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师稷及第时间考

清·徐松《登科记考》三十卷 ,搜罗宏富 ,取舍精审 ,为研究唐代文史者案头必备之参考文献。然以一人之力 ,欲穷究一代科举之制 ,疏略之处 ,在所难免。后之学者亦多有补正。近观王其、周晓薇二先生刊登于《碑林》集刊第六辑 (西安碑林博物馆编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 0 0 0年     

《登科记考补正》新增进士史料辨析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一书增补进士时存在对徐松《登科记考》的史实错误未予纠正、解读墓志史料不够严谨以及仅以方志为史料依据确认进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登科记考》中遗留的一些进士身份真伪问题没有能够解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的错误。     

《西域水道记》刊刻年代再考

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是清代西北历史地理学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通常的记载以龙万育撰序的时间为依据,认为《西域水道记》刊刻于道光三年(1823年)。日本学者榎一雄最先考察出邓廷桢序文的署衔是判定《西域水道记》刊刻年代的标准,因此推测其最早的刻版印行年代是在道光十五年至十七年间(1835～1837年)。笔者根据《西域水道记》的引文内证,推翻道光三年说;又据徐松与李兆洛的通信外证,确证《西域水道记》最初刻成于邓廷桢任两广总督的道光十九年(1839年),它反映了徐松、邓廷桢等道光时期的知识群体敏感的学术经世意识。     

陈垣史学思想的转变与成就

抗战期间 ,陈垣身为辅仁大学校长 ,坚持在敌后 ,以笔墨作武器 ,配合抗战 ,在异常险恶的形势下写了《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杰出的史学著作。其史学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进一步升华 ,并产生了意义重大的飞跃 ,奠定了他作为史学大师和学术巨匠的崇高地位。     

介绍攀古小庐遗著六种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一年第四期刊载,袁行云辑录《许瀚著述知见录》,对许氏著作、辑校,以及批注,搜集宏富,分类罗列,可以说对有志研究这位乾嘉以后,北方卓著的考据家许印林先生学术的同志,嘉惠实多。     

一切学问皆根植于文学——饶宗颐治学经验与乾嘉学术之关系

饶宗颐治学精神源自乾嘉之学,学术成就的取得、学术地位的确立与乾嘉考据之学密切相关。饶宗颐治学始终坚持的无征不信之学风、宁详毋略之态度、以材料为基点之方法,正是遵循了“乾嘉学派”的路数。其治学又表现出不同于乾嘉的时代特色。     

戴震的屈赋研究

戴震是我国十八世纪中叶的著名哲学家、学者。他出身贫寒，惟喜读书，平日辛勤耕耘，涉猎广博，即使卧病在床，仍治学不止，因而能学富五车，著述宏富．刊行有《毛郑诗考正》、《考工记图》、《孟子字义疏证》、《方言疏证》、《原善》、《原象》、《勾股割图记》、《策算》、《声韵考》、《声类表》、《仪礼正误》、《尔雅文字考》、《屈原赋注》、《九章补图》、《古历考》、《历问》、《水地记》、《戴氏水经注》、《直隶河渠书》、《文集》等。他在我国学术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清代集汉学之大成者，汉学皖派的首领。戴氏精于小学…     

《三边赋》之《西藏赋》论略

以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为代表的清代乾嘉道之际的边疆舆地赋,以其鸿篇巨制和鲜明的边疆地域特色而在光绪九年（1883）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其中的《西藏赋》,从作者及版本、赋作内容、特色与价值等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并与当时特定时代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相结合,探讨《西藏等三边赋》所产生的时代背景。     

唐长安温国寺地点小考

温国寺是唐长安城中最著名的寺院之一,但地面遗迹今已荡然,因此其所在地点,尚需考探。 温国寺亦称实际寺。据唐人韦述《两京新记》载,其位置在“朱雀街西第二街,北当皇城南面之含光门,街西从北第一曰太平坊。西南隅温国寺。”宋人宋敏求《长安志》所记大略与此相同。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更详:“西南隅温国寺,(本实     

钱大昕词学资料辑存

钱大昕作为乾嘉时期的一代通儒,不仅在经学、史学方面成就斐然,而且兼擅诗、词方面的创作与评论。《嘉定钱大昕全集》收其《潜研堂诗集》与续集,但未见词作与词论。现从汪棣《春华阁词》所附诸家同作、题辞以及《昭代词选》《国朝词综》等选本中辑得钱氏词作四首,存目两首;另从邵玘《花韵馆词》的卷首题辞以及《練川五家词》所附的评点中,辑得钱氏词论若干条。钱大昕填词清朗疏快,不堆砌典实;论词则持平两宋,兼收众美,体现出通达开放的思想特点。     

邵晋涵与《史记辑评》

邵晋涵是清代浙东史学的后起之秀,也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史学家。他在明代邓以讚《史记辑评》本的基础上,著成《史记辑评》,形成了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周婴《东番记》考证

明代周婴的《东番记》是研究台湾史的宝贵资料。但因其几无流传,学者多有传讹之失。本文作者根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刊本及清钞本,对该书版本、撰述过程等方面进行了考证。理出该书与明陈第《东番记》、张燮《东番考》的渊源关系,认为该书是周婴创作而非转钞或摘引。由此,作者认为台湾省学者杨云萍与方豪先生就《东番记》作者及原书的学术之争可以解决了。今特将周赋原文附录于后以飨海峡两岸之同好,推动学术之发展。     

日本明治时期《左传》学及其特征——以《左传辑释》与《左氏会笺》对比研究为中心

《左传辑释》与《左氏会笺》是日本明治时期颇有建树的《左传》笺释之作。《辑释》擅长思想阐说,《会笺》侧重版本、校勘、训诂等基本的文献整理工作。在具体疏解上,《辑释》见解独善者多,《会笺》博采众长者夥;《辑释》简古明晰,《会笺》详赡周密,亦各具特色。但实质上,两者汇释《左传》,所取折中为学的态度,考据学的方法,及经术合一的治学目的,则同出一辙。正可谓同中有异,异中含同。究其因,此与两著产生的深远文化背景及撰述的具体学术环境不无关涉。两著的对比研究,不仅透示出中日文化的密切关系,而且也显示出日本学者在《左传》研究上的多方面成就,更在探求儒学现代化的道路上,提供了可鉴之资。     

安徽方志概述

地方志是我国古代典籍中一宗刊刻数量相当大的专类图书。它以一定的行政区划为范围,进行分门别类的综合记载。被人们誉为“史料的宝库”。我国地方志的编纂历史十分悠久,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袁康、吴平的《越绝书》算起,至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了。安徽地方志的编纂可以推溯到东汉朱玚的《九江寿春记》,该书今已亡伕不存。清代王谟有个辑本,收在《汉唐地理书抄》里,还可略见其梗概。据近人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一书所载,宋元以前的安徽通志有四种(三种有辑本,均见《汉唐地理书抄》),     

《温公易说》探佚

司马光以政治业绩和史学成就著称于世,同时在哲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著《潜虚》,注《太玄》,解说《周易》,阐发他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政治思想,在北宋时自成一家,后世史家称为“涑水之学”。司马光的这几部著作,是研究宋代学术思想史和他本人思想的重要资料。不幸的是,司马光的《易》学研究著作《温公易说》,曾经亡佚了相当长时间,直到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才由《永乐大典》中辑出。这个辑本,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一笔者近整理该书,查阅有关文     

清人著汉文西夏史籍亡佚者考略

本文主要对已亡佚的 5部清人著汉文西夏史籍进行考证 ,钩沉史籍编著者的生平事迹 ,总结编著者的学术特点 ,对史籍内容作合理推知 ,以期让人们对清人汉文西夏史籍有更全面的了解。文中还附论了沈尧的西夏学研究成果。重点考证的 5部史书及其编著者是 :洪亮吉的《西夏国志》、王昙的《西夏书》、秦恩复的《西夏书》、徐松的《西夏地理考》、陈昆的《西夏事略》。清人沈尧的研究成果包括 :《宋神宗用兵西夏论》、《宥州问答》、《与徐星伯中书书》。     

惠栋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乾嘉汉学的多重影响

在乾嘉早期,惠栋融个性、家学和时代思潮为一体开创了吴派汉学,成为乾嘉汉学的典范性人物,堪称一代师。他对于乾嘉学术乃至整个晚清学术的开创性贡献,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若经学则断推两汉＂的经学立场;二是＂识字审音乃知其义＂的训诂学方法;三是认为唐宋《易》《书》皆不足传,别立清代经典注疏之新体例;最后一点则是至关重要的,提出了以＂理欲相兼＂之理欲观为核心的一套新义理学。惠栋上述治学理念及思想主张,皆可视为乾嘉学术集大成者——戴震治学及其反理学思想之嚆矢。     

清代《尚书》学发展的逻辑结构及其学术取向

清代《尚书》学的发展呈现出两条并行的学术线索：一是以宋人蔡沈《书集传》为中心的官方经学学术传统,二是以乾嘉以来汉学家为中心的私家《尚书》学研究传统。官方经学与私家著述并行而进,构成了清代《尚书》学的学术体系。由此亦揭示出汉学、宋学之争在《尚书》学层面的逻辑结构：以《书集传》为代表的官方经学和以复兴汉儒马融、郑玄为代表的私家学术传统之间的学术较量。两种逻辑结构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取向,反映了《尚书》学学术体系的内在自觉。     

《蒲松龄研究集刊》简介

<正> 山东大学蒲松龄研究室编辑、齐鲁书社出版的《蒲松龄研究集刊》,于1980年9月问世,现已出版了三辑。第二辑为1980年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专刊。这个集刊是专门性的学术丛刊。已出     

《山西戏曲碑刻辑考》订补一则

《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中华书局2002年版)收宋元丰三年(1080)《威胜军新建蜀荡寇将□□□□关侯庙记》一文(第16~19页),有学者指出:"它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民间祭祀关羽纪实,且对重新认识宋代祀关风气的形成、原因、基本信众及‘说三分’的状况,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胡小伟:《北宋"说三分"起源新考》,《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颇为可惜的是,由于石碑字迹漫漶,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