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地区新发现汉印考释

楼兰地区首次发现一枚印章,红铜质,印面方形,兽钮,印文释读为"张帀千人丞印"。根据质地、钮式、名称、尺寸及印文内容等分析,我们推断该印为一枚魏晋时期的官印,属千石以下官吏使用。此印与中原传统官印的规制存在一定差异,它糅合了中原传统印章制度和中央政府赐给西域诸属国官印某些元素制作而成。     

“魏官品”、“晋官品”献疑

《通典》所载"魏官品"和"晋官品"是今人所见有关魏、晋官品的最完整记载,其来源在现有历史文献中难觅踪迹。"魏官品"与曹魏实际制度多有不合,或谓其颁布时间在曹魏灭亡前夕。曹魏《品令》(《官品令》)当在魏明帝朝法令修订时制定,魏末晋初贾充等人所撰《官品令》为《晋官品令》,均非《通典》所载之"魏官品"。《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多部魏晋官制文献中未见《官品令》,唐初修撰《晋书》时所见《魏晋官品令》并非原始文献,而是转述相关文献所见魏、晋时期的官品令文,难免会有不合实际制度之处。晋代官分九品明载于《晋书·食货志》,而《职官志》中职官等级则是用"品秩"和"石"来表示的,品代表官位高低,秩体现俸禄多寡,品秩结合方体现官员地位之整体面貌。《宋书·百官志》关于职官秩次的记载较多,包括汉代以降至刘宋制度,通过比较可知,魏晋刘宋时期职官等级制度的表现形式仍与汉代相近,"秩○○石"为表示职官等级的重要方式。《隋书·百官志》载梁初定制,有明确对应关系的"秩"与"品"构成职官等级制度的两个基本要件。而同卷所载陈代品秩,秩次仅与具体职官对应,并不反映其品位之上下或位次之前后。仅据将军名号即可断定,《通典》所载"魏官品"未能真实反映曹魏现实制度,也与晋初制度多有不合,称之为"魏官品"名不副实。"晋官品"与西晋或东晋现实制度也有较大出入,可断定非晋代某一时期的原始《官品令》,以"晋官品"作为两晋全期或某一时期的制度亦属牵强。沈约《宋书·百官志》文末附载比较简略的官品表,实为东晋制度,也与刘宋制度相符,是为现存文献中记录时间最早的一个官品表,《通典》所载"晋官品"不排除以之为蓝本编撰而成的可能性。     

两汉护羌校尉略考

两汉时期作为中央王朝为治理羌人设置护羌校尉一职.其职掌的内容为:政治抚绥,巡行理事;监视羌人动向,警备边境,保护交通;兼理屯田.护羌校尉秩别仅为比二千石,但因持节而位尊权重,是主持对羌军务方面长官.护羌校尉营的基本构成有:汉人将屯兵、湟中义从胡近五千人.战时还包括属国系统的羌胡骑士、郡县系统的边地骑士和屯田系统的屯田兵,合成后规模可达数万人.     

新发现于新疆洛浦县的两件唐代文书残页考释

本文在刊布新发现于洛浦县的两件古代文书残页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对文书纸张、用语和职官的考释,推断出古文书是公元705年至公元8世纪八九十年代唐朝的军事事务文件,反映了唐朝与吐蕃争雄西域期间的情况.文书中的"副守捉将军"一职弥补了两《唐书》对职官记载的缺漏.文书的内容丰富了我们对唐朝经营西域的认识.     

赫连氏夏政权职官制度考论

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在制度建设上颇有建树,体现在官制方面,就是建立了一套"胡汉杂糅"、新旧并用的职官制度。赫连夏的中央官制构成中,既继承和保留了三公制、司隶校尉等两汉旧制的因素,也有对三省制等魏晋新制的吸收和利用,诸如尚书、中书、门下、秘书、御史台等中央行政、监察机关,在夏政权的中央官制中都有所反映。赫连夏的中央官制中,还有一套与魏晋武官制度相似度较高的中央武官系统。除中央官制外,赫连夏并不算完善的地方职官系统则呈现新旧杂糅的特征,但无论是称为州牧,还是称为刺史,赫连夏的地方长官均非虚设,而是有其实际管辖权限。     

新疆轮台卓尔库特古城考古收获

西域都护的设立是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重要标识。本文介绍近年在新疆轮台县卓尔库特古城开展西域都护府考古相关工作的基本收获。通过考古钻探、发掘,对卓尔库特古城的形制布局有了全新认识。已知其为形制罕见的三重城结构,时代为战国至魏晋,主体年代为两汉。高台城址内建筑体量大、规制高。可以确认卓尔库特古城为汉晋时期塔里木盆地北沿一处最高等级城址,对寻找西域都护府治所遗址有重要推进。     

《汉书·西域传》的疆土意识与民族观念

《汉书·西域传》正文部分对西域诸国政治归属作了明确区分,对西域的自然与人文信息表现出高度关注,体现了两汉王朝统治者对西域都护所管辖下的地域拥有明确的疆土意识。然而篇末"赞论"却以"夷夏之辨"民族观为理论基础,提出西域无用论和羁縻论,与正文所显示的疆土意识自相矛盾。这是两汉时期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及边疆经略形势下的产物。     

柳中屯田与东汉后期的西域政局——兼析班勇的身世

青少年时期的班勇,在其父班超培育下,＂习边事,有筹略＂,永元十三年随安息贡使回到中原,任军司马之职。东汉撤回都护后,匈奴势力重新控制西域。永宁元年班勇参加朝堂会议,面对主张放弃西域的权贵大臣,力挽狂澜,说服了与会者。他后被任命为西域长史,率五百士卒往柳中屯田,经他积极联络,西域诸国多拥护汉朝统辖,永建二年在招降焉耆时,班勇遭诬陷下狱,写下了《西域记》。而此后他所追求的统一局面,终于实现,丝路畅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再现热潮。     

汉唐官印制度的变迁及其历史意义

中国古代的官印制度在隋代发生了重大变革.秦汉时期的官印,基本上都是官名印,并无官署印,通官正秩基本都有印.而隋唐的官印则以官署印为主,除了特殊使职,官员一般无印.官署印出现并代替官名印成为正印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古代的政府组织形态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秦汉之时,官员有印而官署无印,原因在于秦汉的各级官僚机构基本是以个人开府的方式组建的.隋唐之时,官署有印而官员一般无印,原因在于隋唐的政府组织处于全面机构化的阶段.官印制度的变革反映的正是中国古代政府组织形态的重大发展.     

汉魏丝路南北道分路考

历来史家多据《汉书·西域传》,分别以鄯善、车师前王庭为丝路南、北道的起点。笔者根据史籍记载,结合古楼兰地区自然环境的变迁及考古发现等,认为两汉时期丝路南、北道均分路于罗布泊西北岸的楼兰,魏晋始自玉门关分道。试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     

"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

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兴"是一以贯之而又发展变化的美学范畴,既是古典诗歌的创作理念,也是古典诗歌的美学追求。"兴"的美学嬗变过程,主要表现为从先秦两汉时期的政教之"兴"到魏晋六朝时期的审美之"兴",再到唐代及以后的审美与政教相结合之"兴"的过程。循此过程,可以探明"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路径。     

政策因素对两汉西域经略的影响——以龟兹为例

龟兹作为西域的绿洲大国,在两汉与匈奴的西域争夺中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西汉时与汉友好,学习汉礼仪制度,而东汉时,则成为在匈奴支持下阻碍东汉统一西域的主要势力。从更广的视野来看,两汉对西域经营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西汉王朝自始至终对西域保持了较为有效的统治,而东汉一朝的西域经营表现为"三绝三通"的状态。究其原因,固然与两汉王朝各自的国力强弱不同有关,但不同的西域经营策略不能不说是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汉代长跑卒“伍伯”考略

"伍伯",常见于汉画像石,传统体育史研究者一直将其视为中国古代长跑卒的一种,位于官吏出行车骑前列,导引除障。但在史籍中"伍伯"、"五伯"、"五百"常常容易混淆,如:夏商周时期或春秋战国时期,"五伯"多指"五霸";而汉朝军事系统中亦有"五百",为带兵的军职。"伍伯"除车前导引之职责外,还兼"行杖"及"夹门执戟护卫",役吏性质明显。两汉时期,类似"伍伯"之长跑卒数量非常庞大,在民间、边郡地区基层长跑现象十分盛行,长跑运动有很大发展,已成为社会常态。     

浅谈日常生活中阿弥陀佛的活用语

众所周知,佛教是在两汉时期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的。"阿弥陀佛"是由梵语Amitabha音译过来的,是佛教中一个佛的名字。那么,"阿弥陀佛"是怎样的一个佛呢?在电视剧《西游记》里,唐僧最爱念叨的一句话就是"阿弥陀佛"。这样可能说这句佛号是最普通的,差不多每个人会念的,但虽则会念,却不晓得有怎样的意义,为什么要念,念了有什么好处,究竟怎样的念法?我们现今要一一说明,使大家晓得来历。     

试论中国古代职官教育的转型

中国古代职官教育由培养"官"到培养"臣"的转型过程,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由世袭制到封建帝制的演进。作为职官教育的承载形式,畴人之学对世承职官的子弟进行了天文历算、农业生产、医学、地理、水利等丰富的技术知识教育,使最早的职官具有了技术和职业的含义。宦学的"仕而优则学"和"官先事"的职官教育原则的凸现和与此相适应的丰富的教育内容及其注重实际的教育方法,使秦汉时期的职官仍保持了技术、职务的客观能力。而自奠基于汉代察举考试的科举制度以来,由于封建社会对知识选择的控制和"忠君卑臣"教育策略的实施,使我国古代社会达1300年之久始终以"十三经"或"四书五经"为主要教育内容,不具有真正的技术和职业含义的"臣"——进士,便成为了政治演进和朝代嬗变的基干。     

温明、秘器与便房考

《汉书》等文献中多次提到温明、秘器和便房的称谓。学界多认为温明就是考古中发现的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漆面罩。其实两汉时期温明的内涵有所不同。秘器就是棺木 ,温明秘器应当是第一秘器 ,唐代中晚期以后不见“温明秘器”的叫法 ,大约和开元礼的出台有关。便房的内涵 ,在两汉时期指的是椁室的总称 ;东汉至魏晋时期演变为用于祭祀的空间 (可能在椁内 ,也可能在椁外 ) ,隋唐时期成为墓道的耳室。     

金代“牵拢官”考释

金代设有"牵拢官"一职,但目前学界对其具体职务以及来源等问题皆缺乏考证。唐末五代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牵拢官",本文从对早期牵拢官的研究出发,充分利用各种史料,力求还原金代牵拢官的真实面貌。     

“大宗不可绝”与两汉皇权继承

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皇权政治奠基和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大宗不可绝"成为皇权继承中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着"大宗不可绝"和"为人后者为之子"两条原则,两汉时期在经学领域和现实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和斗争,并最终影响了汉代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形成。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深入理解传统社会的皇权政治有重要价值。     

论“西北一候”:汉王朝西域决策的战略思考

在汉王朝边地事务的处理中,"北边"因匈奴的强大压力,首先受到重视。成功控制河西之后,汉朝向西域拓展,"西北边"的进取受到空前的重视。另一方面,两汉之际移民南下,江南的开发进入新的阶段,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方向转移。对外交通南洋航道的繁荣,也使得东南外向发展的战略路径受到重视。所谓"东南一尉""西北一候",与"立候隅北""部尉东南"体现了两个战略方向的关系。东汉初年,西域政策有所反复。班超"定远"之后,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周礼王城:天下一家的空间图式

《周礼.冬官.考工》中所记载的"营国制度"是关于中国古代都城形制的重要文献。长期以来,学术界将"营国制度"文献中的"面朝背市"理解为建筑方位上的"南朝北市",这就和中国古代都城"北朝南市"的实际空间格局相背离。将"营国制度"文献原文及其注释还原到其应有的历史原境以后,发现"营国制度"原文及其注释经历了一个从人(君臣)到物(建筑)的演化过程。这一过程又与中国中古时期"天下一家"政治理念的生成与发展相契合。"营国制度"也由此成为"天下一家"意象空间创设的指导性文本与理想图式。基于"天下一家"理念及其空间图式,"营国制度"文献本身的意义不但获得更加深入的剖析,同时营国制度空间图式与现实都城空间形制之间的矛盾也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