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伐”

伐的本义为以戈击人。甲骨文及西周金文伐形多象用戈刃击人颈,以示击杀。卜辞所见杀人以祭之“伐”,用的就是本义,如“其伐十人卯三牢”(前·1·18·4),谓伐杀十人与卯杀五牢以祭也,(伐与卯均为殷祭祀时的用牲之法,伐,以戈击人颈,卯,杀也,)又,“伐廿鬯卅牢卅”,谓伐杀廿人与卅鬯卅牢同祭也(鬯为祭酒,牢为祭牲)。伐字在使用过程中,由本义大致分三路引申:一是由以戈击人之击,引申为用于战争方面之攻击,如习见于卜辞之“伐某方”及《左传》中“齐师伐我”之类的“伐”,义为“征     

清华简《金縢》与“三监”

清华简所见《金縢》与“三监”等材料,解释了《尚书》学史上与三监之乱有关的若干疑难.周公所谓“我之弗辟”云云,即《孔传》所说“我不以法法三叔,则我无以成周道告我先王”,“三叔”就是管叔、蔡叔、霍叔“三监”.然而,就清华简字面而言,“三监”当为商邑叛民所杀,并非成王或周公东征所辟.清华简《系年》第三章所记东征,并未提及周公,而是以成王为东征之君,这一问题尚有待深入探讨.     

谈谈古汉语中的“合音兼义词”

(一)从“盍去诸”说起一九七九年高考时,有道语文题是要求考生把《赵人患鼠》(刘基(《郁离子》)中的“盍去诸”译成现代汉语。这一下把不少考生都难住了。其实,这道题并不算太难,但由于多数人不知其中“明三暗五”的这个奥秘,因而一筹莫展。“盍去诸”看去是三个字,但因其中的“盍”与“诸”都是“合音兼义词”(简称“合音词”或“兼词”),所以实际上等于五个字。“盍”是“何不”的合音词,“诸”是“之乎”的合     

毛诗笺疏质疑(续)——邶(?)卫部分

邶鄘卫谱谱云:“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复伐三监;更于其国建诸侯,以殷余民封康舛于卫,使为之长。后世子孙稍并彼二国,混而名之。及卫国政衰,变风始作,作者各有所伤,从其国本而异之,为邶鄘卫之诗焉。”焯案郑意(?)谓周公建国,上公不过五百里,明不以殷千里之地尽封康舛,故孔疏以国大非制申之。陈氏稽古编则以为三监所统,不过近郊远郊及邦甸以内地,安得方千里?顾氏日知录亦谓今其相去不过百余里。顾广(?)学诗详说谓卫当春秋之初,乃郑所谓(?)并邶鄘后者,而不得为大国,则非过制矣。考汉书地理志引书序,三监叛,周公     

张俊、杨沂中“奉诏”班师考辨

1140年(宋高宗绍兴十年)、岳飞率兵北伐,与兀术在郾城地区会战,大败金兵,不久,岳飞“奉诏”班师,“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关于岳飞班师的原因,《鄂王行实编年》有这样的记载:“桧闻之(指郾城之战)益惧,知先臣(岳飞)之志必不和,乃先诏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锜各以本军归,而后言于上,以先臣孤军不可久留,乞姑令班师。”《宋史·岳飞传》的记载是:“桧知飞志锐不可回,乃先请张俊、杨沂中等归,而后言     

西周利簋铭文笺释

陕西临潼新发现的利簋,是有关周武王伐商的一件重要铜器。武王以甲子朝灭商诛纣,见于《尚书·武成篇》及《史记·周本纪》。《武成篇》是孔安国所献的壁中书,是真古文,其可信实与二十八篇的今文《尚书》相等。其书虽亡于建武之际(公元25—57年),但《汉书·律历志》三引其文,其中尚有“甲子,咸刘(杀)商王纣”之说。司马迁作《史记·周本纪》也说:“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这些记载虽属可信,但是它还是几千年来輾转传述的记录,其可信程度究竟如何,尚是问题。现在我们从新出土的利簋看到当时第一手的直接史料,为之再度证明,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相信《武成》和《周本纪》所载有关武王征商之事,都应属于信史范畴。利簋之可贵,就在于此。     

利簋铭文新释

利簋铭文记载了甲子日武王代商的重大史事,史料价值极高。本文通过字词训估,对“钺鼎、克昏、夙(宿)有商”等记载武王伐商过程的叙事之辞进行考释,认为“钺鼎、克昏、夙(宿)有商”这三个短语的主语承铭首“武征商”而省略,“钺鼎”,描写武王伐商时手持铜钺,正位而立,代天行罚的形象;“克昏”,记武王责问昏庸的“商纣王”的结局——最后占领了商都。     

《鸿门宴》中的两个“击”词浅释

现用高中语文教材选用的《鸿门宴》,“击”词二见。其一:寿毕,请以舞剑,因击沛公于坐,杀之。这个“击”词,有两本书是这样解释的:1.“击(jī)……⑥刺;击杀。例:‘寿毕,请以舞剑,因击沛公于坐,杀之。’(《鸿门宴》)”——引自《中学语文词典》423页。     

中山国庆：于IT业“危”中寻“机”

在美国商学界排名前25的商学院里,只要提起"Professor Teck Ho"(何德华教授),可以说无人不晓。悠游于美国商学界的"Teck Ho"不但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华校生。何德华教授为市场营销学学者,他名扬美国商学界多年,目前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哈斯商学院(Hass Business School)首席教授及市场部主任、哈斯商学院亚洲商务中心主任。1999年,当他年仅38岁时,已被美国顶级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聘为终身教授。     

试论文言连词“所以”

一、文言连词“所以”的存在文言中有如下包含“所以”的句子: A(1)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左传·昭公七年》) (2)故若大师文者,以其兽者先之,所以中之也。(《吕氏春秋·君守》) B(3)盖未合能言之时而黄帝即言,所以为神异也。①(4)陛下既知其贤而选之,今不敢遽当。盖器识远大,所以为贤也。(《贞观政要·英宗之正》) 例(1)下杜预注云:“行善法,故能     

论先商文化渊源及其殷先公迁徙之历史地理考察(上)

商族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在中国远古文明史上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因此，探讨先商文化的渊源及其殷先公的迁徙对于研究中国远古文明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什么是先商文化，近年来考古学界争论很大，大致有四种意见(一)认为先商文化是指商汤灭夏以前的考古学文化，提出三种类型(漳河型、辉卫型、南关外型)。(二)造律台类型龙山文化是先商文化。(三)豫北、冀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为先商文化。(四)用下七垣文化来命名漳河型、辉卫型遗存，避免直呼先商文化。以上诸说，我们同意先商文化是指汤灭夏以前的漳河型、辉卫型，全称下七垣文化，不同意将南关外型、造律台类型龙山文化，或者冀南、豫北的二里头文化视为先商文化。如何认识先商文化的渊源，首先应从漳河型、辉卫型的陶器着手进行分析，然后区别来源、基础与影响三者之间的不同关系。不同意将文化“来源”说成是多元的或说成是影响。漳河型是先商文化的原生形态，是因商族从晋中南迁徙而来，到豫北、冀南后，在豫北、冀南后岗二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商文化。辉卫型是先商文化的次生形态。先商文化的来源，只能有一个源头，应是从山西晋中南来，封地在商(漳)，即漳河流域。商族从晋中南地区迁徙到豫北、冀南后，而在后岗类型龙山文化的基础上逐渐扩大吸收周围文化的有利因素，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独立的先商文化。先商文化的考古发掘分布情况，正与古文献记载殷人先公的活动范围大致相当。商始祖契兴起于晋南，而后封于商(漳)，活动于漳河流域，以后不断迁徙于帝丘、砥石、殷等地，正与下七垣文化考古发掘的先商文化分布相吻合。     

公主下嫁不可言“尚”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秦汉史研究丛书》中林剑鸣编译的《简牍概述》一书,对《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一简(见八章《简牍中政府下达的文书》)之“连同匡夷故长公主夷卿大婢外人”的解读颇有可商之处。其文略云:“(汉)宣帝以前有四人称长公主”,即“馆陶长公主嫖,文帝女,尚陈午。阳信长公主(又称平阳公主),景帝女,先尚曹寿,后尚卫青。卫长公主,武帝女,尚栾大。(下略)”三句四处言公主“尚”夫,而此云“尚”不确。检《汉书》,《东方朔传》曰:“初,(景)帝姑馆陶公主号窦太主,堂邑侯陈午尚之。”《卫青传》曰:“平阳侯曹寿尚武帝姊阳     

文王玉环铭文考——兼说甲骨文“壹”、“复”

对学界关于"文王玉环"铭文的考释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周文王联合"唐人"大战之敌人,既非"■人",也非"贾人",更非商朝西方方国"■人",而应该是"壺(胡)人"即匈奴,亦即周原卜辞H11:232"其于伐■□"所记之"■(胡)"。     

“无棣”考释

《左传·僖公四年》记齐桓公伐楚,楚使臣责以师出无名,齐相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穆陵,北至于无棣。”关于“无棣”的地理位置,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注为“齐国的北境,在今山东省无棣县附近。”犤1犦(P14)郭锡良、许嘉璐诸先生的《古代汉语》教材注释与之基本相同。臧励和等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于“无棣”条下亦释为山东省无棣县。犤2犦(P912)修订本《辞源》亦从之而不改。犤3犦(P1961)诸家之注释因流传广、影响大,而“无棣”为山东省无棣…     

论“三监”与邶鄘卫“三国同风”

班固始以《书序》"三监"说释《邶》《鄘》《卫》"三国同风"之缘由,郑玄据此又生异说,以致纠结无穷,终成死结。本文认为,根本原因,是在《诗三百》蜕变为《诗经》的过程中,前后推挽、层层相因的经学阐释所造成的干扰和误导。根据历史还原的原则,本文跟踪考察了关于"三监"性质、人物、地域等方面的纠结,进行系统反思,并追溯了班固、郑玄这两个代表人物在经学阐释上的具体作为及其动因。     

天干“甲”字串解——兼论从“代天伐恶”向“以战止战”战争观的转变

＂干＂的本义为进攻性兵器。＂天干＂十字,实是以＂甲＂为冠的古兵器名字的有序排列。揭示这一隐秘的关键是：一、从文字学的角度考证＂■＂（＂甲＂的最初形态）可能取象于古代＂张弓引矢＂的合体之形,后转为象护身之甲;再证＂丙＂＂丁＂亦与兵器相关,进一步支持郭沫若等人对其余数字皆取象于＂兵＂的解释。二、从思想史的角度证明：作为兵权崇拜取代＂性征＂崇拜的时代标志,古代人借用兵器名排序天干,出于兵器为圣人所造,并仅可用于执行天讨、天伐的认识。这种＂代天伐恶＂的宗教观念是炎黄以来我祖反对抢掠、争利以及欺凌弱小民众等非正义战争的过程中滋生出来的,至夏、商之时成为一种天治主义的意识形态;周朝将之向人文主义方面推进,春秋时期演变为＂以战止战＂的战争观,从而构成了《孙子兵法》的重要前提之一。     

“夫椒”小考

《左传·鲁哀公元年》记:“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三年,勾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遂兴师,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史书记载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的颇多,但夫椒究竟在哪里?却说法不一,殊无定见。我们在编写地方志时,征集到《具区志》、《马迹山志》(此两部书现存无锡市马山镇地方志编写组),发现一些有价值的资料,或能澄清古夫椒问题上的混淆,故作小考。     

谁“插疏篱”?

唐代宗大历元年(七六六年)初夏,杜甫强支其衰病之躯自云安(四川云阳)往夔州(四川奉节),先居夔州山间及西阁、亦甲等处。次年春,得夔督柏茂琳照顾,就营瀼溪西岸之柑林,遂自赤甲迁居瀼西草堂;同时租耕公田于瀼溪东岸之东屯,故亦偶往东屯小住。同年秋,与有姻戚关系之吴郎自忠州(四川忠县)来,杜甫乃以瀼西草堂借与居住,自己则移居东屯之茅堂。《简吴郎司法》诗“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骑安置瀼西     

“三藩”叛乱期间清朝统治集团关于浙江财赋问题的论争

由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率先发难的“三藩”叛乱,不仅给刚刚挨过明末清初战乱之苦的广大百姓带来新的灾难,给刚刚在中原确立统治地位的清王朝造成空前严重的危机,而且又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其中,浙江地方当权者和清廷之间关于叛乱期间浙江财赋问题的论争,就颇为激烈。康熙十三年三月,藩驻福州、割据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吴三挂而叛。浙江与福建联疆,“闽省突变,浙壤震惊”。耿精忠叛乱伊始,即“分兵三路北伐。一由东路,取浙     

说“契”

契字多见于先秦古籍。《说文》:“契,大约也。从大,(丰刀)声。易曰:‘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段玉裁注:“约取缠束之义”。按《说文》释契为大约,取大之义,以(丰刀)为声,恐非契之本义。段注又广其义为约束,其说亦有未安也。先秦经典多用契字。迄于秦汉,古籍中字形与契有关之字亦多。如:锲、栔、絜、挈、恝、楔……等。此类字与契字,或以声,或以义,实出一源,其源即(丰刀)字是也。《说文》:“(丰刀),巧(丰刀)也。从刀,丰声。”段注云:“巧(丰刀)盖汉人语”。然不著出处。《广韵·黠韵》有(丰刀)字,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