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研究的历史学考察——以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为中心

经上世纪上半叶的发现和下半叶的开掘,楚文化已引起海内外瞩目,回顾近一百年学术史,楚文化研究在诸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它从一个侧面,为我们认识中华文明核心的形成过程以及早期文明的结构模式,提供了重要材料。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区域研究的局限性以及为迎合“地方主义”的需要,在学术上势必阻碍我们把楚文化研究引向先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宽广道路,影响我们正确认识楚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关系,以至影响我们客观看待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论长沙文化行为模式与楚文化之关系

长沙文化是在和楚文化的传承与冲突中凸显出自身的文化特色。其间,有宋代湖湘学派务实精神的改塑,有重山迭岭、滩河峻激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强悍民气的烘焙,有近现代血雨腥风的洗礼,但无论如何,长沙文化无法割舍和楚文化的血缘关系,总是在和楚文化相生相荡的历史摩擦中,不断地进行同质选择和异质选择。长沙文化行为模式的生成和特点,就是对这种历史选择的最好证明。一、“狂”与“辣”“狂”是楚文化的招牌式特征。历数古代的狂者,无论是髡首的接舆还是裸行的桑户,是浮尸的伍子还是“耦而耕”的长沮和桀溺,其名字都和楚人连在一块。无论对“…     

论湘楚文化对新时期湖南小说的影响

湖南的地域文化——湘楚文化与新时期湖南小说创作有着难以分离的亲缘关系,形成了湖南小说创作明显不同的审美特征。具体而言,一是湘楚文化血液凝聚成的浓郁的浪漫风韵;二是“经世致用”学风哺育下的广阔的政治视野;三是边缘文化地位潜质中的执拗的乡土情结对新时期湖南小说产生了深刻影响。     

道家思想与楚国社会

我国南方的道家思想,尊天道而重自然,尚阴柔而贵无为,明变化而保本性,在穷究天人之际时将人伦自然化,可以说是一种迥异于儒家伦理型哲学的自然型哲学。这种哲学,早已有学者意识到其形成是与南方楚地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分不开的,但由于它从根本上说不是官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故文献记述较略;又由于受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之状况的限制,故学者论说也未详。80年代以来,随着楚文化的发现不断取得重大成果,随着楚文化的研究广泛而深入地展开,学者们即对道家哲学与楚文化的关系作了一些探讨,明确指出它是“以丰富多采的楚文化为背景孕育形成的”,“是楚文化各种因素的提升”,“是楚文化的核心”。不过,这样的探讨毕竟历时不算长久,虽已较为全面地论及,却还有深入阐述的必要。     

近代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及其特征

文化性格是一定文化区域内居民长期形成的、共同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同时又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和精神追求,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行为习惯方式。近代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基于悠久的楚文化传统涵化,同时,在社会动荡背景中的明清移民影响下和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出现了一些变异,其文化性格主要表现为既爱国爱乡又崇尚革新、既包容开放又经世致用、既机智狡巧又刚悍劲直、既尚武好勇又多元并存,而这些文化性格的形成则是地理生存环境、楚文化传统、宗法血缘传承、明清移民、经济社会发展、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等因素合力的结果。     

湘文化渊源探析

研究“湘文化”总是要追溯“楚文化”。楚文化是周代的一种区域文化。人们对楚文化的认识,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还只是哲学上的老、庄和文学上的庄、骚,虽玄妙高深,奇异瑰丽,但总觉得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许多的传世文献和丰富的出土文化的逐步发现,人们对楚文化的认识也日逐全面深刻。     

屈原与柳宗元创作思维活动的异同

柳宗元(773—819)出生在唐代长安,就中华文化形态学来讲,他是在中原华夏文化中茁壮成长的。他33岁参加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运动,后贬居永州。永州地处荆楚南越之间,正是楚文化的洞庭湖南部基地。如果说,楚文化是以主源祝融,干流华夏文化,支流蛮夷文化,“三者交汇合流”(张正明《楚文化史》)而成的话,柳宗元就是从中原华夏文化,进入到楚文化的次腹地永州,与古越族文化的遗风,朝夕与共,整整十年。屈原(约前340—前278)功国时代楚人,他是在楚文化心腹地成长壮大的。现在谈谈屈、柳两人的文学创作思维,在楚文化的孕育和薰陶下,既有共同反映,又有不同折射。     

论楚文化的分期、特点与地位

楚文化是由楚人所创造的一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遗存。这种文化,如果从楚人正式建国到楚被秦灭亡止,总共只有八百多年历史,但它影响了汉代及其后二、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楚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虽然它的主要分布地区在长江中下游及其周围地区,但它的实际影响差不多波及了大半个中国。本文试从楚文化的分期着手,略述各阶段的概况,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楚文化的特点、地位及其影响。 楚文化的历史沿革过程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一、萌芽期,二、勃兴期,三、鼎盛期,四、转化期。     

楚骚之“炫”及其文化透视———兼析《诗经》、《楚辞》风格之异同简

屈原开创的骚体代表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尤其表现在其对于“形式技巧”的偏爱,呈现出“炫”的美学风貌。以《山鬼》为例,即以炫词、炫境与炫技构筑了一个五彩斑斓、绚丽多姿的美学世界,并折射出楚文化之“炫”：其一为文学艺术形式的浪漫和华丽;其二为想象的奇特瑰丽,上天入地,完全打破了现实生活的束缚,呈现出浓厚的神话色彩;其三为楚人的个性张扬高调。如果说从整体上而言,《诗经》是中原文化集体意识在文学中的反映,代表着中原文化“和”的审美理想,那么楚辞则是楚文化极度张扬的个性意识在文学中的反映,代表着楚文化“炫”的审美理想。楚辞之“炫”奏响了中国文学“缘情绮靡”的浪漫序曲。     

汉文学与楚文学之关系综论

汉文化的胜利是楚文化的胜利。李长之认为：“原来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①这大体上道出了汉代文化传承实际情况。秦末，陈涉在大泽乡揭开了反抗暴秦的序幕，并建立了号为“张楚”的第一个农民政权，稍后，项羽、刘邦集团──以楚人为主体的政治集团将推翻暴秦的起义引向深入。这些都在客观上推动着楚文化由地域性的文化走向全国。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虽然承认楚文化对汉代文学的哺育之功，但受思维定势的影响，往往习惯于用屈原、宋玉等人创作的楚辞作品来评估楚文学与汉代文学的关系，这…     

从王世贞与明中后期诗坛之关系看文化的相融与独立

明中后期,诗坛复古的呼声此起彼伏。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诗坛主流以强大的优势横扫诗坛,以公安、竟陵为代表的楚文化亦风靡一时,而在两大强势文化的夹击下,吴文化风雨飘摇。尽管未能引领诗坛主流,但处于弱势的吴文化仍与强势的齐、楚文化鼎足而三。王世贞作为后七子领袖挥戈诗坛,但其吴音不改。钱谦益倾力编纂《列朝诗集》旨在保护吴文化传统。吴文化与齐、楚文化共生的命运说明了文化本身的稳定性,文化一旦形成,便不会轻易地因外界强加的力量而改变。     

楚辞辩体

“文体”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指体裁，即文章的外在形式；另一个含义是文章的风格，包括影响文章外在表现形式的各种因素以及对风格产生制约和影响的其他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如家族、种族、国家、方言、各个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文学风尚等等。在汉代楚辞体之“体”是指风格，不是指体裁。汉代以后历代文人的拟骚之作仅仅继承了屈原取向悲情的文学传统，徒具骚体形式，而没有了楚地鲜明的地域特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楚文化如盐化水一般消融在渐渐成熟的汉文化之后，作为一种文体的楚辞悄然发生了演变。     

郭沫若与楚文化

本文揭示了楚文化对郭沫若的深刻影响和重大意义，从文化原型与浪漫主义风格的生成与流布追溯了郭沫若早期诗歌的泛神论倾向，探讨了历史剧的“失事求似”原则与楚辞乃至楚文化的精神关联，寻绎出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背景下郭沫若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特征，而且从学术史角度论证了郭沫若对屈原否定论的批判以及半个多世纪的楚文化研究的思想价值     

楚文化的特点及影响

楚文化是我国古文化的重要一支 ,它是以江汉地区为中心 ,在原始宗教、巫术、神话的沃土中发展起来的一支由楚人创造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开放而多元的南国文化。原始楚文化以神巫性、浪漫性、卓然不屈的文化精神的总体特征 ,对文学加以渗透 ,形成了南楚文学的独特风格 ,为后世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方言视角看湖南地域文化

湖南方言是在湖南地域文化的背景下孕育、形成和通行的,从湖南方言格局与历史人文背景、湘语与楚语、楚文化的源流关系等方面揭示了湖南方言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屈原作品中的酒文化

屈原在作品中,不同程度地记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酿酒工艺、饮酒方法和酒的类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特色.屈原不仅以酒后之表象喻世警人,而且折射出他“独清”、“独醒”的高尚情操,其文化价值弥足珍贵.     

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论略

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和核心,中原文化对楚文化影响至深。无论是从器物层面,还是从制度、精神文化层面看,中原文化都是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楚文化的流变。     

“重庆实践”催生渝派文化——重庆学者访谈录

作为中西部唯一直辖市,在“重庆实践”演进中迫切需要一种文化来配套。这形同齐鲁文化对山东,楚文化对湖北．以及粤文化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等。重庆直辖以来,“文化强市”战略正深入推进,而独特、全新的渝派文化呼之欲出。《重庆社会科学》在全国学术期刊中率先对渝派文化进行全方位解读,邀请学者就渝派文化的内涵、特征与表现形式,渝派文化形成的影响因素,渝派文化与巴渝文化的异同,渝派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融合．建构渝派文化的路径,渝派文化的未来愿景等问题展开研讨,以期抛砖引玉,为建构渝派文化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近代广东社会文化的历史成因

<正> 中国文化从整体上说是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文化,但由于中国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因而各个民族各个区域的文化又相对具有自己的特色.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特色鲜明、且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突出影响的区域文化,当首推广东文化.明代以前,广东“文化常后于中原”①;到了清代,广东文化已渐能与中原、吴、楚文化比肩;而在近现代史上,由于广东文化植根于多样而开放的环境、且属于相对未曾“专化”的文化类型,因而具有容纳外来文化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若干机制,形成兼融古今、涵摄中外、充满活力与进取精神的区域文化.     

屈赋研究三辨

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大体处在同一发展阶段，其上层建筑方面的落后只是相对的；屈原继承了楚文化中的进步传统，并探索着以变革求富强的新路；扬春时判定屈原为反对统一、维护落后文化的悲剧角色，并不妥当。《离骚》“上下求女”喻指“求合于君王”；王锡荣以“前四次求女”喻“为国求贤”，“远逝求女”喻“为己求主”，不符合《离骚》前后的逻辑关系。洞庭湖除会湘水北入大江外，并无另外的出江“湖口”；“庐水”与“庐江”非为一水，其发源地亦不在一处；赵逵夫关于《哀郢》“西浮”新说，和在江西西部有“另一个陵阳”的推断，均难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