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治"与传统农村社会秩序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体现了其深刻的学术洞察力.但是,从礼与法、基层社会与国家,以及地方习惯法与国家法等诸多层面的关系来看,所谓"礼治"并不意味着"无法".而且,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完全自立于王朝法律统治之外,单纯依靠无法之"礼"来维持公共秩序的乡土社会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把传统农村社会的一般特征由"礼治"改为"以礼治为主,礼法兼治",也许更符合历史事实.     

转型期的农村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对一起农村纠纷的社会学分析

通过对一起农村纠纷个案的叙述和解析,说明了法律处于农村社会控制体系的边缘位置,非正式控制手段仍然在农村居民的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法治秩序在农村的实现是一个必然趋势,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还要发挥非正式控制手段在调节农村社会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中的积极作用。由此阐释了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秩序及其社会控制机制。     

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 ——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适

文化转型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正在发生变迁,并遵循着从“差序格局”、到“文野之别”、再到国家权力下行的路径。在宏观层面上,中国乡土社会秩序在政治制度和权威关系、个体意识等方面均发生改变。民国以后,在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基层乡村的一系列制度（保甲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中,呈现出村庄内生秩序和国家建构秩序的共存和调适的情形。本文从社会秩序的概念入手,围绕三个问题进行阐述：社会秩序在历史中的嬗变;社会转型期两种社会秩序（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过渡与并置的局面;以及试图描述文化转型进程中乡土新秩序的变迁和文化调适的图景。最后提出人类学家应对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应该具有的态度,即理解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需要重视文化的“粘合剂”作用以及我国传统礼俗社会的人情因素。理解乡村社会问题应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     

法社会学视阈下的村落纠纷与村落秩序的回归

村落纠纷是村落秩序暂时失衡的一种表现形式,村落纠纷的出现临时性地改变了原有的乡村秩序,诱发利益博弈的愿望,使各方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技术性、关系性和策略性的行动。在纠纷处理中牵动了三个层次的资源,各自的排纠模式、特点、手段各有差异。降低村落纠纷的数量不仅在于制度性安排(强制性权力),更重要的是唤醒维系乡村秩序的内生资源(基础性权力)。     

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确立——从农民法律意识谈起

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寓于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之中。新中国建立后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乡村社会还是处于向现代社会的慢速转型时期,乡村秩序的基础仍然有传统社会的印记,社会结构的变化并没有使人们产生法治意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转型时期,原有的农村社会结构趋于解体,适应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需要建立法治基础上的新的社会秩序。     

农村纠纷及其多元化解决机制

与传统的乡土社会相比,当前农村社会的纠纷变得复杂与多样化,与之相对应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如何建立一个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以诉讼为基础、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共同发挥作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解决具体农村纠纷,最终构建法治农村的重要课题.为此,着眼实际,针对目前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面临的困境,采取原理阐释的方法揭示原因,为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构建提供学理建议.     

稳定农村社会秩序的有效路径选择

"秩序"意指有条理,不混乱的状态,泛指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处于一种相对稳定、规则、和谐的态势之中.社会秩序是由人们生活其间的各种秩序构成的,如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生活秩序等.推进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新道德体系的构建,整治农村社会治安秩序,还社会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离不开国家机关的力量干预和全面调控,这种外力助推应是当前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急需的而又行之有效的方式.     

ADR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与法治秩序

儒家思想的教化对于抑制诉讼案之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中国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后,形成了一套独特、完善的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法治进程,但仅是注重国家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并不能带来期望的法治秩序。因此,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性重构,就成为促进“自生自发秩序”和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内生力量。     

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的法治构建初探

行政解决作为一种非诉讼解决方式,在目前农村纠纷的司法解决难以施行的情况下更具有可行性、实用性。我国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的法治构建可以参照一般行政解决机制的做法,采用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行政裁决三种方式。     

试论社会秩序与人心秩序的宗教性支持

在伦理与宗教、道德与信仰(念)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度的关联,因而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的建构离不开某种超越性维度,亦即宗教性资源的支持。在现代社会,一方面其制度性基础在于世俗的理性化尺度,另一方面其意义共识严重缺失,在这种背景下,宗教通过提供一个意义系统,既可以参与社会秩序的价值根基的整合,也可以进入个体心灵秩序,使人的德性之居在生存论的向度上获得近神之居的支持。在此,基督教的观念可以为中国当代伦理生活的重建提供某种借鉴。     

传统文化的嬗变与农村社会秩序重建

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即由共同体本位的社会转变为个人本位的社会,这个过程离不开小共同体的发展.近代以来,大共同体本位下形成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而发生嬗变,小共同体所形成的农村社会秩序也发生了变迁.从传统文化的三个层面即技术、制度、观念与农村社会秩序的经济、家族、礼治的对应关系中分析传统文化嬗变对农村社会秩序变迁的影响,得出凡是能发扬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或承载人性伟大的传统文化都拥有顽强生命力的结论.由这类文化培养的民间精英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将使传统文化获得新生和农村社会秩序得到重建.     

城镇化时期农村纠纷化解中的“关系效应”研究

纠纷化解机制的"嵌入"性与"乡土元素"结合,使农村"关系效应"得以呈现。松散治理结构使关系介入成为可能,有限理性村民偏好于关系并致力于社会网络的发动,基层化解平台的低效则刺激着关系的进一步延展,而成本沉积和惯性最终使关系变得不可退出。因此,应进一步加强法治农村建设,建立沉入农村的高效制度,通过提高对机制的信任、缩短关系的空间、弘扬社会网络的公共性,并致力于制度背后的新型乡村文化建设,在法治和自治结合的基础上推进基层社会治理,逐渐破解"关系效应"。     

大众传媒与社会纠纷的解决

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是传媒政策与法律的首要价值,但新闻传播学和法学对大众传媒与社会纠纷解决这一课题未予以足够重视。归纳和探讨了媒介解决纠纷的特点、过程和机制、模式的创新,以及应当把握的原则和注意的问题。     

农村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研究

中国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蜕变的过程中其纠纷日益复杂化,与之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也逐渐多元化.同时,作为正式纠纷解决机制的国家法律制度在当今的农村社会纠纷解决过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法律与传统的纠纷解决模式共同建构了当下中国农村社会中的纠纷解决的多元机制.     

农村纠纷解决的新思路——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为视角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成本低廉、弱对抗性以及灵活便捷的特性使得其在纠纷解决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随着农村地区互联网的普及,在线纠纷数量日益增多,新型纠纷不断涌现,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适用上存在困境,也为农村引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可能性。我国农村的地区发展差异以及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信任性与接近性障碍是当下农村引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挑战。建议从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模式选择、平台构建、配套措施、宣传推广等方面构建适合农村地区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     

系统障碍与制度替代——论关系信任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笔者曾在《熟人社会,生人社会及其市场交易秩序》一文中指出,依靠重建熟人关系来维持市场交易秩序的思路存在约束力困境。在市场交易实践中,熟人关系不过是制度承诺乏力的情况下市场交易主体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并非维持市场秩序的有益选择。本文将继续讨论关系信任与市场交易秩序乃至社会交往秩序的关系,并将指出,求诸熟人关系的文化倾向是系统合理化的障碍物和制度有效性的替代物,非但无益于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反而是一种掩盖在温情和伦理外衣下,隐秘地破坏现代社会秩序的无组织力量。区分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是分析关系信任之社会影响的关键。在当前社会条件下,依靠重建关系信任来维护社会秩序是一种值得反思的思想倾向。     

社会冲突理论视野里的农村征地纠纷

由于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征地纠纷也有愈演愈烈之势。文章从社会学冲突理论的视角出发,详细分析了征地纠纷中的利益之争、信息垄断、组织问题、制度安排和调节机制等问题,并就解决之道提出建议政府角色定位回归,征地制度改革,公民社会建立等。     

政法委与纠纷解决资源的整合

因社会纠纷复杂多发,而现行纠纷解决机制＂单兵作战＂效果欠佳,整合既有的纠纷解决资源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内的当务之急。主要依照政治逻辑进行运作的政法委依托于体制优势,基于其职能定位和运作方式,成为执政者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达致＂整合资源、维护稳定＂这一执政目标的现实选择,而由其组织实施的＂会商研判＂＂联合办案＂则成为实现该制度预期的一种有效方式。     

政法委与纠纷解决资源的整合

因社会纠纷复杂多发,而现行纠纷解决机制"单兵作战"效果欠佳,整合既有的纠纷解决资源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内的当务之急.主要依照政治逻辑进行运作的政法委依托于体制优势,基于其职能定位和运作方式,成为执政者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达致"整合资源、维护稳定"这一执政目标的现实选择,而由其组织实施的"会商研判""联合办案"则成为实现该制度预期的一种有效方式.     

农民工的困惑与社会秩序重建

在提高农民收入采取城市化战略时,必须认识到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特殊性以及旧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政策的影响。仅仅依赖城市化本身的原动力自然发展并不能彻底解决农民问题,反而使进城的农民工出现边缘化的贫困和不平等状态,出现社会失序的状态,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寻求社会秩序的重建和政策体系的创新,结合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的对接的需要,当前的社会秩序的重建应从社会管理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改革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