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水”和“树”——沈从文与福克纳的乡土文化认同

“水”与“树”是沈从文和福克纳叙事世界中反复出现并极具象征性的文化意象。透过这两种乡土世界的象征物,不难看到,基于共有的相对务实、保守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念,他们以不同的风格和方式鲜明地认同着、追述着各自独特的乡土文化传统。     

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内涵

党的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党在发展观上的与时俱进。这种发展观包含着发展、联系,人的本质属性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丰富的哲学内涵,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从《水云》看沈从文的创作模式

《水云》是沈从文著作中一个最为特殊的文本, 它从哲理性、美学性高度,借助心灵独白或自我对白的方式, 对自己的审美追求作了重要表达。在生命中“偶然”向如虹如星的接触中, 激起“情感”的燃烧, 用“抽象抒情、绪体操”将这种燃烧化成作品--《水云》的这种“偶然+ 情感”模式正是沈从文的“人学”模式和“创作模式”, 认识这一模式, 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沈从文创作的一把钥匙。     

沈从文重构“乡土中国”的文化机制与话语实践

沈从文营构“乡土中国”的文学实践需要从发生学的角度予以考量。“居城怀乡”的创伤体验勾联了“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深微关系,也表征了其所集聚的悖论性的思想渊源。作为一种现代认知装置的“返乡旅行”照见了一个“民族的旅行”,开启了“乡土中国”的发现历程。有感于文运的堕落和乡土德性的流变,作家将“重构经典”和“民族精神重造”统合起来,自觉融入于现代知识分子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文化传统中。沈从文这种从边缘求其资源的想象方式有效地融通了乡土与都市的关系性和能动性,也赋予了其乡土中国书写深厚的文化内涵。     

苗文化传承与沈从文小说叙事的主体话语权利

在苗族作家沈从文的小说叙事中 ,作者对话语权利的争取是其最明确的特征。其叙事视角的选择与转换调整 ,都是为了确定自己在小说叙事中存在的地位 ,确定自己在叙事中的话语权利。这一切与苗族文化口传心授的传承机制有着相同的文化心理动因和外在表现形态。沈从文对苗文化的认同 ,对苗族人文价值观念的认同 ,导致了他小说创作中相同于苗文化传承的叙事的产生     

沈从文创作初期的人类学诗学创作

创作初期,沈从文在湘西题材的创作中,用审美的方式对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为我们保存了一个异质于现代文明的文化空间,他这种异质的文化空间成为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堕落的反观之镜,这使得沈从文湘西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具有了极高的人类学价值,也使得他的湘西题材创作具有了鲜明的人类学诗学特征。沈从文湘西题材的文学创作本身具有比较鲜明的原始主义倾向,沈从文梦回湘西,营造了一个审美乌托邦世界,把湘西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资源之一,这是沈从文的艺术审美思想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但此时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面临着困境,缘于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思考缺失历史理性。站在历史理性的高度,从为湘西文化到为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甚至是为人类整体文化而代言,创作思想着眼于关爱人类整体的命运,这种悲天悯人、大仁大爱的思想立足点,是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困境突破的根本途径。     

都市想象与乡村经验——沈从文文学理想新探

小学学历的沈从文面对求学谋职的挫折和饥饿的缠绕,凭着一股坚忍不拔的毅力,跻身高雅的文学殿堂。“乡下人”的自卑心理情节使他能够清蠢理智的审视现代文明冲击下的都市生活,凭借自己熟悉的乡村经验构筑起他独特的文学理想。     

反殖民书写与话语陷阱——以两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小说为中心

小说《野草在歌唱》与《耻》的两位作者相似的种族身份和经历使殖民主义背景下的种族冲突成为共同关注的问题。作为反殖民主义的写作，两部作品在批评和反思殖民主义罪恶的同时未能超越殖民话语的制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之形成共谋关系。     

以出世之虚心做入世之实事——沈从文小说创作论

沈从文以小学的资历只身闯入北京 ,凭着“乡下人”的执著 ,创造了文坛的一个神话 ,一段传奇。他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 ,试图对政治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 ,却又对它欲说还休 ,关注现实又憧憬理想 ,表现出入世与出世的矛盾。     

论沈从文"抽象的抒情"

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和作品细读方法解读沈从文在昆明时期的文学创作,研究表明,沈从文此时在审美探索上表现出的是抽象玄思与抒情风格互相融合的特征,即所谓“抽象的抒情”,指出。抽象的抒情”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中具有转型意义。     

沈从文、汪曾祺创作风格比较

沈从文和汪曾祺都具有貌似冲淡实则深情的风格 ,但他们的风格又是同中有异。这与内因和外因都有关系。他们的风格显示了继承与突破的创新 ,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     

沈从文剧体作品论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小说家,不过他最初的创作和最早的文学成就中较多地包含着剧体作品。沈从文少年时代培养了浓厚的戏剧趣味,但特定的戏剧观念决定了他较早终止了剧体作品的写作。这些剧体作品是极富于原材料价值的“生活的体操”。其中所包含的不尚修饰的戏剧趣味和天然成趣的喜剧素质,很值得我们欣赏和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