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昌吉州奶业发展的思考

要做大做强昌吉州奶业,必须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新举措:不断完善投资机制,增强奶业发展后劲;实施科教兴奶方针,走现代化、集约化发展之路;积极推进奶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养牛户收入水平;积极开拓市场,提高企业的应变能力。     

食品安全视角下奶业补贴政策的目标偏离机制——基于陕西省奶业补贴实践的调研

奶业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与财政支持。然而,食品产业链包含诸多环节和不同相关利益主体。在各个主体利益诉求的重塑下,奶业补贴政策无法线性实现其食品安全和产业发展的政策目标。本文以陕西省奶业补贴政策实践为例,从政策制定、执行、监管等方面描述了中国奶业补贴政策实践与目标偏离现状,并从政策标准与实施工具的现实缺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偏差、政策目标与企业目标不竞合等角度分析了奶业补贴政策目标偏离的发生机制,并对如何修正奶业补贴政策的目标偏离提出了建议。     

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联结模式及利益实现

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是现阶段的一个重大课题。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内容。以涪陵榨菜产业为对象,从交易费用理论、契约理论和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三个视角对榨菜加工企业与菜农利益联结进行竞合博弈分析。不同利益联结模式中榨菜加工企业与菜农利益实现情况不同,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会倾向于向紧密性的企业化、股份式或股份合作式利益联结模式发展。     

对贵州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思考

贵州农业产业化经营起步较晚,但总体发展态势良好。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很不平衡;生产规模小、层次较低;带动农户的能力较弱。为推进我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应培育和发展有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公平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建立具有特色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的反周期跨国并购

跨国并购是强势国家通过其跨国公司打造全球生产体系的重要手段,在跨国公司的"中国攻略"逼迫下,我国民族企业普遍处于不利局面.跨国并购通常具有显著的周期性,通常与全球经济的活跃度保持同步.在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公司并购行为急剧减少情况下,2008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步伐明显加快.反周期的海外跨国并购,符合中国推行"走出去"战略,是培育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跨国公司,维护产业安全的重要尝试.金融危机为民族企业低成本跨国并购海外战略性资产和资源类企业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农业产业化经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农业发展思路的探索

汶川大地震对四川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础设施、主体(即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户)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四川农业产业化经营原先存在的问题不但没有随着汶川地震的发生而消失,而且还出现了新的问题。因此,灾后重建应在原有的农业产业化基础上,从发展特色农业、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发展多种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及成立针对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户的担保公司等方面积极探索灾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论后危机时代贸易反倾销的法律防范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中国出口贸易爬出低谷刺疼了美国政府的神经.美国、欧盟发动了针对中国全方位的贸易保护行动.着力完善国际法不成体系的WTO法规,启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是有针对性的、有效的法律防范.与此同时,我国还应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同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     

大庆市农业产业化发展问题的探讨

目前,大庆市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取得了较好成绩。但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推进,也出现了如龙头企业规模大的少且带动能力弱、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不完善、农业加工水平低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从龙头企业发展、农民的市场组织化程度、农产品加工业水平、防范农业风险等几个角度提出了改革对策,为大庆市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奶业企业与奶站利益关系研究

从理论上讲,“奶业合作社和企业均持股”是奶业产业化经营和合作社紧密结合的形式,如果说,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在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创新领域里发生的诱导性制度变迁,那么奶业产业化经营和合作社结合则是在相对高层次上对微观经济组织的重新组合,这种产业内部关系的优化整合,并非政府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也不是经济活动当事人在利益驱动条件下产生的诱导性制度变迁,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通过“奶业合作社和企业均持股”的构建,不仅能够保证企业的原料奶安全,更重要的是增加奶站以及奶农的收入。“奶业合作社和企业均持股”的制度安排,比较合同制,具有各方利益一致的优势,它解决了单一的合同制和合作社组织的不足,同时融合了两者的优点,放大了组织优势,还保障了奶业产业化经营中占多数的奶农和奶站的利益。     

广西农业产业化宜推行的四种利益联结模式

分析广西各地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提出在实践中推行各种模式应把握的原则。     

后危机时代中小企业竞争力与学习机制研究

后危机时代背景下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中小企业只有在自己比较擅长的领域中对知识进行不断地积累和持续地学习、不断培育其竞争力才能获得内在竞争优势与长期的发展。中小企业要达到获取长期竞争力的目标就必须通过持续地有序的学习来实现,因而企业的学习机制对于获取竞争力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学习机制的运行状况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分析各因素的作用机理有助于企业选择适合的学习方式进行创新来获取竞争力。     

后危机时代开发区体制机制研究——基于全球视角

体制机制的创新是我国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种创新依赖于经济环境的变化.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开发区的体制机制提出了新挑战,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开发区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也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重点.     

在经济学与经济法之间——后危机时代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再诠释

2008年发生影响至今的国际金融危机在经济学理论上可解释为"市场失灵抑或政府失灵",确切而言,表面上为金融市场失灵,实质上为金融监管失灵。引申到经济法层面,立足于后危机时代,本文重新审视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并就应对策略从法律上提出了三点管见:让金融风险防控成为一种金融监管法律文化植根于金融监管法律的立法理念中;从社会金融治理机制方面妥当地发挥金融治理机制这一"软法"的"软约束力";强化金融领域信用管理立法,将金融领域信用破产落到实处,通过加大信用违法行为的违法成本,有效避免金融领域信用失灵成为社会常态。     

基于DEA模型的新疆乳制品企业效率评价研究

文章利用传统DEA模型、SBM模型及SBM超效率模型对2004—2008年新疆规模以上乳制品企业的技术效率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5年来新疆乳制品企业的技术效率（包括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和经营发展水平均呈上升态势,但总体技术效率较低,并且乳制品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技术效率差距。要提高乳制品企业的生产效率,就必须加快企业技术创新,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打破市场分割,深化企业之间的兼并和重组,提高全行业的规模经济水平和市场集中度。     

后危机时代破解“信用评级悖论”的博弈分析

通过构建有限理性进化博弈模型,分析评级市场上发行人、评级机构以及投资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模型表明,在声誉驱动机制作用下的评级市场,无论发行人“真实”申报成功的概率大于或者小于“不真实”申报成功概率,监管者都可以通过实施惩罚促使发行人群体进化,最终全部趋向于“真实”申报.模型启示我们:改革现有的信用评级体系重在建立激励机制,确保评级机构具有持续动力积累声誉资本,同时对发行人虚假评级行为实施惩罚可以有效破解“信用评级悖论”.     

新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的理性思考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维护和发展农民权益的主要载体,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依托。组织治理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治理上存在先天不足和后天弥补缺位的问题,在组织治理的路径上,应贯彻对内公平与对外效率的新理念,同时发挥政府服务作用和市场激励作用,治理外部环境优化与内部组织制度创新同步进行,创建利益联结与关系产权协调等机制。     

后危机时代中国财政政策的选择

与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政策功能、目标单一不同,财政政策功能、目标可分为二.政策功能应有两个:一是保持经济稳定,一是恢复经济稳定;与此相适应,政策目标也有两个:一是反垄断,一是促就业.这种功能、目标二分法,不仅可减少学理争论,而且对后危机时代中国财政政策制定实施,乃至中国目前一些现实问题解决,都可提供一个很好指导.后危机时代财政政策不同于此前,其过渡时期特点决定了财政政策任务是双重的.既要运用稳定财政政策反垄断,又要运用再稳定财政政策促就业,唯有如此,经济运行才有可能稳定,社会公正才有可能实现.     

后危机时代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主要经济体均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复杂多变,但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分工的基础.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如何实现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比较优势变化进行详细考察,对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进行分析,遵循比较优势原理发展制造业,在比较优势的变化中寻找实现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的路径分析

目前,金融活动已经打破传统的＂疆域＂概念,然而金融监管的国别化却不能与全球化的金融活动相适应。主要国际金融监管机构职能的缺位和错位、国际金融全方位监管标准的缺失导致监管豁免、国际金融监管准则的顺周期性等问题在本次危机下暴露无遗。在＂稳健＂和＂效率＂存在冲突、国际金融制度改革步履维艰、国际监管竞争和监督合作博弈的约束下,国际社会在改变监管规则的顺周期性、扩大监管范围、加强信息公开与分享,以及构建多元化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体系方面作了积极的尝试并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应以G20和金融稳定委员会重要成员的身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以增强东亚区域在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