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智”德性研究

西方哲学中明智一词起源于古希腊,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对明智的概念作了全面系统的思考和论述。我国学者对西方明智思想的研究多以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为依据,这体现了我国哲学研究者们在与西方实践哲学展开的对话中对自身理论视角的扩展。这本身就是一个明智的过程。     

"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亚里士多德公正思想研究系列之二

"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是亚里士多德的至理名言,明确而深刻地表述了公正在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正所以是一切德性的总汇,是因为公正是最完满的德性,是因为德性是灵魂的公正秩序,是因为公正是城邦的共同利益。亚里士多德关于"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的思想,为我们确立公正的地位,培养公正的品质和公正行事的习惯,树立了千古流传的楷模。     

“好人”与“好公民”:一个政治伦理难题的亚里士多德解

对于好人与好公民能否兼得这个千古政治伦理难题,亚里士多德的解答具有典范意义。他认为,在最理想、最优秀的政体中,好公民与好人都具有同样完满的德性。现实中的公民很难都成为好人,但至少可能成为一个对城邦的美好生活有所贡献的好公民。然而,在现代政治实践中,亚里士多德的公民德性很有可能变异为绝对主义政权中的臣民服从德性。这种德性要求政治共同体成员对国家权力表示绝对的认同与服从。变异的古典公民德性理论与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诉求是相悖的,使得好公民与好人出现悖谬。有必要在现代道德底线意义上重申好人的德性,从而使人们对绝对的国家权力保持怀疑和警惕,避免陷入失去道德信仰的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困境。     

论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道德知识的解读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因此,实践智慧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体系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伽达默尔围绕实践智慧的概念阐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知识理论,并在其文本中详细分析了道德知识与技艺知识之间的异同之处。伽达默尔这一研究思路基于他的解释学基本理论,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研究的传统视域。这一创新对当代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亚里士多德关于“不能自制与知识”的论述解析

亚里士多德论"不能自制与知识"是《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自制"部分的难点和重点。我们作为行动者在实践三段论方面具有知识有三种形式:完全具有知识、具有知识但出于粗心等原因而没有运用、不能自制者的具有知识而没有运用。不能自制者没有运用的是实践三段论中的具体前提。同一事物作为具体前提对于一般人和不能自制者是不同的,后者对此事物所形成的具体前提是一种来自感觉的、个别的知识,从而无法与作为科学对象的普遍前提相结合。因此作为感觉的具体前提就完全主导了不能自制者的行为过程。     

德性的张力: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 ——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不仅表现在他根据灵魂中“自身是理性的”和“自身是非理性的但能够接受理性指导”的差异将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且表现在他根据实践与生活的不同将德性区分为个人性的和公共性的。前一种区分实际上是在知识形态层面讨论什么是德性以及德性的类目,后一种区分已不再是知识上的德性分类,而是直接强化了德性的实践与行动的含义。从伦理学本来就是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说,后一种区分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进路来说更根本、更关键。从“什么是德性”推进到“如何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进而过上好生活,这是一种从理论向实践的深入与深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生活实践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公共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一方面用于描述个人生活的特征,这是道德哲学所要考察的;另一方面用于描述政治生活的特征,这是政治哲学所要考察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是作为“为己之学”的道德哲学,又是作为“待人之学”的政治哲学。而“为己待人”两个维面上的卓越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凸显出来的张力。     

亚里士多德关于“不能自制与知识”的论述解析

亚里士多德论“不能自制与知识”这一章是《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论自制这部分的难点和重点。我们作为行动者在实践三段论方面具有知识有三种形式：完全具有知识、具有知识但出于粗心等原因而没有运用，以及不能自制者的具有知识而没有运用的形式。不能自制者没有运用的是实践三段论中的具体前提。同一个事物作为具体前提对于一般人和不能自制者是不同的，后者对这个事物所形成的具体前提是一种来自感觉的知识，是个别的，从而无法与作为科学对象的普遍前提相结合。因此，作为感觉的具体前提就完全主导了不能自制者的行为过程。     

德性的“主体性”与“普遍性”——基于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一种探讨

德性在今天被看做要么是主体性的,要么是普遍性的。孔子与亚里士多德都不曾提出这样的论题。不采纳德性的主体性论题的表层原因是他们都把德性看做属于心灵的,深层原因是他们都认为人始终具有成为一个实践者的可能性,可能的实践的观点取消了提出德性的主体性论题的必要性。他们不提出德性的普遍性论题的原因,是他们都不认为德性对于所有当下心灵都直接具有普遍性,他们把普遍性看做基于实践者所达到的心灵状态,而人们所达到的心灵状态差别巨大。他们认为,德性含有的普遍性是能够在具有相同德性的心灵上呈现的那种普遍性。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非常接近地表达了一种对于人的问题的伦理学观点。由此可以合理地推论,德性具有今天哲学家们所称的普遍性,但它是一种基于实践的可能、基于德性的心灵展开的可能的普遍性。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     

海德格尔对“存在”意义统一性问题的生存论解释

在试图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存在”的四种含义加以统一的过程中,海德格尔逐渐认识到,或许只有“真理”意义上的存在（是）才是“存在（是）”的基本含义。而这也正是在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读中,海德格尔对真理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的原因。这种关注使真理、“实际生命”（此在）、存在者自身的显现（即存在者之存在）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逐渐显现出来。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此在及其逻各斯具有不同于世界上的现成之物的存在方式,它是在与存在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对所遇到的存在者的存在起显示或揭示作用的存在者。这就是说,如果“存在”有某种统一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就在于“存在者的存在在此在中并通过此在的明察显现”,换言之,不同存在者的存在意义的统一性在于它们都是在此在的生存着的理解中显示它们的存在的。     

理想政体何以探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方法论及其现代价值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方法论是人类宝贵的思想资源。《政治学》主要关乎政体的选择和维持,在亚氏政体分析的思维进路中,首先是坚持系统科学方法,将政体看成一个系统,这是分析政体的起点;其次,坚持中道方法,通过现实观察和逻辑推论,寻求现实中的稳定政体;最后,坚持价值方法,探讨遵循至善这一终极价值原则的理想政体。亚氏政体思想的方法论思维对现代政治仍有重要价值。     

“德性所知”与“德性之知”之区别及其意义——张载《大心篇》解读兼论其知识论

学界一般将张载的＂德性所知＂等同于＂德性之知＂,但是两者实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凭借德性所认识到的大全、整体的知识,其实质是对世界的整体的把握和了解;后者则单纯是指关于道德的知识。无论是＂德性之知＂还是＂见闻之知＂,都属于＂德性所知＂,都是＂德性所知＂的一个部分和局部。在张载看来,任何局部、片面的知识都不能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只有整全的知识才能够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张载是在＂知识——人性＂的框架内思考知识问题的,人性美好问题成为张载知识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论古代政治哲学范式的基本特征

政治哲学范式是依其理性根据的不同而定义的。古代政治哲学范式有三种类型：柏拉图的唯理论型,亚里士多德的经验型,阿奎那的神学型。古代政治哲学范式有三个基本特征：奠基于客体理性的基础上;是求善的政治哲学;给人们一种“古代人的自由”的承诺。     

东西方传统伦理的交汇——对池田大作“善”观念的解读

古希腊之苏格拉底曾提出"美德即知识",而佛教经典中却有‘有才能之畜生’的说法,即是说仅有知识是不够的,它与美德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池田大作的恩师户田城圣对"知识"与"智慧"作了严格的区分。池田大作在此基础上,融入了儒家对善的理解,认为智慧和慈悲以及知行合一才是创造和平、幸福和价值的源泉,这是知识的"善"用。这种"善"是东西方传统伦理的交汇点,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论康德对古希腊伦理学的理解和批判

康德在1784—1785年秋季学期的《伦理学讲义——科林斯》中对古希腊伦理学做出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古希腊伦理学关注的问题是至善的问题，并且对犬儒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做出批判性解读。犬儒学派夸大了人的自然本性与至善的联系，忽视了至善的艺术性。康德赞同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把至善看作艺术性的，但是不赞同它们把幸福和德性看作是同质的，从而片面地理解至善。康德对斯多亚学派有诸多论述，称赞它保持德性的纯粹性，但由于其缺乏意志自由的概念，导致德性缺乏现实性。这些解读有利于理解康德同时期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结合其他文本，可以看出，康德的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尤其德性概念继承了斯多亚学派。但是康德把自由意志的概念加入进来，摆脱了斯多亚学派德性概念的现世性，使得伦理学具有了超越的维度。     

试论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勇敢美 德简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的著名命题。理解这一命题的关键在于理解离知识最远的勇敢美德在何种意义上是知识。论题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为起点,从亚里士多德的勇敢观出发,上溯柏拉图的《拉克斯》和《普罗塔戈拉》两篇对话,试图从具体文本的文脉中辨析智术师与哲人在美德问题上的异同,进而考察政治哲学与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     

Arche： 柏拉图主义与西方政治的湮没

柏拉图主义通过创造理念和借助理念化,对现实和意见进行某种规范和确定,在人类的精神体系内引入了无限的概念,成就了伟大的形而上学,也衍生出现代的技术科学。而理念论被应用于古老的公共领域之中,不但颠覆了政治存在的特点（它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颠倒）,同时这种背离生活世界的去自然化也将理念的世界与生活的世界颠倒,并依据理念世界的标准对生活世界进行干预和影响,使人本身不再是居住于大地之上“存在”的牧人,而成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某种共振的“技术原子”。因为整个星球及其存在者已被摆置于技术研究的座架之上,而现代政治治理术的一整套统治逻辑和治理形式也与技术科学的本质呈现出逐渐契合的状态。政治学已经沦为一项专门的行政技术,被各种知识专家与技术群体置入计算性的轨道,政治本身已经变成了对象化的事物。     

论经济交换的伦理价值及其道德规则

经济交换表面上是经济主体之间的物品互换,但实质上它是主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主体之间的利益交换和权利让渡。经济交换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表达,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它能带动经济发展,并为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提供充足的时间保证和丰厚的物质基础;它能塑造、匡扶良好的社会道德,帮助个人提高德性与修养;它能提升人的幸福感,帮助个人健全其人格;它是自由、平等的基础。经济交换具有交换正当、交换自由、交换平等、后果无害等道德规则。     

略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

本文主要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名著——《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关于幸福、最高善、德性和中道的内在联系的分析和阐述,对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作了一次梳理,以期亚氏的德性幸福观能够对人们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