“教”统一性的证明,为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奠立哲学王国中的合法地位,为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和中西哲学的比较融通拓展出理论的地平。在“实践的智慧学”诠释基础上,牟宗三借鉴康德哲学对儒释道三教进行了现代哲学的建构,并展开“圆教判释”。牟宗三的“圆教判释”,是“实践的智慧学”意义上的“哲学判教”。     

试论宋明理学家的圣贤境界

宋明理学家通过对"天人合一"这一哲学主题的论证和对心性义理之学的追求,创立了既不同于孔孟原始儒学,也有别于汉唐经学的新儒学,将儒家哲学发展到十分完备的形态,使得中国哲学的境界学说得以充分的展现.本文试图将宋明理学家有关圣贤境界的追求特别是如何成就圣贤的问题进行论述,来再现他们的生命境界.     

试论唐君毅的上帝观

现代新儒家里,唐君毅最具有宗教情怀。在他的宗教思想中,曾系统地表达了对基督教、佛教和儒家里终极存在或上帝的看法。唐先生认为,虽然三教分别走着通达形上实在的不同道路,然而在道路的终点却可以达成共识,即神心、佛心、本心具有同质性。唐先生这一观点,是站在儒家心性论的基础上关于三教对话的理论洞见。     

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及其若干问题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即存有即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此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的新儒家的特质。     

浅探牟宗三的心性论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既存有又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这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