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前掌大墓地出土扁足鼎兼谈“史”族

“鼎”是所有青铜器物中延续使用时间最长的器类,其器型演化多样,形制随时代推移而多变。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的两件扁足鼎形制特殊,为现存商周青铜鼎所仅见。两件扁足鼎上铸有“史”字铭文,结合前掌大墓地出土大量带有“史”铭的器物,探讨“史”族迁徙分布情况及大量出现于泗水流域的原因。     

甲骨文所见的“水灾”及其相关问题

立足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主要探讨其中的水灾问题,并结合考古发现、传世典籍,对华夏文明早期相关的水灾材料进行梳理,以期能够对史前及夏商时期的自然灾害研究有所裨益。     

殷卜辞所见的雀族及其相关问题

殷卜辞记载的国族(今郑州地区)中,以雀族辞例最为丰富。甲骨卜辞的资料表明,雀的主要活动围绕商王命令而行,表现在参与战争、主持祭祀,承担纳贡、勤劳王事等义务,雀族与商王国关系较为密切,雀应是殷商南土一个从王族独立后自立为分支家族的族长。雀族作为商王国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其与分布于邻近地区的五族之间已形成一个网状化的大族群,但它们之间曾存在军事征伐关系并对商王室尽有一定的义务。     

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出土的墓志及其相关问题

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位于吐鲁番市以西10公里的交河故城与盐山之间的台地上。台地集中分布近两千座古墓葬。除在台地南端有少量的竖穴土坑墓外,其余均为以斜坡墓道洞室墓为主要形式的氏高昌时期──唐西州前期（公元6─7世纪）的墓葬,约有一千五百余座,这些墓葬除少量无封堆外,绝大多数都有封难及家族宝院,地表标志十分明显。在本世纪初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众多的中外学者纷纷踏至吐鲁番盆地进行调查和考古发掘,开展研究。在这些人中,发掘规模最大,工作最有成效,对后来影响最深远的当数中国学者黄文拐先生。1930年黄先生随西北科学考…     

文学族属问题的由来及其处理

在族别文学研究中解决某些作家和作品的族属之争问题,除了要求研究者掌握严格的考据学方法外,还要求遵循正确的理论原则,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理。探讨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是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題。本期发表有关这方面的三篇文章,旨在引起研究者进一步思考,以提倡对此开展慎重而严谨的理论和研究实践上的探索。     

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高昌墓砖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从铭文格式、书法风格等角度对近年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的5方墓志进行了分析研究,并通过铭文内容,对隋唐时期生存在交河地区的粟特人的状态进行了探讨,指出了交河地区粟特人与高昌地区粟特人的不同等。     

金城麹氏的活动及其族属问题

金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由大行李息督建。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取陇西、天水、张掖各二县于金城设金城郡。宣帝神爵后郡治移至允吾,辖湟水流域诸县。本文所说的金城,既包括金城县,也包括郡属的某些县,所指麴氏,就是在这里兴起的。 一、高昌麴氏王国 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高昌王马儒遣使入贡于魏,要求内徙,魏割伊吾之地五百里以处儒众。当地群众留恋故土,不愿东迁,遂杀儒而立右长史麴嘉为王,建立高昌麴氏王国。麴氏王朝历十一主一百四十四年,至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为唐统一。在南北朝动乱年代里,麴氏建立政权,承袭北凉制度,管辖吐鲁番至焉耆一带地区,对安定西北边疆地区,维护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生产等,起了积     

《逸周书·大匡解》所见货币史料及相关问题考述

《大匡解》是《逸周书》中比较重要的一篇,篇中保存了先秦时期有关货币借贷及货币铸造的史料。这两条史料反映了战国时期货币经济发展状况,并为《逸周书.大匡解》成文于战国中晚期提供了佐证。     

枣庄东江小邾国贵族墓地发掘的意义及相关问题

东江村古墓共六座,分两排南北向排列。出土有铭铜器24件。根据所出铭文等相关资料,可以对各墓墓主作出推测,并进而探讨小邾国的建立及其都城所在与疆域范围等问题。     

卜辞所见“刍”“牧”及相关问题研究

殷卜辞中有大量关于"刍""牧"材料的记载。辞中之"刍"具有不同的含义:可指吃草的牲畜、饲养牲畜的草料、放牧或牲畜饲养者,亦有割草或拔草之意。商王朝在一些特定区域设置牧场,并将其称之为"牧"。"牧"于卜辞亦为主管畜牧之官,"刍正"也是王室畜牧业的主管者。卜辞有许多关于牲畜饲养与放养的场所或地名,此正反映了商代的畜牧业比较发达。通过对刍、牧及相关材料的分类系联整理,可以从中看出殷商晚期畜牧业具有一定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特征。     

新出简牍所见秦与汉初的田租制度及相关问题

秦与汉初的田租制度呈现出以劳役租为基础,兼有定额租因素的杂糅形态。纳租户每年将全部耕地的十分之一划出作为税田,税田内作物全部作为田租上缴。每年在作物成熟之前,乡吏参考土地的地力、作物种类、年景等因素“取程”,计算出税田内作物的产量,并以此作为每户田租缴纳的下限。收获季节,在政府的监督下,每户将税田内的作物收获并上缴,如果出现低于缴纳下限的情况,则需要补齐。秦与汉初的田租制度具有较强的过渡性特征,本身并不完善,加之西汉文景以来厉行低田租政策,这一制度随之瓦解。     

消费正义及其相关问题

消费正义是对消费群体之消费状况的规范性陈述,包括代内消费正义和代际消费正义,旨在给出合理消费的正当性基础。然而消费正义概念所描述的仅仅是社会正义诸项中的一个结果事项,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消费不公正现象,确定判断不公正的根据与标准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遍的、可接受的以及完成一种扩大普遍受益的消费群体的社会设置和制度安排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等等。这些是我们需要深入讨论的、基础性的、核心性的问题。     

殷代史官及其相关问题

我国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论及古代史官建置时说:“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由于史料无征,刘知几略过殷代未提,虽说当时只能如此,却未始不是一个不小的缺憾。 古代史官见于先秦载籍者,名目繁多;周代金文关于史官活动的记载也为数不少,学者运用上述材料对两周史官的建置职掌已经做了一定的研究,从而丰富了我们的知识。然而倘要上溯史官之渊源,探索殷代史官的建置及职掌,则只有从殷墟卜辞中可以略知梗概。从卜辞的记载来看,殷代史官的建置已较为完备,职掌分工较为明确,这些都在制度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值得深入进行探讨。     

商代朝聘及其相关问题

从商代朝聘存在的客观形态出发,分别就构成商代朝聘的朝觐、巡狩、会盟、聘问诸项内容进行考察,并提出个人看法,应该说,这对正确认识商代朝聘制度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再论及与商代朝聘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就能够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商代朝聘制度的本质特征了。 一、商代朝觐 文献上有关商代朝觐的内容可见于《诗经》、《尚书》、《竹书纪年》、《史记》等典籍的记载。比如《诗经·商颂·玄鸟》篇说到成汤建立商之后,“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其子孙后代“靡不胜”。诸侯国“龙　十乘,大　是承,”“肇域彼…     

诗歌语言及其相关问题

作者首先对诗歌语言作了界定,然后讨论了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关系以及现代诗歌语言与古典诗歌语言的关系。这之间虽然存在断裂,却不可能绝然分开,现代诗歌语言还不成熟,应当充分地从古典诗歌语言中吸收养分,熔铸成新的诗语。最后作者从语言本质、语言变化、语言教学等三个方面阐述了诗歌语言研究的重要性。     

苏威生卒年及其相关问题

苏威是北周和隋王朝的一位重臣，《辞海》、《中国人　名大辞典》等工具书对其生卒年的认定是错误的。出现这一错误的原因是：治史者对历史记　载的不认真考察，或者是对《资治通鉴》的语言表述、记事笔法的不甚了解。苏威正确的生　卒年应是公元５４２—６２３年。     

论严格证明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从严格证明的构成要件入手,论述了大陆法系国家关于严格证明的基本内涵,并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直接审理、证据禁止以及自由心证的关系等多个角度阐释了严格证明程序在形成证据能力上的作用,提出了证据材料只有在通过严格证明或不被证据禁止的条件下才具有证据能力的观点。严格证明程序为证据最终获取证明力,通向心证之路奠定了客观基础。     

论人大代表选举及其相关问题

我国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人大代表选举及其相关运作机制与法治化的要求不相适应,其中最重要的症结在于权力对人大代表选举过程的影响力与支配力过于强大,而民权的力量过于弱小。本文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加重民权的作用与力量,削弱权力对选举过程的影响力与支配力,引入竞争机制,尽可能扩大选民的知情权与了解权,建立与完善选民对候选人和人大代表的有效监督机制。     

企业家概念及其相关问题辨析

本文分析了企业家一词的来源和演变 ,根据对著名经济学家对企业家概念和内涵的论述的分析 ,结合国外对企业家概念的普遍理解和使用状况 ,主张企业家的实质是创业家 ,企业家的主要特征是创新。作者提出了衡量企业家及其创新活动的标准 ,指出市场无法甄别企业家 ,企业家的出现是一个自我选择的结果 ,即通过创办自己的企业而不是管理别人的企业而成为企业家的 ;企业家不是一种人力资本 ,而是对资本的配置和收益起重要作用的主宰者 ;企业家体现的更多是一种先天素质 ,是不能培养造就的 ,只能通过制度安排让更多的潜在企业家成为现实企业家。     

汉语史分期及其相关问题

汉语史分期问题是汉语研究所遇到的基本问题之一。建国以后,特别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对这一问题曾进行过较为热烈的讨论。本文在总结了汉语史分期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探讨了汉语史分期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和汉语史分期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