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解读《诗经·国风》中的桑意象

在现有的《诗经·国风》"桑意象"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利用文化生态理论来剖析"桑意象"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文化生态学为理论指导,试图揭示《诗经·国风》中"桑意象"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演变的历史动态过程,认为桑意象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是:桑树—桑女/女子—爱情/母亲—家园.从文化生态理论中关于人、环境和文化的互动交织关系角度,进一步探讨了桑意象演变的文化生态原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桑树崇拜、土地崇拜、生殖崇拜,另外"桑"与周代人口政策、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诗经》的水意象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

《诗经》是中国诗史的重要源头,引发中国诗歌的若干创作母题。其中,江水母题即是重要一例。《诗经》的江水意象,其情之抒发,其情之种种,均奠定了中国诗史的重要传统。然而,《诗经》独特之＂用＂,使之超越＂诗＂的本身,以之可以窥见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若干内涵,此又集中反映于中国的传统人生论、中国古代道德文化。     

《诗经》中植物比兴与水意象的密切关系及其几种表现

《诗经》中的植物兴象和植物意象较为常见,这些比兴不仅有一些超越伦理的艺术因素,而且与民俗风情及古人对某种植物的特殊理解有关,因此,正如历代大多数文论家所说,这些植物比兴与诗的内容有极为密切的关系。除此之外,《诗经》中不少植物比兴与水意象常常同时出现。从微观的角度看,植物比兴尤其是植物兴象与诗的内容关系正是通过它们与水意象不同程度地互相结合、互相影响而充分实现的,从而促进了诗中思想情感的表达,《诗经》中植物比兴与水意象的关系十分密切。     

《诗经》、《楚辞》龙凤文化审美

中国龙凤文化源远流长。在西周至战国时期产生的两部伟大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龙凤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诗经》的龙凤多单独描写 ,《楚辞》的龙凤则多在一诗中对举描写 ,体现了南北文化融合的鲜明特征。《诗经》、《楚辞》中的龙凤意象都具比兴与象征作用 ,而《楚辞》则更多了一分南方巫文化的神秘色彩。《诗经》和《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龙凤文化的优良传统。     

清代金文著述与《诗经》研究

将《诗经》与金文互证,此法滥觞于北宋,至清代达到高峰.与《诗经》发生在同一历史文化背景的地下材料如今亦只有金文,而二者的互证,对解决《诗经》和金文各自的许多问题,诸如辨字释词、名物制度考证以及诗篇与铭文断代等无疑有巨大作用.清代金文与《诗经》的对比研究成果颇丰.在文字方面:通过互证,发现汉代四家诗诗文的本字与假借;借助《诗经》来正确释读某些金文;通过邶伯等青铜器的出土地域,探讨《诗经·邶风》所涉地域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文化内涵.在名物制度方面:通过互证,揭示《诗经》学内部的某些分歧及其成因;正确阐释某些诗篇发生的文化背景与主旨.在史实方面:借助《诗经》中某些诗篇的发生时代,对相关的青铜器进行断代,或者借助金文纠正历代《诗经》阐释中的某些错误.《诗经》与周代金文往往涉及许多相同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对比研究有助于认识周代一些历史事件真相与历史人物的身份,对探讨周代的民族关系与文化交融,特别是铜器断代,以及诗篇创作背景等有重要意义.     

论《诗经》婚恋诗中植物意象的生成

《诗经》婚恋诗涉及了约60种植物意象,以植物意象在诗歌中的作用为依据,可将《诗经》婚恋诗中的植物意象分为女性的象征、爱情的信物、婚恋的场所等三类。《诗经》中植物意象的使用并非是随意和偶然的,而是上古时期人们内在精神世界与外在自然世界在特定的文化基因和社会现实环境之上的融合,其基础和前提是植物物象的自然属性审美特质和社会属性审美潜质。     

谈《诗经》婚恋诗中的水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在《诗经》婚恋诗中，水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象，更是一种原型性的审美象征意象。这一意象的产生与先民的水生殖崇拜观念、古代社会风俗习惯及礼仪制度等有关，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文化意韵。     

《诗经》动物意象的营造特点

意象作为《诗经》传情达意的重要载体,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诗经》的文本和《诗经》时代的文化观念。《诗经》中动物意象的营造有着自己的特点,这一特点首先表现为意象择取的生活化,其次表现一种动态美的体认与追求。     

《诗经》东门意象解读

东门意象在《诗经》中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本文对东门意象的文化根源进行了探析 ,在《诗经》中的多重体现进行了解读。东门意象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和独特的地缘根源。同时东门意象多重体现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 ,在古老的诗集《诗经》中多次出现 ,反映出了它的历史作用和文化地位。东门意象的文化蕴含丰富而又独特 ,是这一时期传统文化习俗的具体展现     

《诗经》狐意象发微

统观《诗经》中写到“狐”的九篇诗歌，《诗经》狐意象可以分为原生态的、象征性的和艺术化的三个层面，但三者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对相关诗篇所蕴含的民俗文化、宗教意识和审美情趣的反映与体现上，《诗经》狐意象的内涵丰富多彩。     

浅析《诗经》鸟意象

《诗经》意象群中鸟意象运用广泛鲜明,且意蕴深厚。鸟意象运用源起于原始宗教观,图腾崇拜与原始巫术决定鸟意象与始祖怀念间潜在关联。鸟类对生产劳作的帮助与功用丰富《诗经》鸟意象内涵,使其在田园生活诗篇中成为物候象征。另外,其与人类情感互通处引发触景生情之联想,成为鸟类比兴审美艺术方式产生前提。     

《诗经》祭祀诗界定标准辨析

通过对《诗经》祭祀诗的不同标准加以辨正,从而完成对《诗经》祭祀诗的界定,并得出结论:祭祀诗因其独有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地位,在《诗经》中应自成一类,而凡言及祭祀或用于祭祀的诗篇,皆应列入此类。     

试论《诗经》的爱情诗

《诗经》中描写男女爱情生活的诗篇,数量是比较多的。在《雅》、《颂》中占的篇章极少,《小雅》中仅有三、四首,主要在《国风》中。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反映婚姻恋爱主题的将近一半,描写婚姻恋爱比较好的诗歌,可占《国风》的三分之一。《郑风》、《卫风》、《周南》、《召南》写爱情的诗最多,特别是《二南》诗,“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其中十分之九与女性有关”。《诗经》中这一部分诗篇,不论从思     

《诗经》生殖崇拜论

《诗经》中的不少诗篇里潜藏着生殖崇拜的密码，本文在自然与文化的联系中把握隐喻系统，就花鸟虫鱼等动植物的描述探索了有关生殖崇拜现象，揭示了《诗经》生殖崇拜的价值内涵。     

试论《诗经》与宝鸡

《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宝鸡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因而宝鸡与《诗经》具有必然关系。《诗经》中的周民族史诗和祭祖诗有10余篇与宝鸡地区相关;与周公、召公有关的《大雅.卷阿》、《召南.甘棠》在今周原有文化遗迹留存;《诗经.秦风》里的许多篇章或诞生于宝鸡,或与秦人早期在宝鸡地区活动有关;另外,先秦时诵读《诗经》的“雅言”以周代西岐方言为主,宝鸡民俗中也保留着一些《诗经》所描写的周代礼俗文化遗迹。从以上可见,宝鸡的确是《诗经》的发祥地之一。     

从《诗经》中的鱼意象看其对民俗文化的继承和影响

《诗经》中有大量的诗写到鱼。《诗经》中的鱼意象一是象征富足、繁盛,二是象征配偶或是性爱隐语。《诗经》中的鱼意象继承和影响了传统的民俗文化。     

“兴”为“取譬引类”说——兼论风、雅诗篇的一个重要创作特征

《诗》中相同或类似的＂兴辞＂常常在不同的诗篇中反复出现,用以造成相同或类似的表现效果。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表示节候的兴辞出现于三首不同的诗中＂;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出现在两首诗中。大体类似的如＂××于飞＂＂、采采××＂等,出现频率多至十数次。比较有趣的是这些兴辞亦多见于《夏小正》《月令》或《易》卦爻辞中,这表明＂兴＂本不专属于《诗经》,也自有其古老的源渊。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考察,《诗三百》中的兴,常常表现为对古有现成的＂兴辞＂的引用,这一现象在风、雅诗篇中非常普遍。这不仅暗示着《诗经》诗作成型前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演变历程,而且也说明风、雅诗篇在形式的选择和诗材的捕捉方面所采取的＂诵古＂与＂造篇＂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诗经》中的"鸟"与婚爱

《诗经》中的情歌及步及婚姻生活的诗篇，往往以鸟为兴起或触发的意象。本文着重以鸟类学中鸟求偶的典型特征为出发点，来看诗中之“鸟类”与人之婚爱的种种类比性描述，以及这种类比在诗歌史文献和民俗学文献上的沉淀。     

《诗》的最初意义与郭店楚简《缁衣》篇

近年来发掘的郭店楚简对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化有很重要的意义 ,比如 ,其中的《缁衣》篇对正确把握《诗》的最初意义提供了全新的材料。文章以《诗经》里的《召南·有梅》为例 ,并结合其他诗篇 ,试图通过比较闻一多等近代学者与汉代《毛传》、《毛序》以及郭店楚简《缁衣》篇等三者对《诗》的不同解释 ,来探讨郭店楚简《缁衣》篇对重新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意义。根据研究结果 ,文章以为郭店楚简《缁衣》篇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正确理解《诗》的最初意义 ,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以前各家对《诗》的解释中存在的误会。     

朱熹《诗经》解释学“淫诗”说新论

"淫诗"说作为朱熹《诗经》解释学的新成就是发展着的思想观点,因为他就"淫诗"作者的定位上存在着前后的不一致;又是自相矛盾的观点,因为"淫诗"所包含的诗篇只涉及变《风》而未及于"二南"正风和《雅》诗中符合"淫诗"标准的篇章。若仅以《诗集传》时的"淫诗"观为标准,《卫风》中有"淫诗"十篇,整个变《风》中有"淫诗"四十篇,《召南》中的《野有死麕》,《小雅》中的《菁菁者莪》和《隰桑》也理当是"淫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