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以妥以侑”

“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传》曰:“妥,安坐也;侑,劝也”。案享、祀、妥、侑四字并列,俱应为祭名,妥字不应别为安坐之义。妥当读如堕,为堕之借字。《仪礼·有司徹》注“不绥祭”,释文曰“绥本作隋”。《仪礼·士虞礼》“不绥祭”,注曰“绥当为堕”。绥从妥得声,堕从隋得声,其字俱得通用。堕为祭名。《仪礼·士虞礼》“祝命佐食堕祭”,注曰:“下祭曰堕,堕之犹言堕下也。《周礼》曰既祭则藏其堕,谓此也。今文堕为绥,《特牲》、《少牢》或为羞,失古正矣。齐鲁之间谓祭为堕。”《仪礼·少牢馈食礼》:“兼与黍以授尸,尸受同祭”,注曰:“黍稷之祭为堕祭”。《周礼·小祝》:“大祭祀,逆(齐皿)盛,送逆尸,沃尸盥,赞隋,赞徹,赞奠”,注曰“隋,尸之祭也也”。《周礼·守祧》:“既祭,则藏其隋”,注曰:“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属,藏之以依神”。据上所述,则助祭者以肺、脊、黍、稷等祭品授神尸,神尸以之祭,祭毕则藏其祭品以依神,如此祭祀仪式总名曰堕。     

祭说

□:字各家释祊,五期之?祭也。契文四期皆有?祭。五期不见,而有□祭。余以为□者?之正面形也。乃盛主之匣。契文中此□祭之地点在秘,在宗。所祀者直系五世之先王。字虽为方(见说文匚字注)却非说文祊,祊二字之义,所谓“门内祭先祖所傍徨也”。应释为祭於祢庙     

甲骨卜辞“取”字及殷之“取祭”新探——兼与彭明瀚先生商榷

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取祭"这种祭法,其主要用于祭祀先公先王和祈雨的祭祀中。学者一般将其与传世文献中的"槱祭"联系起来,这一点是正确的。只是对于二者之关系以及"取祭"的具体祭法和特点并没有详细的研究与说明。其实此"取"字乃是积聚之义,"取祭"乃是积薪燃之以祭祀祖先来祈雨之义,这一点在甲骨卜辞和传世文献中皆有印证,而非祭祀战神之羽祭。     

“借东风”及其他

一最近偶然重翻“三国演义”,看到第四十六回写赤壁之战前,周瑜和孔明二人不约而同地提出用火破曹,以及第四十九回讲孔明祭风,不免引起一点感想。孔明“借箭”之后,周瑜邀其入帐共饮,说思得一破曹之计,欲求教于孔明。     

“不周山为岐山”说

《淮南子·天文篇》:“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不周山在何处?又《淮南子·地形篇》:“西北方曰不周之山。”高诱注:“不周山在西北也。” 古文献中又有“不周风”的记载。不周风也在西北。《淮南子·地形篇》:“掘昆仑虚以下地……维其西北之隅,北门开以内不周之风。”《史记·律书》:“不周风居西北。”《说文》:“西北曰不周风。”《易通卦验》:“立冬,不周风至。”立冬之日,北斗星斗柄指向西北。因此,立冬之不周风,仍即西北风。《白虎通·八风》:距冬至三百一十五日“不周风至”,其时已过了二十一个节     

"邦风"讳为"国风"说献疑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有“邦风”之名,不少学者以为传世文献中“国风”乃为避刘邦之讳所改。但是,结合出土文献和汉代避讳成例,可知汉讳尚疏,而且汉代以前已见称引“国风”,则“邦风”讳为“国风”之说当有可商榷之处。     

《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

杨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述体例，虽说是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     

盠作骡尊跋

此尊铭文,已由段绍嘉何汉南二同志作考释,载在人文杂志创刊号。邦怀有所补充及不同意见数事,今条列如后。铭云:“王初执驹于(厂干攴)。”段何二同志云:“周礼校人”:“春祭马祖,执驹。”注:“执驹,无令近母,犹攻驹也。”铭文中执驹似有牵驹意。邦怀按:郑玄注:“玄谓执犹拘也。”尊盖铭文:“王(?)驹”之(?)字,右旁虽不可识,然从系可辨,左从句,盖为絇之繁文,絇、拘同声,知郑玄训执为拘、是也。“王初执驹于(厂干攴)”者,言王初次祭马祖于(厂干攴),行执驹之事也。(?)为地名,段何二同志云:”周睘尊铭文有(?)与(?)相近,……按(?)字,真书作厈,……此作(?),多攴,与(?)似     

城隍祭起源与城隍原型探析

城隍之祭始于城市兴起,历来有始于尧祭八蜡和始于祝融两种说法。从古文字学、古典文献以及考古学提供的材料看,水庸之祭属农事崇拜,水庸应为水沟,因此城隍之祭始于尧说并不可信。祝融作为中国早期城池的创建先驱,本是城隍的真正原型,只是后来与黎相混,才演变为火神,而城隍之祭始于祝融反至湮没不传。     

《诗经》与“植物祭”

在对原始人类宗教生活的考察中,“人祭”与“动物祭”（即用牺牲的祭典形式）的研究已比较充分;但对“植物祭”祭典形式的清理尚显疏略。事实上,在原始宗教的演进步履中,“植物祭”远比用牲之祭“原始”得多。西方著名宗教文化学者梅叶就曾在他的《遗书》中论述道：“地球上原始居民靠植物性的食物,如野果及禾木科植物生活了二千年,那时他们把最初获得的果实当作祭品献给神灵,洒牲畜的血……被认为是不可宽恕的罪行”…梅叶的观点是正确的。以植物献祭在“动物祭”之前,植物祭是更为遥远的原始宗教现象。下面我们就从《诗经》中的“植物祭”入手,探索一下这种祭典形式的文化遗踪。     

禹杀父,启屠母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续博物志》:“[祝其]县东北独居山,南有渊水,即羽泉,俗谓此为惩父山。《元和志》同。”杨宽先生云:“俗谓羽山为惩父山,当必先有禹惩鲧之传说。”(《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七·下)案:鲧殛死。[清]刘梦鹏《屈子章句》曾疑《天问》“勤子屠母”暗指禹之“屠父”,虽非是,亦石破天惊之语矣。观《淮南子·修务训》及高注禹“为治水解祷,以身为质”,岂夏人传统巫术有以酋长或其替身祭神禳灾之习惯欤?禹之“惩父”或“殛父”,或因其治水不成,乃以其“替身”为牺(或以象征性之献祭仪式)以平息神怒、禳息洪祸,或如后代之“奠基祭”(Feundation     

殷墟卜辞所记“■示”即“鲧示”新探

夏部族祖先鲧以治理洪水、造福于民而著称于世,故文献多记鲧曾被夏、商、周“三代祀之”。夏代文字迄今尚未发现,但夏人祭祀自己祖先鲧殆无疑问。殷墟卜辞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本文认为卜辞所记“■示”应释为“鲧示”,是商人祭“鲧”的真实记录,故后世文献所记夏鲧曾被“三代祀之”应是符合实际的。     

《辞源》、(修订本)失误补正

<正> 鸷距《辞源》[鸷距]:猜疑而止。《管子·小问》:“夫牧民,不知其疾则民疾……止之以力,则往者不反,来者鸷距。”注:鸷,疑也。距,止也,闻其役烦,则疑而止也。”这个释义是根据尹知章的注文做出的。实际《小问》原文的“鸷”为“(执马)”字之误。“(执马)”、“距”义皆为止,言来者止而不前之义。《说文》:“(执马),马重貌也。”桂馥谓“马重而陷,陷则益重”。《说文》:“樊,(执马)不前也。”(今本“(执马)”讹为“鸷”)。《史记·秦本纪》“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执马)。”《史记·晋世家》:“惠公马(执马)不行。”索隐曰:“谓马重而陷之于泥。”《太玄·玄错》:“进欲行,止于(执马)。”(今本     

卜辞“作祭”考

甲骨文发现以来,商代祭祀制度一直是甲骨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90年来已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而其中的作祭一直为人所忽视。鲁实先先生、彭邦炯先生虽有所涉及,但皆未详论,没能引起同行的足够重视。本文略阐拙见,以就教于方家。(1) 丙戌卜,争贞,不作夔,协王事,二月。《前》6.18.1 按卜辞辞例和语法,这条卜辞中的“作”当为祭名。鲁、彭二氏都认为“作”即《尚书·顾命》“秉璋以酢”之酢,这还不能使人明了。《说文解字》云:“酢,醶也,从酉乍声。”醶,酢浆也,段注云:“凡味酸者皆谓之酢。”从这里看不出酢有祭祀     

殷周禘祭探真

殷周禘祭探真董莲池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祭是盛行于殷周时代的一种重要祭典。其重要性竟达到被儒家视为“治国之本”的程度，认为如能明乎其礼，“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①。但传世的先秦文献却没有记载殷周（指西周）实际举行的祭，这就给探索殷周祭带来困难。自汉...     

论鄂尔多斯民歌

论鄂尔多斯民歌敖特根一、鄂尔多斯民歌的形成过程“鄂尔多斯”之名顾名思义，是“守祭陵的人们”，即是祭守成吉思汗和其后妃之陵墓的人们─—的意思。他们是由四十土棉蒙古和四部卫拉特（或斡亦刺惕）分别派驻的守祭陵墓的人们构成的。这部分蒙古语部族占百分之九十五；...     

《离骚》“诏西皇”抉微

《离骚》:“诏西皇使涉予。”王逸《章句》:“诏,告也;西皇,帝少皥也;涉,渡也。……使少皥来渡我。”王逸还把“西皇”称为“圣帝”。对于王注,历代《楚辞》学者罕有异辞。王注一般说是不错的。问题在于,屈原“诏西皇”,口气是命令式的;诗人为何用此口吻来对待西方的上帝?据《山海经》,古有“群帝”,即不同氏族或部族崇奉不同的上帝。楚人的上帝为“东皇太一”。从屈原加工的民间祭神曲《九歌》来看,“穆将愉兮上皇”、“君欣欣兮乐康”,诗人对东皇不是极其虔诚、极其崇敬吗?为什么“诏”起西皇来了?诏,《尔雅·释诂》云:“导也。”《注》:“教导之     

李贤注《后汉书》起讫时间考

<正> 李贤《后汉书注》(以下简称“李注”)的历史价值,早已有“章怀之注范,不减于颜监之注班”的定评。李贤注《后汉书》的起讫时间,清嘉庆年间曾有人开始注意。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又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这个问题。综合起来,古今共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李注启笔于立为太子,止笔于废为庶人,历时六年。这种看法,提出最早影响最大的是1964年宋云彬为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写的《校点说明》。此说一出,凡论及李注时间者多从之,如赵志汉、林剑鸣认为:“到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又主持注释《后汉书》,由于李贤集中了张大安、刘纳言等许多文人学士,历六年之久才将此书注完,又经仔细校订、纠正、弥补了许多错误和缺漏,成为最好的注本。”(见陈清泉等编的《中国史学家评传.范晔》20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柯钦也认为:“唐高宗李治的儿子     

《宋书·五行志》点校商兑(二)

(5)魏侍中应璩在直庐,见一白狗,问众人无见者。逾年卒。近犬祸也。(二、犬祸、923)原标点易生歧义。根据上下文来看,“问”的对象应是“众人”,“无见者”则是叙述的结果。“众人”之后逗号不可缺。(6)晋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灾西阁、楚王所止坊,及临商观窗。(三、火不炎上、933)“震灾西阁楚王所止坊”是一句,中间不当停顿。“西阁”为西端之宫殿,《汉书·杨恽传》:“恽上观西阁上画人,指桀纣画。”何晏《景福殿赋》:“屯坊别署三十有二。”注:“坊,别室也。”“楚王所止坊”应在“西阁”内,震灾西阁内楚王所止坊一处,而不是“西阁”和…     

从上博简《鲁邦大旱》之“敚”看古代的神灵观念

上博楚竹书《鲁邦大旱》之“敚”,学者释为“说”,但考虑到解释的直接性及其“敚”祭的内涵等问题,似以径释为“敚”较妥。“敚”祭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对神灵的迫胁斥责;其二,对神灵的恭奉顺迎。两种做法相反相成,体现了春秋战国社会人们一种复杂的神灵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