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下的虚空--从汉《郊祀歌》看汉武帝的精神世界

此文从《郊祀歌》着手来分析汉代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精神状态。汉代《郊祀歌》本是祭祀天神地祈与歌颂祥瑞之作,却因为统治者的意愿使其充斥着神的散漫与人的欢娱,从而呈现出自娱自祀和求仙渴望长生的旨趣。究其原因,乃与汉武帝好大喜功与忧生惧死的心态有关,表现了汉武帝作为一代雄主的野心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慨叹和对永生的渴求。此外,它也受了楚风的影响。     

《九歌》与民歌的关系——从声乐系统上看《九歌》

1937年,我在《语言与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九歌非民歌说》,反驳那时候以胡适为首的《九歌》为民歌说、《九歌》非屈原作品论。①我在那时候提出了三项理由,第一、从《九歌》的祭祀制度上,证明《九歌》的祭祀是国家的祭祀,而不是民间的祭祀;第二,从《九歌》与汉代《郊祀歌》的比较上,证明《九歌》是楚国的宫廷     

汉代的方士与“郊祀乐”

<正>在对鬼神的祭祀过程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由于音乐向来就被视为沟通天人的最好工具,所以祭祀之乐必以盛大、瑰丽为最,这从汉武帝时的《郊祀歌》十九章中可见一斑。在汉代人生死观念的支配下,人的死亡往往被视为通向天堂征程的开始,人们对亡者的崇敬之情,绝不亚于祀神求仙时对仙人的崇拜。所以,在丧葬仪式中举行盛大的娱乐性歌舞表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并逐渐趋于程式化和制度化。所以,汉代郊祀乐的产生与道家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而完成这一联系的纽带便是汉代的方士活动。     

怒族神歌中的和谐思想及其社会功能

怒族神歌是怒族于古苏(巫师)在主持祭祀活动时所唱的祭词,是怒族先民与神灵沟通的重要媒介.怒族神歌中蕴含了人与鬼灵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等思想内容,怒族神歌中的和谐思想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它反映了怒族先民在探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基本认识.     

司马相如“骚体制歌”考

《文心雕龙》在论及汉代乐府创制与生产的情况时,指出"朱马以骚体制歌",其中"朱"指朱买臣,"马"指司马相如。汉代文人有很多摹拟"骚体"的文学创作,司马相如在文学创作中对"骚体"有着较为熟练的掌握,骚体赋在他的赋作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郊祀歌》十九章是汉乐府中的重要篇章,关于这些篇章作者的归属,目前尚存在诸多争议。本文通过考辨,推测其中的《朝陇首》和《天马》(其一)两首大致可以认定为司马相如创制。     

汉《郊祀歌》的符瑞意蕴

汉《郊祀歌》是汉武帝时期的重要文学作品。由于武帝本人一生好大喜功,深受谶纬的影响,好听方士之言,渴求长生不老,这些深刻地体现在《郊祀歌》里。本文通过详细的论述,揭示《郊祀歌》的符瑞意蕴。     

先秦“蜡祭”考论

蜡祭是古代农业祭祀一种,在每年的岁终举行,祭祀对象是＂八神＂,目的是为了感谢对农业生产有贡献和帮助的神灵,属＂报祭＂。本文通过整理传世文献中的内容来说明蜡祭＂八神＂中的＂昆虫＂是指蚕一类的有益昆虫,并试析蜡祭与腊祭是分属两种不同的祭祀,而蜡祭包括腊祭,两者从秦汉时期开始趋向模糊。     

汉画中的农事习俗

汉画中有许多画面表现了汉代农业生产活动中对农神和有关农事神灵的祭祀和崇拜等习俗。这些画像反映了汉代社会各级官吏对农耕活动的劝勉、为祈求丰收而对神灵和原始巫术的崇拜     

汉代《郊祀歌十九章》的游仙长生主题

本文从宗教与文学创作关系的角度，通过爬梳整理汉武帝重用神仙方士、制定郊祀之礼的活动过程，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郊祀歌十九章》表现的“逝昆仑”“登蓬莱”、“延寿命，永未央”的游仙长生旨趣，并提出了汉武帝望把蓬莱的活动，是与封禅大典一样重要而频繁的祭祀活动，而这个现象，是目前历史、文学、宗教、哲学等研究中都被忽略了的一个盲点。本文还从宗教体验和艺术灵感的角度，重点分析了《郊祀歌》在表现祀神迎仙、天人感应的神秘境界，以及歌咏祥瑞灵物上的艺术特色，对其在诗歌创作艺术史上的地位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汉郊庙歌评价商榷

汉乐府中的《郊祀歌》和《安世房中歌》,由于其内容皆属贵族之事,《安世房中歌》用之祖庙,《郊祀歌》以祀天神(亦用之祖庙),多侈陈乐舞声歌之盛,且非天子不得使用,因而被扣上了一顶“贵族乐府”的帽子.因此,就有人认为,“因本属雅颂体,故文多典奥,文学成份亦少”.①解放后流行的文学史很少尊重它们应享的历史地位,一些研究汉     

被夸大的前郊祀时代——从《秦汉国家祭祀史稿》对史料的误用说起

《秦汉国家祭祀史稿》一书存在着对基本史料的误读、误用。如其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怀疑《史记·封禅书》所说秦国诸畤祭五色帝有误,进而判定"秦不祭五色帝",汉初才确立五色帝之祀。该书将武帝时代歌颂天地合祀的《惟泰元》《天地》两篇郊祀歌曲解为单纯歌颂"太一"之辞,进而认为太一地位甚至高于"天",这无疑拔高了汉武帝创立太一之祀的意义。在探讨西汉末年元始仪时,《秦汉国家祭祀史稿》还忽视了《三辅黄图》中关于元始仪的核心史料。此外,在阐释秦汉祭祀演变时,该书过度诠释了相关史料,夸大了秦汉东西祭祀格局之差异。     

汉武帝《天马歌》纵横谈

本文认为,汉武帝两首《天马歌》是汉乐府中的特殊作品,创作过程联系着当时开拓西域的国家大事,其客观效应已远超过郊祀歌的范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东皇太一》、《东君》、《国殇》、《礼魂》的新剖解与今译

：《东皇太一》是祭祀天神上皇的歌辞,由女巫演唱。《东君》是祭祀太阳神的歌辞,由男巫扮东君演唱。《国殇》是祭祀为国捐躯的英雄祖先的歌辞。《礼魂》是祭祀祖先的歌辞。对四篇作了全新剖解翻译     

《九歌》“东皇太一”祭祀渊源考论

＂东皇太一＂的神格与太一祭祀的渊源,是《楚辞》研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文章从道家哲学与方术对楚国祭祀礼仪之影响的角度,结合考古发现,对以上问题加以探析,认为＂太一＂是创世神、祖先神与观念神的统一,根植于楚国的神话土壤,又孳乳于道家关于世界本原的哲学,经过战国中晚期道家、方士的鼓吹,才从哲学范畴演变为方士崇拜的至上神,最终进入楚王室的郊祀大典。     

从初盛唐郊祀乐发展看礼乐观念的新变

郊祀作为古代皇帝祭祀天地的重要形式,是君权神圣性的体现,更体现着封建王朝文化建设的构想.郊祀活动融汇了儒家礼仪、阴阳五行等诸多观念学说,其用乐也被赋予了神秘色彩,有着严格的规定.初盛唐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也进行了一系列郊祀活动.其在郊祀乐的制定中注意吸收汉代至隋代的乐悬等郊祀成果,很大程度上保持了郊祀的复古特点.但在郊祀乐的创制理念、乐曲厘定、乐器使用等方面又进行了一定的改易,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汉魏六朝郊祀歌辞句式、韵式研究

《诗经·周颂》作为儒家经典中的颂神歌辞,具有典范意义,在儒家思想规范之下,郊祀歌辞制作者们自觉把经典作为模仿对象,在使用词汇上逐渐体现出抛弃“子史浅言”而归于“典诰大语”的特点,即在创作中所使用的词汇要来自于儒家经典.尽管如此,若将《诗经·周颂》与汉魏六朝郊祀歌辞相比较,汉魏六朝郊祀歌辞无论是句式还是韵式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汉代郊庙歌辞禳灾谫识

禳灾即通过特殊的仪式祛除灾祸。汉代乐府诗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代表样式,郊庙歌辞作为其中歌颂祖先、赞飨神灵的部分,还承担了禳灾表达的功能。汉代郊庙歌辞以天人感应、经学、谶纬与农本观念为文化基础,针对天文、气候、地质和生物等灾害类型表达禳灾意愿。在审美价值上,汉代郊庙歌辞继承诗乐舞结合的演绎传统,拥有绮丽的意象,晦涩的歌辞背后是巫术与宗教的内在需要,充当禳灾时统治者与神灵沟通的文字工具。     

试析汉代《诗经》研究历史化产生的根源

试析汉代《诗经》研究历史化产生的根源王硕民《诗经》是我国古老的诗歌总集。它内容丰富，其中有劳歌、恋歌、战歌、祭歌、颂歌、哀歌、怨歌等，接触到社会各阶层人物，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实为我国诗歌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然而，到了汉代人手里，这部为情造文，情采并...     

周公的郊祀礼——郑玄的经学构建

在郑玄的经学思想中,如何根据经文的记载,构建一个完整的周公郊祀祭天的理论体系,是郑玄经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郑玄通过发明经义,阐述了以“天有六天”“郊丘为二”为主要特征的周公郊祀礼。而这一礼制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郊祀礼中的始祖的存在,是统三统的思想基础。郊祀礼中的感生说,使郑玄理解的历史世系不同于《史记》。同时,周公的郊祀礼,是孝治天下的最典型的表现。     

《韩诗外传》中的神灵与祭祀

：《 韩诗外传》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先秦时期所形成的神灵信仰，承认神灵作为一种人格化的主宰干预并控制着人世的生产与生活。而以天或天神为主导的神灵对人事的影响遵循着赏善罚恶的原则。但同时，《 韩诗外传》又通过一种感应论的阐述削弱了神灵的权能及意志，并借由阴阳之说为天人感应及其维系的善恶报偿赋予了新的依据。《 韩诗外传》对神灵的矛盾态度也体现在对祭祀的理解中，《 韩诗外传》一方面承认祭祀讨好神灵的效用，另一方面又认为祭祀有助于维系、彰显礼乐伦常所需要的某些情感，具有教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