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的乡土情结

杜甫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主要表现在对故乡丰美物产的赞叹、淳朴乡风的颂扬、战乱中失散弟妹的怀念,以及漂泊岁月里的归乡之思.其乡土情结的成因,一是农耕文化的影响,农耕文化强调“务本致用”.这个“本”的含义,一指土地、谷物,一指土地的所在之地乡土.杜甫出生在农耕文化发祥地的中原地区,从小蒙受了农耕文化的熏陶,其乡土情结的生成有着地缘因素;二是先秦儒学的训诫,杜甫超越汉代儒学的羁绊,其思想上承先秦儒学,先秦儒学的“五伦十义”成为杜甫行为的准则.     

从龙媒骏骨到石聿兀老马--杜甫诗歌中马意象的人生蕴藉阐释

马是杜甫诗歌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意象,杜甫从“宝马英雄”和“骐骥不遇”的传统母题出发,运用中国传统文学特有的意象模式来抒写自己的英雄情结和“不遇情怀”。杜甫创作的各个阶段诗人心象与马意象存在内在联系。杜甫绘制的马意象图不仅是自己人生的缩影,而且是自身价值追寻的过程。尤其是“病马”、“老马”、“瘦马”等描写丰富了马意象的主题文化。     

杜甫与唐代中原作家群体

唐代的中原作家之多、流派之众,属唐代之冠.杜甫就是唐代中原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伟大诗人杜甫之所以在中原出现,与中原文化底蕴深厚有关,更与唐代作家群体的强大的阵容和与之所产生的浓厚文化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杜甫与唐代中原作家群体和流派之间形成或承继、或交流、或影响等各种关系,进一步促进了诗及盛唐文化的发展.深入研究杜甫及中原作家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对全面了解杜甫在唐代诗歌发展中的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独特贡献不无帮助.     

“人民诗人苏涣”之说质疑——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与苏涣”一节

杰出的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最后一章《杜甫与苏涣》中,认为苏涣是“造反诗人”、“人民诗人”。他在此书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郭老的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1971年公开发表了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可以看出,郭老是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发现了杜甫对苏涣“倾倒备至”,从而起意研究苏涣并发现了苏涣。我们就顺着郭老的路子,从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苏涣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苏涣只留下四首诗。关于他的史料,零星的有几条,都非常短,并且间接的居多,而杜甫有关苏涣的诗就有三首。     

明代诗学对“诗史”概念的辨证

明人对“诗史”之说的辨证 ,大体上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 :一、从“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角度表示对杜甫“博涉世故”的不满 ;二、从叙事技巧的角度论证杜甫并非惟一当得起“诗史”之称的诗人 ;三、从是否真实可信的角度对杜甫提出批评。杜甫因其巨大影响而被选中作为剖析的标本 ,成为明人辨证的核心 ,目的却是对整个中国古典诗加以反省 ,摆脱“诗史”观念的强有力束缚     

"夷夏观"与"文明圈"--秦汉民族文化问题片论

秦汉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当时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异同与对峙,导致了绵延不绝的民族战争,但同时也为双方间的渗透与融合创造了条件。与此相适应,则是以中原王朝为本位的民族文化观念两大思潮的基本形成:或致力于鼓吹“夷夏之防”;或积极提倡“夷夏一体”、“王者无外”,而以后者占主导地位。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民族文化观念已趋于成熟,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杜甫的曲江情结

曲江与杜甫一生休戚相关。通过曲江这一独特的情感载体,诗人由早期对个人生存与功名的愤疾转变为对国家命运的关怀。此后无论是仕而无为的无奈还是老去悲秋的哀叹,诗人都尝移情于曲江,流露出挥之不去的曲江情结。可以说杜甫每个时期的曲江诗都凝结了诗人不尽情思,是诗人心性和情性的真实反映。     

农耕与游牧交汇下中国古典戏剧的文类变异

以异质文明之间的影响为视域,以希腊悲剧"苦尾"为比较点,发现有两个重要原因导致中国悲剧出现"乐尾"现象。农耕文明中的乐感情结与苦难情结之间的内在张力为"悲身乐尾"的艺术结构提供了植生的土壤;农耕文明在游牧文明的强力作用下,原来的文艺在结构、秩序与功能上发生了变异。在文类形态上,中国出现了戏剧的"二度诞生",并产生了普世性的悲剧形态;在文类功能上,悲剧与哲学(宗教)共时地肩负起诠释与化解"人役"苦难的历史重任,哲学(宗教)与悲剧的"共时同台",化生出"悲身乐尾"的艺术式样。     

诗中有神：试论杜诗“大水”意象的神话色彩和原型意味

杜甫诗中极富个性的“大水”意象是来自中国上古的神话意象,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含义和生命体验：一是诗人经历混乱和动荡的社会局势,二是诗人对疾病、衰老和死亡的个人化生命体验,三是洪水神话和黄泉大水隐喻的民族化的心灵结构。杜甫既是一个仁民爱物、关注社会的现实诗人,也是一个关心自己和“身体”的抒情诗人,还是一个恐慌焦虑的象征诗人。     

杜甫与儒、道、释

出自“奉儒守官”之家的杜甫，读书、为官、治国、平天下，是其一生的襟怀和追求；访道求仙，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企图为自己寻一条通往仕途的“终南捷径”；出入佛门，一为口腹之需，二为抑郁情结的驱遣。与释、道二门的交往，不仅与其儒学追求不相抵触，而且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印证了杜甫儒学追求和邦国之思的执着。     

屈原诗学的人文地理分析

以屈原为主要诗人的楚辞,是长江文明的产物.在诗学领域,屈原把长江文明引入中华文明发展的总进程.排除有关传说中的巫术成分而观其内核,不难发现,中国民间将屈原看作“水之魂”或“长江之精魂”.屈原把诗性文明的开拓伸展到当时还处在原始洪荒的江南湖湘之地,既把中原文明的历史理性精神渗透到南方神话巫风的想象之中,又从南方神奇多情的想象里拓展了中原其雅节制的诗学世界,从而为中国诗性文明的博大和辉煌提供了一个与《诗经》同等重要的源头.     

河洛文化传承与台湾女性文学场域中的“家园情结”

河洛文化是指植根于河洛地区以农耕文化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家园情结这一角度切入,阐释台湾女性文学书写场域中的创作状况,分析中得出"家园情结"存在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且与大中原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同时表明文化认同的不可避免性和在文学创作中的普遍性.     

"诚斋体"的形成与杜诗的内在关联

宋代诗人受杜甫的影响很深,诗坛大家无不受其沾溉。中兴诗坛盟主杨万里钟爱杜诗,杜诗对其影响显见。探究杨万里与杜甫及杜诗之关系,对研究“诚斋体”独特诗风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具体讨论杨万里对杜诗的喜好程度以及杜甫诗风对杨万里创新求变,形成具鲜明特色的“诚斋体”的启示意义。杜甫晚年的草堂、夔州的写景咏物的诗歌,是杨万里走出江西,走进活泼自然的学习范本;杜诗跌宕曲折的精巧构思和含蓄蕴藉的深远意味对“诚斋体”艺术表现手法也不无启示。     

辽代文学思想论略

辽代文学思想是在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的背景下产生的 ,具有文化认同性质。崇儒修文的措施 ,不仅使契丹民族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也培育出一批诗人和文士 ,加快了文明的进程。在长达二百多年的消化吸收汉文化的过程中 ,倡导教化讽喻的儒家诗歌思想对契丹族诗人的创作影响很大 ;但真正决定辽诗风貌的 ,却是南、北地域环境的差异 ,以及北方民族粗犷强悍的文化性格和心理气质。文风质朴 ,却自然豪迈 ,充满生命强力     

中原“商”文化对华夏商文明的影响

中原地区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源地,而中原的“商”文化的发展对整个华夏商文明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且有据可查的。中原商文化对整个华夏商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从中原“商”文化的内涵以及商业理念等方面进一步说明了中原商文化的发展是华夏商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中原商业文化概括为智、仁、勤、俭四个字,指出中原商文化是建设华夏文明的需要。     

美学资源与文化传统:东北近代诗歌创作的艺术流变

东北近代的诗歌创作,同历代的文学创作相同,都是在学习中原文学的基础上展开的。盛唐诗歌被视为是楷模和标准,尤以杜甫的影响最大,其主要原因在于杜甫生活与创作的历史背景与东北近代特定的情势颇为相似。另一方面,清诗坛的某些创作流派亦对东北近代诗歌的艺术流变发生了影响,尤以宋诗派—同光体最为明显。向古代中原文学汲取美学资源说明东北文学自身传统积蕴的薄弱,同时,对“正统”文学的模仿与追随的“对接”模式反过来又加深了东北近代文学“师宗尊古”的传统,使新文学的生长更加艰难     

金庸武侠小说草原大漠描写的跨文化眼光

金庸小说并不是局限在一种文化圈或特定地域本身来展开故事的,而往往是设有一个异质文化的参照系,以一种跨文化的视野,透视文化交流与撞击过程中人物性格的变化。并通过个体形象的方式使其观念具体化。表现在男性人物身上,是相对于中原的“涉入者”与“回归者”的差别;在女性人物身上则体现为,造成其爱情悲剧契机为主动的与被动的两种。造成这诸多变化的直接原因,是特定人物与特定环境之间的互动,究其根本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两种文化互渗互融的结果。     

黄遵宪的“民歌情结”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诗人,他受到过民歌的熏陶,自幼喜爱民歌,他还主张搜集民歌,研究民歌,是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先驱。他进步的民间文学观和“民歌情结”对他的诗歌创作有着较大的影响:一、黄遵宪善于吸取民歌的营养,为自己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二、他吸取民歌中的“情真”说,主张写诗要情真、意真、抒发我之心声;三、“民歌情结”赋予黄遵宪部分诗篇以民歌风味。他晚年的创作及其对“新体诗”(“杂歌谣”)的构想,也鲜明地受“民歌情结”的制约。     

过去与现在：对杜甫诗歌的个人解读

杜甫博览群书并能背诵大量文本,这是他与同代诗人共有的特征。文本记忆形成的“精神文库”（“mental corpus”）令唐代诗人常引经据典,并期待读者能理解其中暗含的“第二重”意义。然而,这种特征在西方的杜甫研究及杜诗翻译中很少被探讨。通过对数首以马为主题的杜诗进行解读,尤其是参照《江汉》中的“老马”形象,可以尝试重现这种“第二重”意义。     

杜甫研究会第六届年会学术观点述要

四川省杜甫研究会于9月18日至21日在成都杜甫草堂举行了第六届年会。会议从杜甫生平、游踪、政治态度、哲学思想、精神人格、杜甫诗歌的审美特征和艺术追求以及关于杜甫集子的整理、版本考辨、诗歌系年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对杜甫作品的审美特征与艺术造诣的研究 有0的学者认为,杜甫诗的意象涵盖极有特色,宏大绝丽,概括性意象使用得很成功,其表现是多采用“天地”“江汉”“百年”“江湖”“乾坤”之类“大”的意象,形成一种特殊的意境;即使常见的情景,诗人也善于赋与其“壮阔之象”与“宏大之情”,如《倦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