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菩提树下施降魔印宝冠佛像的再探讨——以密教佛顶法兴起为视角

7世纪初,中、北印度一种所谓"菩提树像"崇拜骤然兴盛,并很快波及中土,广受汉地信众膜拜,并因此自8世纪初以来中土多地石窟出现大量类似造像。此类"菩提树像"以释迦降魔成佛为原型,但表现形式具有浓厚的密教因素,与《陀罗尼集经》所说佛顶佛造像完全一致。实际上,此种所谓"菩提树像"是持明密教佛顶法吸收改造释迦降魔成佛故事的产物,新兴的佛顶佛信仰借助传统的释迦降魔成佛崇拜加强了自身传播。     

大足石窟艺术座谈会討论简述

大足石刻艺术在蓉展出期间,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共同发起,于1985年11月28日至29日在成都召开了大足石窟艺术座谈会。以下仅就座谈会讨论的几个问题,简述于次; 一、大足石窟在中国石窟史上的地位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大足石窟不仅与云冈、龙门“鼎足而三”,而且开创了中国石窟史的一个新阶段,成为中国晚期石窟的代表,其特点是;(1)造象数量多(五万余躯);(2)造象时期晚(晚唐开创);(3)造象时间长(从晚唐下至明清);(4)造像保护完整;(5)雕刻精美;(6)内容丰富(佛、道,佛道合龛、儒佛道合一等)。此外,大足石窟填补了宗教史、雕刻史的空白,是石窟艺术民族化、地方化、世俗化的典范。大足石窟是我国文化艺术宝藏之一,我们不仅应当肯定它在中国石窟史上的地位,而且还可以通过比较研究,确立它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     

须弥山石窟与藏传佛教造像

须弥山石窟为全国十大石窟之一,1982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须弥山石窟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但没有涉及有无藏传佛教造像的问题。须弥山石窟有藏传佛教造像和藏传佛教壁画遗存,一是第46窟的藏传佛教佛造像(在北周佛造像基础上的改凿),一是第48窟中心柱彩绘藏传佛教壁画造像。须弥山石窟藏传佛教文化有其生成背景:一是西夏藏传佛教的影响,二是忽必烈时期藏传佛教的影响,三是安西王忙哥剌皈依藏传佛教的影响。藏传佛教艺术影响须弥山石窟造像应该在元代,明代初年敕赐须弥山圆光寺碑记载,寺院住持和僧众大多为藏传佛教僧人,说明最晚也是在明代初年。即便是到了明代,藏传佛教造像的文化背景也是在元代奠定的。     

龟兹“佛履三道宝阶降还”和“龙王搭桥渡佛过河”壁画探析

在龟兹石窟部分洞窟中对称出现了"佛履三道宝阶降还"和"龙王搭桥渡佛过河"这两个佛传故事壁画,个别洞窟单独出现了"佛履三道宝阶降还"。佛经中有与这对故事题材最为接近的经本记述,文中分析了这两个故事题材对称出现的原因以及在龟兹石窟中出现的时间。     

大足石刻与大足石刻铭文概论

大足石刻造像 ,据现存纪年造像镌记 ,开凿于初唐高宗永徽元年 ,然具规模的造像 ,晚唐方渐大兴 ,至南宋更达到鼎盛。今大足石刻名下 ,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唐、宋、明、清各代石窟 75处 ,像约 5万余尊。造像内容 ,儒、释、道“三教”并臻 ,而以佛教为最 ,佛教造像中又以密教为特色。大足石刻铭文 ,包括刻在大足石窟、古塔各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不同质地上的各类、各种内容的文字 ,概略而言可分为四大类。这些铭文 ,为大足石刻研究 ,乃至为中国石窟建设史、艺术史、宗教史及地方史的研究等 ,都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     

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形象问题研究

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裸体形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为学者所关注,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至今仍存在一些资料不确、论述偏颇的问题,有必要进行再讨论。本文着重从克孜尔石窟裸体形象的基本资料和造像的"表法"原则、功能以及相关问题进行评述和商榷。     

龟兹燃灯佛授记造像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燃灯佛授记造像,是佛教艺术中有特色的形象,在世界各地都有遗存。近年在库车也有发现,其形式有壁画和雕塑两种。本文对龟兹地区燃灯佛授记造像从佛经依据、艺术来源、题材内容、造像分布、类型区分、年代划分及所反映的佛教派属等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绚丽多彩的唐宋佛像宝库--读《安岳大足佛雕》

《安岳大足佛雕》专著已在台北·艺术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1996年6月被列为中国国家社会基金课题(原名《安岳大足石窟艺术》),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专研宗教艺术的著名学者胡文和独立撰著,对两大石窟遗址作了精彩的对比研究,系第一手资料公开出版。原四川省石窟遗址数量之多居全国之冠。安岳、大足县境内的石窟遗址则是众多璀璨明珠中两颗最耀眼的!作者认为,迄今为止,国内尚未有将各大石窟遗址相联系作对比研究的出版物,安岳和大足石窟的各自出版物亦如是。作者尝试将两地石窟佛雕从图像学、比较学的角度联系研究,所以这本专著堪称填空白的…     

从交脚弥勒菩萨造像的流行看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的影响

交脚弥勒菩萨造像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分流行的样式,这并不是因为当时佛教造像中,弥勒菩萨的造型只有交脚坐姿一种.而是因为弥勒菩萨的这种艺术形象中交脚坐姿、狮子座椅、仰月或日月宝冠都与波斯萨珊王朝的帝王们有关,弥勒成佛下生的条件又与转轮王的出现联系在一起.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帝王--圣君观念根深蒂固.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动荡社会使得人们对圣贤君主的企盼更为迫切,这种情绪与愿望落实到佛教的未来佛弥勒菩萨造像上,便形成了交脚弥勒造像的兴盛.     

《洛阳造像记》的文学价值

<洛阳造像记>在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和史学价值,同时也是佛学、史学、地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它创新了石窟文体模式,成为元魏石窟文的新模范;体现了地记文之过渡特征,开启了时代地记文学之先声;开创了<洛阳伽蓝记>文法结构之先河.     

“养鸡女”之乐与苦新探

大足宝顶山摩岩造像,系南宋时营建的一座大佛教密宗道场,以其“中国化”“世俗化”和生活气息浓郁,反映社会面广而在我国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其间表现劳动生活的、为当今论著所乐于评论的,则是“牧牛图”和“养鸡女”等浮雕造像。     

北齐雕塑艺术的宝库——响堂寺石窟

响堂寺石窟,位于邯郸市的峰峰矿区,分南北两处。南响堂寺石窟,在临水公社纸坊村西北、滏阳河左岸的鼓山之阳,西南与古“磁州窑” 的“彭城镇”相望;北响堂寺石窟,在和村公社东庄村正东、董家庄东北的鼓山天宫庙峰的山腰,西北隔洺河与武安县磁山村著名的“磁山文化遗址”相望。两处石窟相距三十里。 两处石窟皆始建于北齐（公元550—577年),隋唐至明,又有续凿。现存共16个洞窟,大小造像四千三百余尊。两处石窟是研究我国古代佛教石窟雕塑艺术、古代建筑和书法的宝库之一。     

《华严经论》中的一乘思想

《华严经论》的一乘思想包括＂简别＂和＂融会＂两个方面,＂简别＂即对＂大乘＂与＂小乘＂以及声闻乘、辟支佛乘、菩萨乘三乘之间的差异和优劣的判析;＂融会＂则是以＂一乘＂或＂佛乘＂来统摄大小诸乘,使一切众生皆入佛道,获得究竟涅槃。《华严经论》的一乘思想受到了《十住毗婆沙论》和《涅槃经》等经论的影响,与后来的华严宗的＂别教一乘＂思想有很大差异。这种独特的一乘思想对理解中国佛教中的一乘思想的嬗变有一定意义。     

伯西哈石窟、克孜尔石窟佛传壁画“佛洗病比丘”释读

本文分析了伯西哈石窟和克孜尔石窟两幅主题不明的壁画,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主题。经过图像与佛经文本的比对,可以确认壁画内容为一则佛传故事——世尊清洗患病比丘。     

中原地区早期地藏造像之样式、渊源和信仰

地藏信仰在中国流行的时间已一千多年,中原地区早期的地藏造像具有相当的特色,其样式可大致区分为菩萨形、佛装形及沙门形3种.而这些地藏像遗存的题记,反映出时人造像有求众生俱得出家修道,愿众生俱登正觉、成佛果,为亡者或在世亲眷造像,为现世利益造像等多种目的.     

从授记到结构化——佛菩萨信仰的演化——以于阗佛菩萨信仰为例

本文通过对于阗佛教中佛菩萨崇拜的分析,指出早期的菩萨崇拜是未与佛崇拜结合并未经体系化,体现的是佛菩萨对王权的护佑、对国祚的振隆之意义。这种模式建构了佛教菩萨与名山的关系;随着佛教理论的传播和体系化,菩萨崇拜与佛结合起来,进入结构化组合模式。由于其理论受不同经典体系的影响,这种组合模式在石窟和殿堂中运用较多。     

山东省北朝观世音和弥勒造像考

北朝时，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苦难，使人们对超现实的神力顶礼膜拜，把希望寄托在对观世音和弥勒佛的雕造、供奉和诵念其功德上。山东的北朝观世音造像有显著特点，即不但作主尊，且多作无畏与愿印，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山东的北朝弥勒造像数量最多，其主要出发点是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同弥勒所在的佛国乐园联系起来。此时的雕塑造像，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元魏石窟文文学意识与美学特点

石窟造像碑刻题记的研究,向来属于金石学与历史学范畴,对其作为实用文体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少有论及,对其文学研究几为空白.元魏石窟碑记文由于其产生的时代所致,具有其特殊的文学魅力,从文学意识、审美特性等方面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母宫石窟

王母宫石窟位于回山脚下，开凿于北魏时期。为方形中心柱窟，高十二米，深约二一米，绕中心柱一周约21米。窟内雕有石造像及装饰物，规模宏伟，装饰华丽，与去岗石窟的第六窟非常类似。窟内壁有造像三层，共约二百余尊像，中心柱南、     

克孜尔石窟“佛陀神变”故事画初探

克孜尔石窟中有许多佛陀神变的图像,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与某个佛传或因缘故事画相关联的佛神变图像;一类为完全脱离了佛传情节的神变图像。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是此地信奉说一切有部学说,强调佛陀十八不共法的结果,也是龟兹地区自身佛教艺术特点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