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西行求律与中印佛教文化——从印度佛教的“五部分立”说起

一般认为,中土对于印度佛教戒律的翻译与实行是与三国时期。但至法显时,它们均已佚失。因此,法显西行求律所抄回并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与佛陀跋陀罗合译出之《摩诃僧祇律》和其他戒本,对印度佛教戒律于中土的译介和实行之先河,从而对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即中国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而本身不畏艰难险阻,西行求律之壮举,不但给众生以精神之激励,且于中印宗教文化交流之层面,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从而开创了中外文化之交流和发展的新局面。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学史述略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词源研究成果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通过考查郭璞注、原本《玉篇》、《慧琳音义》、笔记杂著、《说文系传》等代表性语料中的词源研究情况 ,可以对这一时期的词源学史略作梳理 ,从而为整个汉语词源学史的研究作出一定的补充     

论“止观”在天台学中之地位——以《摩诃止观·释名章》为中心

本文以考察《摩诃止观·释名章》之内容为中心,分析天台"止观"之含义及其在整个天台佛学中之地位,认为止观既是天台宗修行之核心内容,又在天台宗教义体系中和涅槃、实相等一样具有"终极真实"或最高层次存在等意蕴,因此,贯穿于因地和果地,可以囊括一宗全部教法与修行。此是《摩诃止观》不同于自《教观纲宗》以降,以"四教"为纲的理解天台学的佛学路径,其优长在于至使天台此一极为重视实修的宗派之行法得以彰显的同时显示一家"教观双美"之特色。     

“惠洪”称谓辨

对于宋代著名诗僧,《冷斋夜话》、《石门文字禅》的作者,现在人们习称惠洪。实则这惠洪恰恰是其假名,以惠洪称之,明显不妥。据《石门文字禅》卷二四《寂音自序》,其“本江西筠州新昌喻氏之子”,“(年)十九试经于东京天王寺,得度冒惠洪名。”祖《僧宝正续传》卷二“明白洪禅师”亦谓其是“筠州新昌喻氏子”,“(年)十九试经东都,假天王寺旧籍惠洪名为大僧”。可见他是冒惠洪之名才得以剃度为僧,惠洪是其假名无疑,后来此事被告发,他也因此而入制狱。他在《观音菩萨画像赞并序》中自谓“大观四年春二月戊子之夕病比丘慧洪(按:原文如此)累然卧…     

宗喀巴大师对“支那堪布遗教”的批判

"支那堪布"即吐蕃宗论中的汉僧摩诃衍。其遗教即藏传佛教中因之流衍而出或攀附于彼的种种修法。"支那堪布"在宗喀巴大师的著作中只是一个修辞符号,他的批判,除了超越自己修行过程中所受教法的影响外,主要是清理同时代藏传佛教中种种"不如法"的势力。所破之义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1)赞无分别,(2)执著住心,(3)破观察慧,(4)毁谤世俗。这四大"遗毒",以赞叹无分别为核心,依中观应成派教理而破斥。这一批判,反映了印藏佛教传统中班智达和瑜伽士修行路线的矛盾,有合理性,也有片面性。但对于导正佛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辽代佛学字书《龙龛手镜》考略

沈括《梦溪笔谈》收录的《龙龛手镜》是传世的重要辽代佛学字书。该书为辽代名僧行均编撰 ,对唐《玉篇》、《干禄字书》和《一切经音义》等广为参据 ,不仅对考察辽代民间正俗字和佛学的流传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考察辽南京道、西京道等有关历史地理和辽与高丽等文化交流史 ,亦有其重要学术价值。     

明代佛门教行杰望——律宗

明代前期,由于专制统治的空前强化,特别是由于大张旗鼓地归并全国寺院,三分天下僧人,严控度牒发放,限制僧伽数量,颁行《周知板册》、《寺院名册》、《申明佛教榜册》、《榜示僧教条例》等一系列严酷程度为历代闻所未闻之掌控佛教事务的规章制度,使得律宗本身的法系传承,几至无闻.嘉靖一朝,佞道黜佛的明世宗朱厚熄在毁寺焚像、裁汰禁革僧人、强制尼众还俗、停止开度僧童的同时,又先后三次下诏禁开南北戒坛,残酷镇压设坛传戒之主从僧众.如来付法之家业,遭此重创,无异雪上加霜,慧命如九鼎一丝.直至朱氏之家天下内忧外患、大厦将倾之时,方因古心如馨、三昧寂光师徒前后出兴,励力弘扬,才呈再度振兴之势.     

余萧客的生卒年(外一篇)--文选学著作考(二)

清选学家吴县余萧客著有《文选音义》和《文选纪闻》。《文选音义》,四库馆臣竭力贬斥,以为有八失,钱泰吉《曝书杂记》则云:“吴县余仲林集《古经解钩沉》极精博,所为《文选音义》则体裁殊不称,《四库提要》详论之……然《音义》多用直音,便于省览,载义门校语颇详,亦初学所不废也。”[1]卷上持论较馆臣平正。《纪闻》则多载《文选》有关典籍资料,当代学者视与《音义》并为清代选学家创业之作。《音义》初刻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纪闻》首见于余氏门人江藩《汉学师承记》。江氏之记,引起当代选学家的质疑。先看江藩的著录——(余氏)悔少作(…     

论《禅林僧宝传》撰述体例与南宋禅僧传的关系

北宋禅僧惠洪的《禅林僧宝传》开创了禅僧传新的撰述体例,主张兼载禅师机缘语句和生平行事,又特别强调禅师入道之由和临终之效,要求上述内容相互关联,具载始终,并于传后系之以赞。这一体例以佛教内外史学观念、宗教观念、隐喻修辞为依据,抱有宗教意图,与史传不尽相同。从文类、叙事来看,后出的《补禅林僧宝传》《僧宝正续传》因循《禅林僧宝传》的撰述体例,这种因循成为想象、传说、典故进入禅僧传以形成故事的重要原因,但其真实性、完整性难以完全征信。此外,《僧宝正续传》的撰者祖琇对《禅林僧宝传》的赞辞持批驳态度,反对一味书法褒贬,主张深探《春秋》之旨,以列圣大中之道定正邪得失,其赞辞自成一体。     

多元通和:《白黑论》儒释关系思想新论

《白黑论》是探讨南北朝时期儒释关系的重要著作,它假设了代表儒家的"白学先生"与代表佛教的"黑学道人"。慧琳对白、黑二人的往复论辩各有肯定,并借由其相互辩驳分疏儒释二教义理,进而以"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的调和观点融通二教,体现出其儒释关系思想的多样性与通和性。慧琳的儒释关系思想具有儒释互鉴的理论内涵与儒释共生的思想旨归,不是以儒为宗的"毁佛叛教",而是既提倡以儒家人文主义的道德义务论指引尘世道德修养,又主张以佛教形而上的空观构筑人的宗教信仰。由此,《白黑论》的儒释关系思想既弥补了当时儒家教化中形上世界观认识的不足,又为佛法信仰补充了人文主义的现实关怀,体现了儒释二教关系由分歧对立趋向融通调和的"多元通和"的思想特征。     

铜鞮小考

铜閛是沁县古县名,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建制县之一。最早的文献,当属《左传》成公九年(前582),“秋,郑伯如晋,晋人讨其二于楚也,执著铜閛。”襄公三十年(前542)“不畏寇盗,而不畏燥湿,今铜閛之宫数里……。”晋杜预注“铜閛,晋离官。”可知,铜閛最早是以离宫的名字出现。閛字,唐·慧琳《一切经音义》释为“閛,北狄西戎号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称“閛水出铜閛县西北石梯山”,可知,其名来源于閛水。因为该地有閛水、梯山(沁县方言中“閛”和“梯”同音),而有閛地。閛地当时是赤狄人居住的地方,在晋国消灭赤狄人之前,晋国人称此地为“狄…     

论佛教目录学家释僧祐及其《出三藏记集》

僧祐是我国南朝时期的律学高僧,他精通萨婆多部的《十诵律》,以研究、讲习律学著名于齐梁,受到当时朝野的崇敬。僧祐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研讲戒律、修缮寺院、度僧人、塑佛像、建立经藏等。然而,真正奠定僧祐在中国佛教史、学术史上地位的则是其编撰的《出三藏记集》。该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保存完整的佛教目录,录中著录了大量珍贵的佛经、经序、高僧传记,时至今日仍然是僧俗各界研究、学习佛学的重要工具书。从目录学的角度而言,该录在著录内容、著录体例、分类方法上都有很明显的发展和创新,是我国目录学宝库中一部承前启后的力作。     

从藏文佛经的翻译和集结看藏族对祖国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

藏文佛经的翻译及集结而成的藏文《大藏经》是藏传佛教文化的百科全书。藏文《大藏经》与国内汉文、蒙文、满文、西夏文《大藏经》相互校勘,互译互补,促进了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和祖国文化的发展。     

朱熹千里往见大慧禅师的历史公案新解

"格物说"既是朱熹时代社会精英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也是应对禅宗挑战的必然结果。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月,朱熹于秩满候批之际,为柯国材撰写《一经堂记》,突出《大学》"格物致知"这一重要命题。而早在绍兴十年,侍郎张九成、状元对汪应辰登径山问道,谈"格物之旨",大慧答以"物格说"。时佛教界领袖这种以禅释儒之"格义",说明该时代社会精英对儒家《礼记·大学》经义的重视。追溯思想史上朱熹与大慧的潮州之会这一历史公案,既可以揭示朱熹注解《大学》"格物补传","开一新传统"(牟宗三语)之序幕的隐微之处,也可以阐明朱熹理学(新儒学)以"格物致知"作为开启"下学上达"之锁匙。     

冯梦祯与《嘉兴藏》

《嘉兴藏》是著名的明代私刻大藏经,其刊刻过程,屡遭困顿,倍受艰辛,历经百余年之久。除有晚明四大师等致力筹措外,更重要的是来自民间贤士的强力支持和参与,在这股不容小觑的势力推促下,《嘉兴藏》成为中国历代以来所收经、律、论等佛教撰述数量最多的大藏经。冯梦祯作为《嘉兴藏》的主要刊刻者之一,在晚明逐奢逸乐的风气之下,重视性灵追求的他,却积极响应佛事。本文将透过冯氏的生平事迹、往来交游,尝试一探冯梦祯与《嘉兴藏》的关系。     

师出以律补解

对于《易》"师出以律"之律,历代注家有不同的说法。而事实上古代乐官在战争中曾扮演重要角色,而"师"在上古时代,具有军事、教育、掌乐等多种职能。因此,《易》所谓"师出以律,解作乐律是最为准确的。     

关于《涅槃无名论》作者问题的讨论——《涅槃无名论》的著作权应归僧肇

<正> 《涅槃无名论》是《肇论》中的一篇,《肇论》则是我国东晋时代著名的佛教理论大师僧肇的论文集(后人编辑而成),历史上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但在本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的佛教史专家汤用彤先生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两册,中华书局1944年出版),于其中提出了质疑,认为《涅槃无名论》不是僧肇的作品。以后,石峻教授撰《读慧达〈肇论疏〉述所见》(载1944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新第5卷第1期),补充了汤用彤先生的看法。观其     

赵城金藏考

藏经即佛经。分经、律、论三藏。据《开元释教录》所载,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早在汉朝就传入中国,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经历代翻译和中国佛教徒著述,到唐代开元年间,已有一千多部,五千多卷大藏经。其后有所增加。     

《格萨尔》的结构艺术

为了更好地认识《格萨尔》结构艺术的特点,有必要对一般史诗的结构,做一简要分析。史诗的结构,大体有两类: 第一,以事体为中心; 第二,以人物为中心。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修记》,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芬兰的《英雄国》     

高丽新藏本可洪《〈广弘明集〉音义》说字校勘举例

《广弘明集》是唐道宣晚年编撰的一部佛教思想文献集,是中古汉语研究的重要语料之一。《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以下简称《可洪音义》)是五代可洪编撰的一部偏重辨析手写佛经疑难俗字的音义书,该书卷29、卷30为《广弘明集》注了5480条音义。可洪每则音义条目主要包括词目、注音、释义、说字、校勘等。目前,《可洪音义》的完整本仅见于高丽新藏中。我们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知识,试对高丽新藏本可洪《〈广弘明集〉音义》说字内容中存在的传刻失误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