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学诗派”之自然审美意识

两宋时期的理学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理”又称为天理,由此天人相依、天人相与,“理”是天人一体的基础,主导着当时的经世思潮,强调“文以载道”。与此同时,既基于“仁者,人也”的思想,同时受张载、朱熹等所提出的“大心”与“合内外之心”说的影响,“理学诗派”诗人的审美诉求一方面推崇自得自然,任心随意,强调自出机杼,同时,另一方面又突出地呈现一种对自然审美意识的诉求。     

中华文化的美学智慧

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中华文化是最具美学智慧的。它是诗性的文化,具有审美性。它的许多重要命题都通向美学之思。我们可以从“山下有火”、“文明以止”;“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立象以尽意”、“得意忘言”;“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等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推演出中华民族对美的独特理解,即美在文明;美在大化;美在忘象;美在境界等。     

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浅析弗洛姆的三个伦理命题

“面对一般的选择，多数人总是趋‘善’避‘恶’”、“人格的充分发展是人的发展目的，也是人道主义伦理学的理想”、“唯有人本身才能决定美德与罪恶的标准”是弗洛姆新人道主义伦理学的三个重要命题，分别反映了其独特的人性论、人格论和人道主义伦理学的主体性原则。本文对此三个伦理命题作扼要的介绍，并揭示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之处。     

朱熹人格美育的化育精神

朱子理学美学人格美育在继承儒家仁学化育思想的基础上有独特的发展,其人格美育的化育之道主要是承继儒家的命题,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游于艺”;其化育之方则表现为“学”、“践”、“养”、“化”等基本范畴。     

《论语》词语考释五则

 以传统小学结合现代语言学,以解决古籍中的疑难问题,是解决古书疑难问题的康庄大道。本文为用此方法解决《论语》疑难词语的若干例子。《为政篇》之“父母唯其疾之忧”是父母忧孝子之意;因为《论语》时代的语料中,“主语＋用代词复指的宾语前置句”,其主语全都是施事主语,未见一例是受事主语。《八佾篇》之“其如示诸斯乎”的“示”是“指示”之意,而非假借为“置”;“示”和“置”带宾语的情况表明“示”如字读较为恰当。《里仁篇》之“劳而不怨”的“劳”是“勤苦”之意而非“忧”意,因为那时“劳”并无“忧”的义位。《雍也篇》之“则吾必在汶上矣”,“汶上”为汶水两岸而非汶水之北,先秦典籍中凡言某水上均指该水两岸。《子罕篇》之“空空如也”的“空空”是叠音形容词而非形容词叠用,即是所谓连绵词,同“悾悾”,而非“什么都没有”;因为形容词叠用的语法形式表达程度加深的语法意义,在《论语》时代是罕见的。
关键词：     

论朱熹《中庸章句》的“人-物”平等思想

朱熹《中庸章句》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与天地参”的诠释,强调人与物有着共同的“天命之性”,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道”,要求依据各自不同的“道”对人与物作出不同品级的节制和约束,以实现人与天地自然万物的和谐,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平等的。这种“人-物”平等思想,实际上是今天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观所必需的思想基础。     

《苏氏易传》视域下的苏轼黄州词创作

苏轼谪居黄州期间,“覃思于《易》”,著成以“致用”为务的《苏氏易传》。《苏氏易传》深深影响到苏轼的黄州词创作,其影响是建立在创作主体的实践精神与心路历程之上的。苏轼撰写《易传》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身处“命与志不相谋”的困境中如何安顿人生的问题。其中对“道”“情”“性”“命”之关系的思考,以及在思考中形成的刚中柔外、内足而自在的理想人格和性命自得的人生境界,不仅作为学理层面的思想形态而出现,更重要的是作为谪居生活中的实践形态而存在,并转化成为苏轼黄州词创作的内在动力和抒情言志的基本元素,尤其是通过“醉”“梦”“舟”等意象,将其《易传》中的“无心”思想艺术化,创造出别具内涵且又情理圆融的词境,“新天下耳目”,在唐宋词史上全面确立了“士大夫之词”。     

范式与超越：祖灵信仰之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人类学阐释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祖灵”意指祖先及其所确立的亲属制度与信仰系统,以及相关文化伦理、世界观、祭祀仪式,倾向于强调天地、礼仪、象征和宇宙观。祖灵信仰及其相关文化范式,承载着一个民族深厚的文化血脉和伦理系统,是“天-地-人”认知文化,“儒释道”入世文化,乡土地方文化多向、多层次的互动、选择、吸纳、调适的过程,促成人类行动与宇宙天地相一致,社会生活与自然节律相协调的状态,体现着人类的自我超越性。     

忠诚的困惑与背叛的美德————论格雷厄姆·格林的国际政治小说《人性的因素》

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的《人性的因素》是以“冷战”为背景、借用间谍小说模式创作的国际政治小说。这个“不浪漫”的间谍故事明显通过对“邦德”系列小说的“反转”和“逆向”,实现了对“007”之类虚假英雄形象的“戏仿”和“背叛”,并深入讨论了国家意识形态、社会责任和个人天性是如何在惯性和误解中发生交集和导致悲剧的。格林提出了一种针对现代伦理困境的“背叛的美德”,鼓励人们对绝对判断和现成原则保持勇敢的怀疑态度,严肃地对具体生活和个人道德进行审查和思考。人性的因素和人权关怀不仅帮助人们超越国家间政治的种种弊端,而且可以开启人们相互同情和理解的智慧通道。     

诚信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之证成

作为民法的帝王条款,诚信原则包括主观善意、权利不得滥用、利益均衡三层含义。在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的背景下,各国行政法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诚信原则。由于既对行政法主体具有指导功能,也符合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标准,因此应将诚信提升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诚信将“法律人”提升为“道德人”,促进行政法主体地位的平等,优化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结构,使行政相对人成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规范对象。     

儒家的礼、“自我”与德性完善

儒家的自我既是“礼”的遵循者、又是“礼”的制定者。借用康德伦理学的术语,儒家的自我是 “为自己立法”的。然而,由于康德否认了人有“智的直觉”,人 “为自己立法”这一理念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并未得以实现。而儒家学者通过承认人心是无限心并具备理解天道的潜能,从而使人“为自己立法”成为现实。因此,尊重自我就表现为人动态地、创造性地完善自己的德性的过程。这一特点也把儒家的“自我”既与自由主义中的“自我” 、也与康德伦理学中的“自我”区别开来。     

略论经济共同犯罪行为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经济在给人类带来丰富物质成果的同时也滋生了大量的经济犯罪活动。而隐蔽性强、安全性高的更为复杂的共同经济犯罪行为在成为犯罪分子首选的同时也给我们的司法实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共犯理论尚未充足、经济犯罪形势严峻的前提下，研究经济领域的共同犯罪就显得尤为困难。本文结合经济行为的特点，从行为角度对共同经济犯罪进行理论分析与探讨，以期在经济犯罪共犯认定上有所贡献。     

湖南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实证分析

从“资源诅咒”假说出发,不同于以往学者用“能源诅咒”代替“资源诅咒”的实证分析,构造了反映湖南真实自然资源丰裕度的指标,对湖南的资源优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湖南确实存在“资源诅咒”效应,但这种效应在第一阶段1985-1995年比较明显,而在第二阶段1996-2010年,湖南的“资源诅咒”效应逐渐变的不显著。湖南能否最终摆脱“资源诅咒”效应,关键在于湖南能否加强科技创新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     

老子自然主义道德伦理观简论

老子的道德伦理观 ,在老子的思想体系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老子对儒家正统道德伦理观的批判与否定的分析 ,可以看到其道德伦理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老子道德伦理观共有三个来源。其道德伦理思想的基础则建立在“天”“地”“人”合而为一的认识方法之上。老子坚特自然主义的道德伦理精神 ,强调自然平等 ,不求独尊 ,原则是顺从自然。其价值判断准则是效法与回归自然 ,因而主张谦下自损 ,知足不争 ,弱用弃智 ,守静不辱 ,无为无欲。老子自然主义道德伦理观既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思想的精神内容 ,又起到了对正统道德伦理思想的某种制约和调节作用 ,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先后经历了注重意识形态建设、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注重先进文化建设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了中国社会文化价值,指明了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建设新阶段的社会主义文化,要依据“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去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要依据“爱国、诚信、敬业、友善”的价值观去指导建设公民道德和大众文化,要依据“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去指导构建社会文化。     

网络流行语体的盛行及启示

网络流行语体作为网络文化的一种思想表达与情感宣泄,不仅改变了网络世界以及现实世界的话语传播模式,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与紧张。它的盛行与流布有其“使用”与“满足”、“沉默的螺旋”以及娱乐功能的归因,也有网络媒体以及网络流行语体自身特点的助力。同时,网络流行语体在媒介议程设置、媒体报道框架修正以及媒介传播形式上,都留给了大众传播学诸多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孔子与“文革”

“文革”的反传统众所周知,何以如此学界却众说纷芸。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选取大同理想、内圣外王、圣人崇拜、《大学》之道、《春秋》立法与“文革”的革命旨向、思想话语、个人崇拜、新人模式、以史代法作相应的比较分析,可显明地看出传统儒家与十年“文革”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表面上是反传统,实质上是儒家思想在现代最大规模的外王实践。     

法经济学视野下“公地悲剧”的博弈分析

法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影响资源利用的关键因素。在对“公地悲剧”进行博弈分析时，离不开对制度在博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的分析。传统博弈理论将“公地悲剧”当作“囚徒困境”博弈的观点实为一种误导。“囚徒困境”是特定制度设计的结果，在特定制度安排下，参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被严格禁止，博弈报酬结构具有特定的制度偏好，导致博弈各方无法达成合作。而在“公地悲剧”中，参与人可以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换，进而可以自发达成合作协议对公共资源进行有效自主治理。因此，“保证博弈”，而不是“囚徒困境”博弈才是“公地悲剧”博弈分析的恰当模型。     

当下诗坛乱象之分析

当下中国诗坛整体生态环境呈现芜杂混乱之势,其在诗歌界内部主要表现为诗歌写作的＂随意＂与＂复制＂,诗歌批评的＂错位＂和＂失责＂,以及＂身份写作＂现象对诗歌正常发表、出版和评奖机制的扭曲和威胁。同时,＂内乱＂也容易导致来自诗歌界外部的各种干扰趁虚而入,从而给当代中国诗歌的良性发展蒙上一层阴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