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加强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与基层自治的发展

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农业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农村经济社会转型使农村经济社会出现了新的情况和变化,给基层自治的完善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给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带来了新挑战。转型期,坚持和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加强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根本前提,适应新变化、创新理念制度是转型期加强基层自治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出路和重要途径。坚持农村社会管理和完善基层自治二者相辅相成是转型期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鲜明特色。     

农村基层治理创新须理顺三大关系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创新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当前,农村基层治理的核心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块重要基石。在创新农村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必须理顺乡村关系、村支两委关系及村委与村民关系。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参与不足:困境与突破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但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社区内的社会关联度较低,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社区意识来构建社区内的社会关联。     

村民自治概念的三个视角

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农民群众的自治。作为法治的村民自治,它具有秩序、自由及正义的价值内涵;作为政治制度的村民自治,它是国家宪政框架内的制度和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作为治理模式的村民自治,它的实际运作过程是由村民建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过程,从而构建起一个以自治权为核心的治理模式。     

论少数民族乡村传统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以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G村为例

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少数民族基层政治参与总体水平在逐步提高的同时,又受到少数民族乡村中传统社会资本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深刻影响。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G村的例子表明,客观理性地认识和对待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村社的传统社会资本,对有效地促进少数民族村民的政治参与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洽性研究

基层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已大大超出了原本村民自治场阈,对既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治理事务、治理人口、治理组织上的三大挑战,为此各地在乡村关系和村级组织架构上作了一些因应性制度变革。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背景下的乡村制度变革应以厘清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互关系、还村民自治以本来面目为正当性依据,而不应成为新一轮行政权力扩张的理由。依此评价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一种是厘清、加强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内"创新,一种是侵害和动摇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外创新"。     

乡村振兴背景下L村驻村制度的成效、问题及对策

驻村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制度创新,对农村基层治理发挥重要作用,有效推动治理体系更加合理完善。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制度的成效通过五个方面得以体现,即多元主体共治、提升治理水平、实现双重目的、加强根基保障、培育内生动力,驻村制度的实施助推乡村振兴。但也要注意驻村制度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容易形成权力博弈、村干部边缘化、依赖路径,消解农村自治,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要通过双轨合作治理、明晰社会角色、加强农村自治等对策,推行乡村振兴的最优路径。     

国家政权建设与农材基层政权组织变迁

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经历了:“国家经纪体制”下的“乡镇自治”、“国家全能体制”下的“人民公社制度”(早期为“议行合一”制度)和“乡政村治”下的“村民自治”三种制度变迁。进入21世纪,随着传统农业财政体制向现代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进行了相应的治理体制改革,本文认为对此应在转变政权职能、改革事业单位体制、统一财政体制与培育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四个方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村民自治何去何从——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现状的观察和思考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建立的以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的乡村治理秩序,由于制度缺陷和制度无效的双重制约导致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失灵和乡村治理的失序,从而造成了目前农村地区的严重的治理危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需要大胆解放思想,创新乡村民主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村民自治要实现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转型,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渐进培养起农民的公民性格和民主精神,使农村基层民主有效地运转起来;另一方面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推进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建构一个新型的、以乡镇乃至县域自治为基础的地方治理结构,促进乡村治理走向有序和善治.     

论新时期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新趋向

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了一系列新趋向,如"能人治村"、"大学生村官"、"一肩挑"设置和"三资代理"等.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的基层治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治"扩大的过程.在村民自治程度逐步提高的同时,党和政府也在不断地改进对基层自治组织的监督与管理.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的一系列新趋向表明,农村治理正在由原来的"村民自治"走向政府与村民的"合作治理".     

法治建设视域下少数民族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

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中提到要高举民族大团结旗帜，依法妥善处理涉及民族、宗教等因素的社会问题，促进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谐。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事关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在这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原有的村规民约与现行国家法的关系值得探讨。村规民约是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村民自治和自我管理的有效手段，作为国家法律的补充，对维持乡土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村规民约存在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情况，不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妥善解决其中的问题，寻求二者的良性互动，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村基层治理：困境与出路——兼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生成和发育

就农村基层治理而论,村民自治在推行中遇到的困境归根结底是制度化的问题.农村制度化改革的根本是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寻求一种制度的平衡.文章通过对于农村治理路径的分析,提出村民自治的制度化目标是建立一种保障农村自主性与自治性空间的存在与成长的政治体制.     

农村家族势力与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社会资本研究

农村家族势力对村民自治运作绩效有多重影响。农村家族势力是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对乡村治理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这就需要进一步规范运作村民自治,实现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为农村基层政治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结构问题探讨

学术界关于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问题的讨论有两种思路:一是强化乡镇职能的行政化主张;二是强化乡镇自治和村民自治的自治化主张。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的行政化和农村基层社会的自治化的本质取向是一致的,因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乡村治理结构的构建必须超越行政化与自治化的二元对立,把行政化和自治化结合起来,而乡村治理的推进主要是要解决好乡镇政府改革与农村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培植问题。     

汉族家族与乡里制度关系探析--兼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比较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国家由于其统治能力和地方财力的限制,在基层社会的管理上,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在广大汉族地区,县以下的治理则是建立自治型的乡里制度。乡里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以乡绅为骨干的家族治理机制。由于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实行土官、土司制度,民族地区的乡村社区治理与汉族的乡里制度各有特色,互相映衬。     

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大批经济能人在中国农村迅速崛起。他们积极介入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甚至主政村庄治理,形成了独特的经济能人治村现象。经济能人治村对村庄公共权力运作和农村基层社区管理的进一步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民主基础上的权威政治-—民主—权威政治,是对传统的乡村能人政治——乡绅治理的传承和超越,创造了乡村能人政治的新模式。其二,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经济能人主导的多元精英治理结构,突破了人民公社那种一元集权治理模式,实现了农村基层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其三,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精英主导与群众参与有机结合的精英—群众自治,是村民群众根据村庄治理环境对村民自治理想制度所做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和务实性创造,拓展了村民自治的形式。从发展趋势看,经济能人治村势必产生一种具有乡土性和本土特色的能人政治现象。因为,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分化,村庄治理模式将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经济能人治村则成为其中的一种选择。在一些非农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它已经成为村庄治理的一种基本趋向。     

完善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党政治文明理念在中国民族问题上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本国实际出发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伟大创举,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完善,已经形成为比较成熟的组织和运行机制.完善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要意义.要妥善处理国家集中统一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区域自治、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相结合的问题.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保障作用,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加快发展.进一步完善培养、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的制度.妥善处理文化先进性与多样性的关系,繁荣发展民族文化.完善民族法律法规,推进民族事务法制化.     

要素市场化背景下农村集体产权与治权关系的多样化选择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村自治组织的关系是农村基层治理结构中最基本的组织和制度关系。改革以来，农村基层产权与治权及其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农村集体产权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与治权关系面临新的挑战与选择。从现实来看，为满足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样化的实践形式及村民自治有效管理的需要，产权与治权可以根据集体经济的实践形式及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有序流动合理配置的需要和方向，在进一步改革和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前提下采取“产权明晰、政经同构”“产权明晰、政经交叉”“产权明晰、政经分开”等多样化的组织和结构实践形态，从而推动农村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市场化有序配置，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农村基层社会有序治理。     

村民自治发展面临的矛盾与问题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日益扩大的民主参与需求与制度供给不足、不断增长的民主发展需求与相对滞后的民主发展环境之间的矛盾.在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中,因村干部素质低、村民自治制度不完善,以及"乡政"与"村治"互动中的困境等因素,出现了种种治理难题.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现阶段的村民自治正面临着农村社会异质化、村庄"分枝化"以及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等新情况的挑战.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