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的年号和国号——附录《玄宫之碑》碑文

去年三月,在重庆市江北区掘出了元末农民起义领导人之一、曾在重庆建都立国的大夏农民政权创立者明玉珍的衣冠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块《玄宫之碑》,碑文长达一千:余字(碑文附录于本文后,由笔者标点)。从碑文记载看,方诗铭编《中国历史纪年表》中所列徐寿辉农民政权的年号和国号,有着重大的讹误。本文依据碑文并参照有关史料,就这个问题进行考辨和订正。     

明代西宁名门张氏孺人墓碑考释

文章在公布西宁出土的明代残段墓碑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志书的记载,对残碑文逐行进行了考释,指出此碑乃明时在四川邻水县任过主簿的西宁人张芝为其母杨氏所立的懿德碑,碑文印证了西宁张氏名人辈出、清正仁爱家风绵延如缕的史实。     

乙瑛碑

<正>《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又名《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东汉永兴元年(153年)刻,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该碑刻隶书十八行,行四十字。其内容为记鲁相乙瑛请求为孔庙设置百石卒史,以掌管礼器庙祀之事。碑文"骨肉匀适,情文流畅",为汉碑中不可多得的珍品,与《礼器碑》、《史晨碑》并称"孔庙三碑",为历代书家所重。     

千古之谜——禹碑

禹碑是衡阳历史文化一大奇观,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一大奇观。最早论述衡阳禹碑的是南北朝徐灵期。禹碑文字古奥奇特,刻凿出衡阳历史文化的古远与瑰丽。     

韩、段《平淮西碑》对比分析

通读了韩、段二篇碑文,探讨了二文的历史时代及磨碑、刻碑的经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二者的不同。就后人对韩、段《平淮西碑》的种种批评和指责作了剖析,并提出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对日本“大金得胜陀颂”碑研究文著三议

金代开创纪功碑“大金得胜陀颂”碑是中国历史名碑之一,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辞海》(1979年版)和《中国名胜词典》一都做了收录。该碑位于吉林省扶余市徐家店乡石碑崴子村,通高320厘米,龙首龟趺。正面汉字碑文八百一十五字,奉政大夫赵可撰稿,儒林郎孙俣书丹,碑额篆书“大金得胜陀颂”六字,是国史院编修官、金代大书法家党怀英的手笔;背面女真字碑文约一千五百余字,是世界上女真文字最多的碑刻,两种文字对照。碑文中叙述     

对长春出土咸丰八年《碑记》的研究

1982年8月,在长春清代财神庙遗址出土一块石碑。碑高七十三公分,宽二十八公分,厚九公分。白玉石刻,无碑座。碑文十八行六百六十三字,楷书,字俊秀清晰(有两字脱落),四周无纹饰。碑阴在回形花纹环绕内,镌刻公立“碑记”者的职称和一百四十人的姓名以及佃租地亩数,计四百八十九字。这块碑由清代“长春厅西北夹荒恒裕乡”四甲民户所立,刻记于咸丰八年十月初一日(公元1858年11月9日)。碑文铭头曰:《夹荒十一十二十四十五甲纳租报竣章程碑记》(以下简称“碑记”)。     

王国维研究二题

王国维研究二题陈鸿祥关于《宋安化王祠碑》《宋安化王祠碑》，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之子百家撰，编入其自选的《学箕初稿》卷二，附于黄宗羲《南雷集》刊行。据撰者自注，该卷文字起自清康熙丁巳（１６６５年），则碑文之作，当去此不远，或即在当年。这篇碑文，是为重...     

《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碑校读

《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碑对研究唐代中期西域、河西地区的民族关系,敦煌地区的行政设置,郡守官员的任命等同题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许多学者都对此碑有过识录.由于年代浸远,碎石破损严重,残存文字漶漫不清,以致各家录文多有讹误,甚至有错简之处,从而对此碑的研究造成许多不便.有鉴于此,本文依据《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碑原石对碑文重新进行标点断句,逐字识读,并参照前贤录文进行校勘,以期使之能够对西域历史及敦煌学研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相州邺县天城山修定寺之碑》校读

安阳修定寺唐代开元三年(715年)刻的《相州邺县天城山修定寺之碑》,清代的《安阳县金石录》、《唐文拾遗》都著录了碑文.原碑已经打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艺风堂旧藏拓本,拓本与著录文字相比勘,可以互相发明,最大限度地还原碑文的原貌.唐代修复后的修定寺塔至今尚存,仍然使用了北齐时期的塔基,该塔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塔基,碑文对包括该塔在内的始建于北齐时期的寺院建筑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对研究北齐佛教和皇家寺院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块发现于滇西北的藏文石碑——格子石碑

1992年,在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格子村,发现了一块吐蕃时代的藏文石碑,该碑由碑文、“臣服图”及碑饰图案等几部分组成。本文认为,该石碑是当时吐蕃经营南诏、远交唐朝的又一历史见证。碑文记载了龙腊塔部落臣属于吐蕃的历史事件。由8人组成的“臣服图”表现了神川节度使吐蕃君臣正在接受归顺者龙腊塔及其随从进贡的场面。石碑的碑饰图案反映了唐朝、吐蕃、南诏几种文化在当地相互汇集、交往与融合的历史。     

试析《阙特勤碑》中??qan一词的词源及翻译问题

《阙特勤碑》对于研究古代突厥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语言文字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阙特勤碑》的汉文翻译中,??qan一词的翻译出现了诸多的矛盾和争议,其中不乏错误的结论。而??qan一词对于理清唐朝使者张去逸的身份,以及派其出使的原因等问题都至关重要。本文从《阙特勤碑》的古代突厥文原文出发,结合传世文献以及其他出土文献对??qan一词的翻译进行了梳理。     

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张澍发现了西夏碑,但其《书西夏天祜民安碑后》一文和《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序对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记载互异。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书西夏天祜民安碑后》一文作于嘉庆十五年（1810）,离他发现西夏碑的时间仅相隔六年,故其时他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记得非常清楚,而《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及《诗序》并非作于嘉庆十五年,而是作于他晚年编辑《养素堂诗集》之时,由于事隔太久,故对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记忆模糊,以致二者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记载出现了矛盾。张澍发现西夏碑是对西夏学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激起了他对西夏历史和文化探索和研究的热情,对西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门大夫庙记》碑

《西门大夫庙记》碑原立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公社北丰乐镇东的西门大夫庙内。西门大夫庙约始建于汉代,据记载,北齐、宋、明等朝又先后几次加以修葺。庙宇今已不存,但基址仍明显可见。现有宋、明、清三代撰刻的石碑。《西门大夫庙记》碑,一九六三年公布为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碑文的拓本曾于一九七四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碑刻画象石拓片展览赴日本展出,因此驰名于中外。碑文为研究北宋中期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现已在原庙址上建楼妥为保护此碑。     

唐蕃会盟碑研究——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摘译之二

本文从藏、汉、英三个方面介绍了《唐蕃会盟碑》西面碑文的情况,并进行注释。     

唐蕃会盟碑研究——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摘译之四

本文从藏、汉、英三个方面介绍了《唐蕃会盟碑》北、南面碑文的情况,并进行注释。     

唐蕃会盟碑研究——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摘译之三

本文从藏、汉、英三个方面介绍了《唐蕃会盟碑》东面碑文的情况,并进行注释.     

元末大夏政权述评

在元宋农民大起义中,红巾军将领明玉珍受徐寿辉之命,率兵由湖北沔阳进入四川,后来以重庆为都建立了大夏政权。过去的史料记载中,有关大夏政权的史实说法互异,彼此抵牾,很难辨明孰是孰非。1982年3月,在重庆市江北区发现的明玉珍衣冠塚里,出土了一块墓碑,名曰《玄宫之碑》(下简称碑文),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明玉珍一生的主要活动。碑文撰写者刘桢,官居大夏政权“金紫光禄大夫、少傅、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属当时人记当时事,可视为信史。本文依据碑文,参以其他史料记载,对大夏政权加以述评,就正于史学界。     

读《张迁碑》辨疑——与程章灿先生商榷

东汉官宦多为单名,但平民阶层的"双名"也相当普遍。《张迁碑》碑阴题名存在着"双名"现象,与东汉民间社会的习俗相一致,足证其为东汉的"乡里刻碑"。碑文写入非张迁直系先祖的张氏名人,符合汉碑常例;对张迁官职的记载也符合汉代官制;至于用典中的错漏之处,恰恰证明其为东汉乡里俗儒所做之"乡里刻碑";明代赵均、都穆等金石名家对此碑也多有著录;可见其为真正的东汉碑绝无可疑。程章灿先生《读〈张迁碑〉志疑》将该碑断为伪碑的新说不能成立。     

张猛龙碑

<正>《张猛龙碑》全称《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碑》。北魏正光三年(522年)刻,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碑高2.24米,宽0.9米,厚0.24米。碑文26行,行46字,其内容为颂扬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学事迹。碑阴刻立碑官吏名计十列。其书法精美端丽,劲健雄俊,为著名北魏碑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