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族谱》暨孙膑研讨会述要

<正> 由山东省菏泽地区社会科学联合会组织发起的《孙氏族谱》暨孙膑研讨会于1991年7月9日至11日在山东菏泽市召开,来自山东、河南等省市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就孙氏族谱的真伪及孙膑故里问题展开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得出了较为客观一致的认识。与会专家学者们认为,新近搜集到的《孙氏族谱》(残卷)和《孙氏家祠序》是一珍贵资料,是继临沂银雀山汉简出土后关于孙膑研究的又一重要发现。其一,所发现的《孙氏族谱》虽然是残卷,但其记载了以鄄城县红船镇孙老家村为中心的孙膑第48世至65世孙的繁衍、迁徙、分布状况,比较详尽和完整,这是难以伪造的,因而也是比较真实和可靠的。结合《新唐书》所裁孙膑家族自孙膑至其38世孙的世系表,从时间上推算也是吻合的。而其所裁作为孙氏始祖的孙膑字伯灵,其家祠所载孙膑夫人为苏氏等则可证孙膑     

“诗歌事件化”作为传播策略——论新媒体时代的“诗歌事件化”现象及其反思

近年来,诗歌界进入新媒体时代后"热点事件"频繁爆发,如赵丽华诗歌事件、裸体朗诵事件、羊羔体事件、诗人跑奖事件、余秀华事件、诗人自杀事件、诗人抄袭事件等各种诗歌事件接踵而来,无论是传播速度、波及面还是影响力都让人始料不及。而且,"诗歌事件化"已成新媒体时代的诗歌常态,甚至已成为诗歌传播过程中一种至关重要的策略。何以出现这种现象?其诗学意义与价值何在?这是新媒体时代诗歌所必须面对的一种新生态,同时亦是值得反思与审慎的一种诗歌新现象。     

广东客家人移居广西玉林的历史溯源与家族观念考察——以桂东南一客家家族村落为例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广西玉林一客家家族村落族谱、祖先传说和围龙屋的剖析,以及对该家族的祖先从广东移居广西玉林的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客家宗族迁徙后,家族成员的集体记忆通过以族谱和围龙屋为代表的家族物质文化在民俗生活中的使用、家族中口耳相传的祖先传说以及家族祭祀仪式得以维系;族谱的使用和重新编撰体现了客家族群在特定的生存环境和历史脉络下的"再生"和"创新"的社会文化过程,祖先传说与祭祀仪式为村落社会认同提供了深层基础,使家族成员的血缘联系和家族观念得到强化,重要的家族文化和风俗习惯也由此得以传承.     

网上织网:当代亲属关系的建构

近十年来,互联网上兴起了不少协助人们寻根认祖和编纂电子族谱的网站,互联网特有的数据储存和超文本链接功能,使电子族谱的编纂过程与传统纸本族谱的编纂过程有一定的差异.本文利用这些网站提供的资料,辅以访问所得的事例,尝试理解族谱编纂者编修族谱的动机、方法和标准;并探讨在交通发达、资讯流通的21世纪中.城市人建构宗族联系的活动与过去乡村社会同类活动的异同.     

地域迁徙与当下诗歌创作的嬗变

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日益加快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失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迁往城市寻找新的发展机遇。这种地域迁徙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模式,也促成了"新乡愁诗歌"的诞生;不同文化形态相互碰撞产生的问题层出不穷,使得经历过迁徙的诗人陷入了精神漂泊的尴尬境遇。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频繁的迁徙导致了地域概念模糊的同时,也重新唤醒了人们对地方性经验的珍视,诗歌创作中对故乡的自然生态、人文环境进行还原与建构成为新的情思走向。在原生活地域与迁徙地的文化交汇中,诗人的创作更加成熟,它在丰富"地域诗学"内涵的同时,又能够促进对传统的地域性问题进行反思。     

略述清代人“家谱犹国史”说——释放出“民间有史书”的信息

清朝人编修族谱常有"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之说,将家谱与国史类比,用众人皆认可的国史地位来凸显家谱身价,以张扬族谱.族谱同国史类比,体现在:国家修史有制度,宗族修谱有习惯和规约;国史、族谱均笃信"信今传后"的理念,不过国史善恶并书,族谱隐恶扬善,迥然有别;国史、族谱的功用有共同点,即叙彝伦,维人道,均是教化工具,不过国史侧重"鉴治乱、示惩劝",族谱研讨人生经验,寻觅光耀门庭的路.族谱犹国史的见解,释放出民间有史书,民众有历史的信息.民间修家谱是中国史学的一种传统,应当珍视,值得大书一笔.     

"有的人"是"大人物""没有人"是"小人物"——谈两首英文诗中的somebody和nobody的翻译

在中英诗歌中,有许多的关于"有的人"(somebody)或者"没有人"(Nobody)的词句.中外诗人们在这两个词中寄予了深刻的含义,他们代表着不同的人物."有的人"或者"somebody"用来喻指诗人所要探讨的人物,所以是"大人物";而相形之下,"没有人"则指代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本文通过分析代表性诗人的诗歌中对"有的人"和"没有人"的描述,指出他们的不同指意.     

试论族谱研究与方志研究的关系

在我国,族谱源远流长,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起着不同的作用.今天,它作为一种珍贵的历史文献,对于历史研究,尤其是方志的研究,仍将发挥作用.笔者仅就自己接触到的几部族谱与贵州地方史志的关系,谈点粗浅的看法,亟望能引起这方面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一、族谱与地方史志研究族谱与地方史志的关系,可从四个方面来说明. 1、族谱既是"一家之史",它记述了某地一个姓氏的发展、变迁、兴衰的历史,也就包括了这一家族的繁衍、迁徙、分支、人口、官宦、灾异等内容.而这些正为地方史志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生动、详实的重要材料.     

“有的人”是“大人物”“没有人”是“小人物”——谈两首英文诗中的somebody和nobody的翻译

在中英诗歌中,有许多的关于“有的人”（somebody）或者“没有人”（Nobody）的词句。中外诗人们在这两个词中寄予了深刻的含义,他们代表着不同的人物。“有的人”或者“somebody”用来喻指诗人所要探讨的人物,所以是“大人物”;而相形之下,“没有人”则指代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本文通过分析代表性诗人的诗歌中对“有的人”和“没有人”的描述,指出他们的不同指意。     

“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与“维吾尔斯坦”

本文考证了“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和“维吾尔斯坦” ,得出的结论是 :一 ,所谓的“突厥斯坦” ,只是漂泊不定的 ,类似香格里拉那样历史地理概念。二 ,“双泛”传入新疆之前 ,无论是汉文还是当地民族文字史料中 ,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东突厥斯坦”这个词。三 ,就好比奥斯曼突厥人对“突厥”的历史集体地失去记忆一样 ,皈依伊斯兰教后的畏兀儿人的后代也对畏兀儿的历史集体失去记忆。这是内亚“伊斯兰化”后的普遍的文化现象。四 ,不要天真地以为“东突”分子对所谓“突厥历史”、“东突厥斯坦历史”和“维吾尔斯坦历史”仅仅是津津乐道 ,事实上 ,他们正是在“东突厥斯坦独立”、“维吾尔斯坦解放”的黑纛下开始了疯狂的民族分裂活动。     

海外华人创业文化

散居世界139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超过3000万(不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海外华侨和华人,勿论其国籍归属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勇敢拼搏,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为祖籍国和侨居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成功的实践,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和经验。纵观历史,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大致可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古代迁徙,从中国本土的内地走向沿海;第二阶段是近代迁徙,从东南沿海成扇形辐射到以南洋(东南亚)为主的海外;第三阶段是当代(二次大战后)再移民,从东南亚四面八方扩散到全世界。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华族移民,通过自己的奋斗,在二次大战后力量发展很快。首先是人口激增。据统计,现在除中国本土(大陆和台湾)外,世界华族(包括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人口已超过3000万,而且每年还以十万计在激增。美国华人1940年仅77000人,     

《科尔沁·哈布图哈萨尔世系谱》

蒙古族从传说时代开始,即有树碑家谱、族谱的优良传统.由《蒙古秘史》肇始,蒙古人的前辈们为今天研究蒙古系谱学,遗留下珍贵的历史遗产.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几代有识之士,都曾下大力量搜集、整理蒙古人的家谱、族谱,使该院图书馆成为国内收藏蒙古家谱较丰富的图书馆之一.今天他们所收藏的《尹湛纳希家谱》、《科尔沁·哈布图哈萨尔世系谱》、《鄂尔多斯·巴尔苏博罗特家谱》、《达延汗世系谱》……,都被视为研究蒙古家谱学中的珍品.这里刊布的《哈布图哈萨尔世系谱》,即是其中之一.该家谱是奉命抄录于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孟秋二十九日,为传统中     

有没有天才

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绘画、音乐、诗歌等艺术跟科学不同,"一切科技是人们能学会的,在研究与思索的道路上按照法规可以达到的,但人不能巧妙地学会做好诗.在科学里面,最伟大的发明家和最辛勤的追随者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获得美术天赋的人和他们却有种类上的区别."     

悲伤时你会想到谁

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绘画、音乐、诗歌等艺术跟科学不同,"一切科技是人们能学会的,在研究与思索的道路上按照法规可以达到的,但人不能巧妙地学会做好诗.在科学里面,最伟大的发明家和最辛勤的追随者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获得美术天赋的人和他们却有种类上的区别."     

从台湾客家族群记忆溯源河洛文化底蕴--以台湾客家文学为观照对象

台湾客家精神特征的形成,来自客家族群开山拓土的迁徙历史和悠久的文化记忆,又可追溯到源远流长的河洛文化底蕴。透过台湾客家文学创作,在铭记故乡的祖根文化记忆、传承耕读文明的客家庄生活方式以及坚守客家的语言、族谱和民间崇拜等方面,都可寻觅客家族群生活中保留的河洛文化遗风,也由此见证了客家“根在中原”的历史文化渊源。     

狩猎与古代北方游牧社会

提起十三世纪初兴起的蒙古人,我们便会想到他们的生活是“逐水草迁徙,毋常处耕田之业”,即他们是放牧家畜的游牧民,这是通常的观念。其实,狩猎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乃至社会生活中更为重要。关于十三世纪蒙古人的狩猎活动,史书中有很多的记载,如“塔坦(鞑靼)止以射猎为生”;“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也,四时业田猎”;自春徂冬,旦旦逐猎,乃其生涯”;“其俗牧且猎”等等。《元朝秘史》中也有许多关于蒙古人从事狩猎的记录。由于十三世纪的蒙古人还大量地从事狩猎活动,因此前苏联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在其名著《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列举了《元朝秘史》中关于蒙古人进行狩猎的情况,     

“突厥斯坦”与“东突厥斯坦”概念的演变

自古以来,中亚地区没有一个民族将自己生活的地方称为"突厥斯坦"。这个概念最初是由波斯人提出的,但具体地理范围变化不定。14世纪初,西欧获悉这个概念,并以此模糊地表示中亚的某个区域。19世纪,入侵中亚的俄国人第一次设立以"突厥斯坦"为名的行政区域,原先变动不定的"突厥斯坦"概念从此有了比较固定的地理范围。19世纪前期,俄国人还首次提出"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概念,不过用法非常混乱。无论是"突厥斯坦"还是"东突厥斯坦",都是由外族人随意提出并首先使用的,当地居民并不以此类概念自称;它们是模糊的、变动的、不规范的地理俗名;这类地理俗名与种族、行政区域无关,更与政治实体无关。     

襄助北魏孝文帝迁都的三位关键人物

北魏孝文帝南迁国都,工程浩大而繁杂,因得力于尚书李沖、任城王拓跋澄和皇后冯氏的襄助,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大业。李沖、拓跋澄和冯氏分别是汉族士族、拓跋宗室和皇室中最有权势和能力的人物,他们在营构新都、动员与组织迁徙的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他们对于孝文帝的迁都方略,或者事先并不知情,或者知情之后一度激烈反对。然而,孝文帝却坚定地重用他们,这与孝文帝欲藉迁都事件而达到分化平城旧政治集团之目的密切相关。     

审古今之变立一家之言--吴晟《中国意象诗探索》读后

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西方大量文学理论涌进中国的时候,一个西方的诗歌流派——“意象派”给学术界留下深刻的印象。学者们主要不是对西方“意象派”创作本身感兴趣,而是因为“意象派”诗人声称他们是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正如意象派的代表诗人庞德就指出,读中国诗歌即可明白什么是意象派。他们还翻译中国古代著名诗人王维等人的诗歌,事实上,英美意象派的诗歌,确是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些影响。其实,“意象”本是中国古典美学中历史悠久的范畴之一,不但在中国古代的诗文评论和艺术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文学艺术创作…     

论明清塾师在乡村社会中的教化作用——以江南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国家和社会对塾师的品行都有极高的要求.塾师在参与国家教化组织的过程中,完成了国家赋予其教化使命的一次合作,并且通过撰写通俗的诗歌戏曲、族谱和各种碑文,孝敬父母,遵守礼制,救助弱势群体等,积极地推行和实践符合国家教化标准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