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2004年度“名篇奖”揭晓

2005年暑期启动的《文史哲》2004年度“名篇奖”评选工作,经过历时数月的严格的初选和复审,于近日结束。葛兆光先生的《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2004年第1期),方立天先生的《中国佛教慈悲理念的特质及其现代意义》(2004年第4期),最终获得奖励金额各为一万元的“年度名篇奖”。葛文认为,直到宋代,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才真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象,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才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这种意识不同…     

试论宋代的贞淫观

宋代理学家们的贞淫观严格、保守,在中国历史上负有盛名,影响深远。由此,人们把宋代的贞淫观视为保守,认为从宋代开始,中国封建主义的贞淫观急剧发展、强化起来。笔者认为,宋代理学家的观点在当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影响还不是很大。正是因为宋代人们的贞淫观较宽泛,才引起理学家们的高度重视。总之,宋代的贞淫观是封建社会贞淫观从宽泛开始向严格发展的过渡时期。到明清时期,封建主义的贞淫观才得到真正彻底的强化,成为套上妇女头上的一道沉重的枷锁。     

论宋代担保质权体制的转型

宋代是中国古代担保制度的辉煌、丰富与完善的时期,担保质权在当时发生了中国古代动产典质史上历史性的转型.宋代官府是当时质当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较之前代,宋代对人质标的禁止更严、质物品种繁多.宋代官府、佛教寺院和民间财富力量都成为质当业经营主体,促使担保质权的专营化发展.宋代质当业与信贷业的紧密结合,进一步促使质当业成为独立的行业.宋朝关于动产质权的法制逐渐完善,并已涵盖收质、赎质、死质三个业务程序,是中国古代典质业法制走向成熟的重要发展时期.     

摆脱文化比较的“中西”、“体用”思维定式

<正> 只有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才产生出所谓的文化比较“中西”、“体用”观.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它拥有占正统地位的文化,同时又缺乏与外界交流,处于独尊而又封闭的境状,自然也就难成“危机”意识.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鸦片战争后,这一原本自我封闭的中国文化,由于受到来自欧美的外国文化(习称“西方文化”)冲击,才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近代中国也才真正开始了中外文化的接触:碰撞、冲击、交融、吸收、发展.于是也才有了中国人对中外文化的比较.     

关于宋代的话本小说

在中国文学史上,反映城市平民各阶层生活、意识的文学,当然并不是从宋代才开始的。如果追溯其起源,早在中晚唐时期就萌芽了。但到宋代,由于各种民间伎艺的蓬勃繁兴,市民文学才得以成长和发展。特别是说话艺人创造的话本小说,在市民文学中有着非常突出的地位。这种新体裁的产生,不仅写出了诗、文、词、赋所不曾表达过的社会内容,而且还更深     

一代咏梅成正声——论宋代咏梅诗词创作热

宋代咏梅诗词大兴 ,形成了空前的咏梅热。宋代咏梅诗词的总量 ,是此前历代咏梅诗词总量的47.6倍。宋人热衷咏梅 ,原因大致有四 :一是宋朝国势不振 ,生活于忧患中的人们从梅花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 ;二是宋代理学的振兴和士大夫追求道德的完善 ,梅花成为比德的最高境界 ;三是宋代园林的兴盛和艺梅时尚的风行 ,梅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至尊之花 ;四是涌现了像林逋、苏轼、陆游这样的咏梅大家 ,对咏梅起了示范作用。宋代的咏梅热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 ,而且在中国美学史、中国梅文化史上都有重要意义。     

文学史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人社团

“社”本为土地神,由先秦时期“把社”的群体行为衍化为地方行政单位。以传承道统为目的的“士”人集团的民间化直接孕育了后世的社团组织。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以“社”命名的白莲社标志着中国古代结社意识的觉醒。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社团出现于唐代,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文学的民间化倾向使“社”的组织具有多样性,文人社团成为文人士大夫优游林下的精神家园,结社与文学发生了密切关系,不仅促进了文学思想的传播,而且形成了风格相近的文学流派。明代的文人社团有了飞速发展,社团组织的数量急剧攀升,并同政治相结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景观。     

《文史哲》评出该刊2004年度“名篇奖”

《文史哲》杂志最近公布了该刊2004年度“名篇奖”获奖篇目,葛兆光的《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2004年第1期)、方立天的《中国佛教慈悲理念的特质及其现代意义》(2004年第4期)入选。葛文认为,直到宋代,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     

当代中国“马学”的一种自我调解

王南湜认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术史意识是不可或缺、内在相关、互相支持的三个方面。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这三者的统一与均衡却往往被打破,从而造成了种种片面性趋向。中国"马学"要获得良好的发展,就必须面对上述三种偏向,对自身有一种新的定位或新的自我理解,从而在三者之间达成一种统一或取得一种平衡。而适当的问题意识作为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术史意识的统一,是"马学"具有生命力的根基,应当成为当今一切真正有志于"马学"者的自我定位或自我理解。吴晓明认为,经由黑格尔对主观意识的批判、特别是经由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理解和把握社会的现实才可能成为一项真正的思想任务。在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无论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还是无批判的实证主义,都只是以其从属于主观意识的外部反思来遮蔽这一现实。因此,回到社会现实本身将不能不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学说,也只有在这一任务的不断开展中方才能够持之不坠。回到社会现实本身,应当成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它的路径、方法和问题——所围绕旋转的枢轴。孙正聿认为,哲学是以时代性内容、民族性形式和个体性风格求索人类性问题,是以"表征"的方式构成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据此,哲学的工作方式或进路应是:时代精神主题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聚焦点;现实存在间距化标识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流行观念陌生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基本理念概念化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力量之所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以这种工作方式推进。张一兵提出了自己"后文本学"的新的方法论思考,认为传统文本的解读分为符号文本层解释、互动性的意义场理解、生产性的思想构境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而生产性思想构境论——即阅读不是为了还原,而是创造性的生产——将是"后文本学"方法论的真正本质,是一种文本生产中的革命;文本学的真正基础是"关系本体论",生产性的思想构境包括了对象文本理路、我性诠释理路和互文性文本参照理路的共在这些不同的构境层。     

《爱莲说》主旨新探

荷花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比德”之花。宋代周敦颐《爱莲说》将荷花抬到了“君子花”的高度 ,成为士大夫人格的完美象征。本文对“君子”人格内涵进行剖析。“出淤泥而不染”不是对佛教典故的简单因袭 ,而是阐明了心性修养的重要性 ;“中通外直”是理学心性修养学说、道德自隆意识与立身处世、伦理责任的有机统一 ,本体论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爱莲说》中其他关于荷花性状的描写也是“君子”人格的物态化展示。     

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与宋代政治文化

君臣论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代表了宋儒关于君臣关系的认识。胡安国主张"人主大臣为一体",并将其理解为"一心"、"天理",体现了宋儒政治主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的深刻关联。胡安国主张"大臣任大事",以"卿大夫"为"国君之陪贰","列国之卿"是"其君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体现了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     

论北宋诗人对七绝诗体的认识

对北宋七绝审美风格迥异于唐人的原因,清代一些诗评家将其归结为北宋诗人对七绝诗体源起的错误理解。此类论述涉及问题有二:一是北宋诗人认为七绝乃截律而成;二是北宋七绝不像唐代入乐而歌。其评述似是而非。     

论金代文学中所表现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

宋、金对峙时期,双方都以华夏正统自居。南宋一方,由于遭到金的侵略,退处半壁江山,因而爱国主义高涨。而在金朝内部,伴随着整体性汉化的趋势,同时因为证明其统治中原地区合法性的需要,也产生了“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这种思想意识在金代文学中有着系统而鲜明的表现。金代文学表现“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熙宗、海陵二朝,汉化的开展与政治统治的需要催生了华夏正统意识,这种意识一产生,便在诗文作品中有所表现;二、世宗、章宗二朝,汉化的完成和“文治”盛世的出现,使得华夏正统意识空前高涨,甚至出现了自居华夏正统而视南宋为“蛮”、“夷”的极端思想,这些思想意识在当时的代表性作家那里有鲜明的反映;三、卫绍王、宣宗、熙宗三朝,由于中原地区受蒙古、南宋的双向进攻,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不弱反强,在亡国之际大放光芒。这种光芒投射到了元好问等一批金末文学家的反映沧桑之变的作品里,而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更表明金人的这种思想意识已经得以升华。这种思想意识最终为南宋遗民所认同。     

张戒《岁寒堂诗话》中的“意”与“味”

张戒《岁寒堂诗话》这部著作中,存在着以“意”、“味”论诗的现象。“意”和“味”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有不同的含义和价值,特别是在《岁寒堂诗话》中,“意”着重于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味”着重于诗的审美情趣。在两者之间,张戒更强调“意”。     

以诸子思想变革为借鉴,进行现代思想变革

诸子思想变革是两千多年前中国社会变革的导引，是集权官僚制取代封建领主制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借鉴诸子思想变革的一般精神和方法论，是现代思想变革的必要环节。借鉴并不等于全盘继承，两千年后的现代社会矛盾已发生了质的变化，集权官僚制已丧失其先进性和合理性，并成为现代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的对象，因此，不能片面地“复兴”两千多年的诸子思想，而应在借鉴其一般性的变革精神和方法论的同时，批判其论证和维护集权官僚制的内容。与此同时，对清朝末年开始形成的殖民地意识及其衍生的推崇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全盘西化”思潮，也应进行分析批判和清除，真正确立以中国劳动者为主体的现代思想系统，主导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     

李约瑟难题浅析

“李约瑟难题”是在中西科学技术史比较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著名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李约瑟本人将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地理、经济与制度三个方面。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答“李约瑟难题”,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中国地理环境、人口、生产方式三方面的因素影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同时,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教育、科举制度、清朝政治制度等因素影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民国初年“宋汉章案件”评析

1912年3月24日发生的沪军都督陈其美拘捕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事件,为民国初年轰动一时的著名案件,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两任大总统孙中山、袁世凯,两任财政总长陈锦涛、熊希龄都对此案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伍廷芳甚至在报刊上公开与陈其美展开数次论辩,在沪外国领事也曾在此事件中发表意见。财政问题似乎是"宋汉章案件"的引爆点,但大清银行与中华银行争夺中央银行地位的斗争却是更为深层的原因,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民初革命派与原大清银行集团之间的较量。     

试论宋代夜市文化

通过对宋代城市夜市兴盛背景、业态构成、夜市特色与文化的梳理,指出两宋夜市具有浓郁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消费特征,彰显出宋人的生活情趣、娱乐趋向和精神追求,对宋代城市文化品格和城市文化走向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宋代夜市文化为现代城市夜经济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