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形象学:问题与方法的困境

跨文化形象学关注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结构以及其中展现的西方话语霸权,分析西方现代性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表现出的强大的"形塑力",其明确的问题意识指向中国文化自觉,试图从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建构中国思想主体。这种在中国/西方、自我/他者二元对立框架内提出的问题与思考的方法,是未经反思的。就问题而言,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未必能够建构中国思想主体,中国不是缺乏思想的主体意识,而是缺乏思想的能力,甚至建构中国思想主体的问题都是意识形态性的;就方法而言,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后学"方法,在西方思想体系中是合理的,移植到中国语境中,意义可能相反。我们的反思有必要回溯30年中国思想历程,追问思想的主体究竟应该是"人"还是"国家",究竟应该是知识哲学与道德哲学问题,还应该是政治哲学甚至意识形态问题。     

从方法视角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但在研究方法上仍是孱弱的。反思目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知识构成的描述、意识形态的勾画、政治功能的凸显、理论结构的提取这四类方法及其分别引申出的四种研究导向,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可以采取四重推进式方法进路:首先是"历史—描述",其次是"思想—提炼",再次是"比较—界定",最后是"理论—重构"。对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目的在于凸显和实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功用性。     

启蒙的现代传承、化生与超越——以瓦尔泽、格拉斯、哈贝马斯等为中心

本文凸显西方元思维的"逻各斯—秘索思"结构,强调德国思想史的"启蒙思脉—浪漫思脉"二元对立。同时选择作为德国知识精英代表的瓦尔泽、格拉斯、哈贝马斯,对其"文学话语—哲学话语"对话结构进行梳理,既凸显其为20世纪后期精英难以回避的"战争背景",同时也揭示他们面对历史浩劫与民族重生勇于承担的"智识勇气"和"创辟实绩"。最后,仍归结为一个基本追问,就是在至今为止的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思想史进程中,虽然名家辈出,但并未能为人类发展提供明显亮色,以及德国学术、思想难得强势的事实,并追问其原因所在。同时引入中国文化传统的《易经》思维,尤其是凸显"一分为三"之原则,强调"启蒙调试"作为一个重要的"黄金分割点",使西方二元论思维获得一个立足于三的支撑点。如此,则格拉斯尝试以浪漫的手法来坚持启蒙的目标、瓦尔泽以浪漫的手段来调试启蒙的不足,都有其合理之处,相比较哲学话语系统的哈贝马斯对启蒙传统的"执善固执",则更显出文学话语的灵活性与诗性创发对于思想史发展的特殊意义。     

伦理道德的西方精神哲学范式

人类精神世界的对话和理解必须发展求同别异的问题意识和文化能力,其中"求同"是出发点,以便在万种风情中发现精神世界的终极目的和文明天命,"别异"使人们面对异域风情的魅惑敏锐地洞察"西方问题"与"中国问题",而不致"西方人生病,中国人陪着吃药"。在西方文明史上,黑格尔以"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图式,建立了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范式。"黑格尔范式"既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哲学范式,又是一个典型的西方范式,因为它是西方文明史与精神史的现象学呈现。"异乡人"问题,是内在于其中的"西方问题",在"异乡人"的伦理驿站,中国西方精神哲学分道扬镳,因为"异乡人"并不是一个"中国问题"。在精神世界的中国风情中,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问题",是伦理家园和伦理能力问题。     

论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继承原则

方法论自觉是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前提.在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方位上,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用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话语重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场.这一重写、重构的理论创新,关涉方法论自觉,进而关涉文化立场与文化态度的转变.整体性继...     

从中西比较的视角看中国传统哲学的"自我"观念

中国传统哲学是一个"重"人的哲学,但它自身并没有发展出现代意义的"自我"观念,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元思维模式,没有能够以自然为镜来反照"自我",与之相对应,西方则走的是一条以自然为镜的发现"自我"之路。     

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及其精神形态

当今中国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解释和解决,期待"问题意识的革命",其要义是由精神世界中"道德的独舞",进入对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的哲学诊断及其精神形态的追究。三次持续调查的海量数据显示,当今中国社会呈现"道德问题—社会信任危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的"问题轨迹",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的积聚,群体道德问题演化为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危机,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危机演化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问题轨迹"的精神节点。人的精神世界中逻辑与历史地内在分裂为伦理上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单一物"与"普遍物"的"伦"的两极;"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的"理"的两极;"贪民"与"贱民"的人格的两极。一旦现实条件具备,可能便转化为现实。现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不是西方式的伦理形态或道德形态,而是伦理与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伦理—道德形态",它是与传统一脉相承的"中国形态"。在伦理上两极分化已经发生并且还在发生的背景下,必须将"道德问题意识"推进为"伦理问题意识",建立"伦理—道德问题意识",达到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理论自觉和理论建构。     

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可能性与现实性

西方文论话语"中国化"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不可或缺的一环。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不是移植西方文论话语来替换中国的文论话语;而是立足于当代,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为本,借鉴、吸收、利用西方的文论话语来补充、丰富、更新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时代已经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实现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提供了可能性;人类共同的"文心"、"诗心"是西方文论话语"中国化"的基础;历史已经证明"他国化"是一个普遍的规律。王国维、钱钟书的成功经验为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方法和路径。     

中国伦理学研究如何迈入“ 不惑” 之境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伦理学研究如何伴随它的时代迈入"不惑"之境?必须回应具有前沿意义的三大追问:"道德哲学"如何"成哲学"?"伦理学"如何"有伦理"?"中国伦理"如何"是中国"?"不惑"之境的要义,是以认同与被认同为核心的现代中国伦理学的安身立命。"成哲学""有伦理"是在现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中的"安身",核心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是中国"是在现代文明体系中的"立命",核心是中国气派。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现代伦理学面临"哲学认同"的危机,危机源于两大学术误读:对于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哲学气质的误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伦理学关系的误读。现代中国伦理学必须回归"精神"的家园,透过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的建构而"成哲学"。"无伦理"是现代伦理学研究最明显也是最具标志意义的"惑","道德"的话语独白导致"无伦理的伦理学",它根源于中国伦理学传统的断裂和康德主义的影响。"是中国"不仅是中国理论体系、中国话语体系、中国问题意识,而且是伦理道德和伦理学研究在现代文明体系中的文化天命;不仅关乎伦理学研究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且关乎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现代文明体系中的文化自立。迈入"不惑"之境必须完成三个学术推进:由概念诠释系统到伦理道德一体的问题意识的推进;由学术气派到学术使命的推进;由"礼义之邦"到"伦理学故乡"的推进。     

论韩国家庭道德教育的经验及启示

韩国家庭道德教育的经验是:以"孝"为根,爱国为本。在教育方法上注重四个着力点:坚持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传统文化教育,注重儒家传统教育与西方现代教育的结合点、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构建"三位(家庭、学校、社会)一体"的道德教育网络。启示:注重传统家庭道德教育与民族精神教育的融合,国家立法与社会伦理道德的结合,将公民的德育知识传授与道德养成教育融合起来。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