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世界化”愿景——德国汉学家顾彬访谈录

顾彬（Wolfgang Kubin,1945—）是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著名汉学家、诗人、作家和翻译家。他不仅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中国古典思想史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而且还在翻译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访谈中,顾彬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中西语言的差异与翻译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他根据自己对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的观察,客观评价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得与失,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走出去”不仅是翻译的问题,也是作品选择的问题,更是印刷、出版和市场的问题。     

大众文化视觉表意实践与当代中国社会心态

大众文化作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性文化形态之一,对于视觉形象符号的依赖程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视觉表意实践的文化生产与消费过程,不仅直观地呈现了这一点,而且清晰地映射出当代中国的总体精神面貌和社会心态。这一过程既深刻揭示出当代中国在社会心态层面“有限度的自由意志”、“有限度的反思立场”、“有限度的规则意识”等一系列矛盾结构;又充分说明了大众文化在视觉正义、视觉伦理和视觉素养等方面所蕴含的文化形塑力。当代中国的消费主义、犬儒主义倾向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社会转型问题,亦可借此得到批判性与建设性并重的深度反思。     

论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历史生成与式微

新派武侠小说的生成有其时代的必然性。在当时中西方政治矛盾尖锐对立、而港英政府采取“无政策”的政策的背景中,香港的文学语境既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是相对开放与自由的。这不仅要求作家具有较敏锐的政治视角,而且也为其创作思考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此时的南来文人满怀被放逐的失意,在文学中展开了对现代国家、民族的想象,表现出强烈的悲剧意识。梁羽生与金庸因家变等因素亦产生类似的心态。种种原因加之一定的“触媒”作用,他们终在传统武侠小说的基础上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但这一小说流派在经历了繁荣期之后,却逐渐走向衰落,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价值视域与文艺学知识生产——兼论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理论的价值取向问题

作为近代西方知识理性主导下人文知识学科化进程的产物,文艺学具有学科知识生产依据的特殊规定性。此规定性决定了价值性因素不仅是相关学科知识生产成果的反思和批判维度,而且还直接参与了相关学科知识生产的具体过程。这体现在：一方面,知识生产者的价值评判与追求为特定文论知识的产出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智性”品质与创造性品格,并使得无学科、前判断的文学经验现身为意义自洽的理论知识表述;另一方面,这种价值评判与追求还积极参与了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构成,进而以其导引与续接功能而在学科观念层面保证了相关知识生产的人文意向。价值向度关涉文艺学知识生产所应具有的实践的可行性与学理的合法性,正确认识并重申这一向度是推进文艺学学科自觉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     

沈从文审美批评论略

美是沈从文艺术世界的核心,他善于从文学作品的美学特征来探索作家的审美追求。沈从文认为,诗歌艺术的关键在于"文字技术"与"形式韵律",文体成为其审美批评的测度。从而,沈从文文学批评成功地超越"政见"、"商业"与"友谊"的羁绊。沈从文审美批评的成因与楚文化的熏染以及他唯美的文艺思想密切相关。     

论沈从文的边地军人想象与民国筸军文化的关系

湘西地域文化对于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影响,不仅源于当地的自然条件、民风民俗,还来自于民国湘西政治、文化等方面共同构成的历史人文环境。他的军人题材作品的创作与民国湘西的筸军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民国筸军文化的三个主要特点即尚武传统、游侠传统以及游民色彩在沈从文对边地军人的想象中都有所反映。民国筸军文化使沈从文获得了第一个社会身份--军人,继而获得了审美观照人生的独特视角,最后促他形成了对社会人生独有的个人化思考。     

试论沈从文小说的自然主义特征

沈从文创造了一种诗体的散文化"沈从文体"小说,其小说具有一种"有大美而不言"的美妙境界,并且有着明显的自然主义特征。该文力图从如下三个方面来阐释这种特征:注重细腻描绘,客观实录;不作主观介入,不进行道德评判,在沉默中给人以震憾的力量;截取生活片断,关注凡人琐事,叙述倾向散文化。可以说,沈从文在对"自然"的追寻中使其艺术作品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沈从文文学理论的审美现代性品格

沈从文文学理论的审美现代性品格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通过反对文学政治工具化和商业利益化来积极主张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二是,通过对文学艺术审美形式的强调,进一步阐释和守护文学艺术的自律性,三是,对审美独立和审美形式的强调最终落实到人类生命的审美品格上,换言之,就是将审美问题与人生问题结合,通过审美的途径获得人生的救赎。区别于西方语境中审美现代性的独立与救赎的内涵,沈从文的独特性在于,把作为文学本质规律的审美,作为学科自治的现代文学,作为社会实践的美育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中国现代审美理想的时代特征、民族精神和现实指向,构成了中国式审美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现代传统。     

沈从文新诗理论述评

沈从文是以小说、散文名世的,诗论是他作为编辑、读者的副业,却体现了独特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沈从文的诗论注重对文本的解读,注重对人的关怀,注重诗人的人格修养;可以概括为本体论、创作论、诗史诗人论三个主要方面,每个方面都体现了他对诗歌艺术的独到思考和独特的诗学品格.     

沈从文重构“乡土中国”的文化机制与话语实践

沈从文营构“乡土中国”的文学实践需要从发生学的角度予以考量。“居城怀乡”的创伤体验勾联了“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深微关系,也表征了其所集聚的悖论性的思想渊源。作为一种现代认知装置的“返乡旅行”照见了一个“民族的旅行”,开启了“乡土中国”的发现历程。有感于文运的堕落和乡土德性的流变,作家将“重构经典”和“民族精神重造”统合起来,自觉融入于现代知识分子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文化传统中。沈从文这种从边缘求其资源的想象方式有效地融通了乡土与都市的关系性和能动性,也赋予了其乡土中国书写深厚的文化内涵。     

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境界分析

沈从文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以自然、生命、道德相关范畴为中心,比较明显地表现出自然境界、生命境界、道德境界三种文学以及人生的存在形态。自然境界体验人文山水、地域风光的纯真大美无言;生命境界感悟命运人生的无常、庄严、感伤;道德境界追问人性神性、探寻理想信仰、为民族人类远景凝眸。三种境界的有机协调水乳交融更让沈从文的艺术世界散发出丰美、感人的持久魅力。     

《边城》的灵性与沈从文的童心

《边城》的美洋溢着灵性之光。这是因为沈从文用童心观照世界,把自己的经验与翠翠的视角融为一体,写出了童心的纯粹。沈从文视童心为信仰和价值尺度,这在《边城》里通过以翠翠为核心的人物群体得到强调,彰显了童心所创造的奇迹。但是《边城》的美丽中隐含着人生无常,沈从文感受到了现代性的脚步正在进入古老的湘西。他意识到神的存在要依赖牧歌的环境,而这在现代社会难以得到保证,因而不免发出“美丽总使人忧愁”之叹。《边城》是二佬唱给翠翠听的情歌,也是人们探索人性和思考社会的一本生动教材。     

沈从文小说的道德困境及其审美表现

沈从文作品给人的表面印象是道德的彰显和“历史”的缺席。然而,在历史视角和道德视角的双重审视下,我们发现沈从文作品中的历史意识与道德意识往往共同“在场”、相互纠缠,造成了沈从文小说的独特性。表现之一是叙述者立场的暧昧与游移,表现之二是两者的相互渗透,即以道德视角去质疑历史,同时又以历史视角来反观道德。沈从文小说的理想性、悲剧感、蕴藉性等审美特征也由此生成。     

论沈从文"抽象的抒情"

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和作品细读方法解读沈从文在昆明时期的文学创作,研究表明,沈从文此时在审美探索上表现出的是抽象玄思与抒情风格互相融合的特征,即所谓“抽象的抒情”,指出。抽象的抒情”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中具有转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