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太学与东汉经学教育

洛阳太学的设立促进了经学教育的空前繁荣。光武帝刘秀对洛阳太学博士官的选拔非常注意 ,并不断完善对博士官的选拔制度。太学的发展 ,使京师洛阳形成了浓厚的经学文化氛围。东汉末“风俗之美”的形成、党锢之祸中党人的种种表现和太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等 ,无不体现了洛阳太学经学教育的社会效应     

禄利之途与东汉初期经学新风

东汉初期的经学新风,表现在删繁就简、博览兼通,这种治学方法在两汉之际已经出现,但作为风气,其形成却在此期。形成的原因在于禄利劝学所导致的各学派之间的竞争。新学风的继续发展则超出了捍卫家法的初衷而导向讲求义理、统一经义。偃武修文政策下的经学,不仅表现为浮躁学风,在它之外,沉潜向学的风气也在朝野间滋长。     

东汉经学风气与汉大赋的衰微

随着今古文之间论争的展开,东汉时期的经学领域里形成了征实和博通的风气。征实风气消减了汉赋的浪漫特质,加剧了汉大赋文辞与文义之间的矛盾。博通风气则促使文士们渐渐疏远群体情感,转而注重个体情感的抒发。这些都导致了汉大赋走向衰微。     

东汉易学发展阶段新探

东汉易学发展受社会思潮、学术风向与政治气候的影响,前期虽承西汉象数易学余绪却呈显谶纬化倾向,中期因官方与民间治易路数分野而形成双峰对峙,后期主动转型取得了较大发展空间,但不能因世而变最终陷入僵局。"局部地放大"东汉易学,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会更加凸显。     

东汉易学与虞氏易及其评价

易学发展到汉末的虞翻表现出全新的面貌.这除了易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还有东汉经学和政治的重要影响,东汉经学和政治危机使易学家回到易学研究本身.虞翻在学术新时代的影响下创造出独特的象数解经体系,这表现在以卦气为基础,以卦变为其动态表现,以易象为其静态符示的动静结合的阐述模式;取象手段的多样性和卦象衍扩的丰富性;独创卦变系统,对后世言卦变者以至深影响.虞氏易的缺陷在于取象的过分衍扩和其体系碍于注经的需要.     

东汉颂文的文化特征

东汉颂文从一开始就与国家的礼乐建设结合在一起,受到朝廷的提倡,其功用在于纪功与颂德。在发展过程中,颂文受到经学的影响,不仅在形式上取则经典,而且表现了东汉经学的价值观和社会理想。颂文与东汉史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突出表现在颂文叙事和征实的特征以及前序后颂、其序似传的写法。东汉颂文的这些特征使它和辞赋有明显的区别而与碑铭等文体极为相似。     

东汉儒学文献的新发展和新气象

［摘要］东汉是儒学文献持续发展时期,由于“今文、古文”从并行到统一,儒学文献也经历了从并驾齐驱到古文统一今文的过程。具体来讲,虽然今文当时是官学,古文是私学,然而今文家多单经传授,成果稀少,古文家则多博学大师,文献丰富。今古文在东汉呈现出从初期的今强古弱,到中期的今古相当,再到末期的古胜今衰,最终郑玄遍注群经,以古文经学为基础,兼采今文,实现了今古文学的统一。东汉时期,儒学史文献、儒家集部文献也呈现出初盛景象。     

从"谈论"到"清谈"--论汉末至魏晋时期"名士"价值取向的变化

汉末至魏晋时期的名士阶层,由于儒家正统思想分崩离析和战乱频等内外形势的影响,在生活方式及价值取向上由切近人事的谈论转变为玄远旷达的清谈,以此展现出他们郁闷屈抑的精神状态和独树一帜的人格魅力。     

东汉"三绝三通"西域与"羌祸"之关联

东汉王朝的"三绝三通"西域,虽然是东汉与北匈奴军事较量的结果,然而其与"羌祸"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由于河西、湟中、陇右的羌族起义,直接影响了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羌祸"对东汉王朝"三绝三通"西域的影响,深刻揭示了西域与河西、湟中、陇右的战略关系.     

东汉思潮与王符思想

本文通过对东汉谶纬神学的盛行与王符的无神论思想、东汉经学的衰落与　王符对经学的扬弃、东汉清议风气的兴起与王符道德批判思想的学术意义等问题的分析,论　述了东汉思潮与王符思想的关系,肯定了王符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     

东汉 "故事""服阕还郎"小考

汉代“故事”是律令以外政府行政中的惯例部分,实具制度的性质。东汉“服阕还郎”的“故事”规定,凡在郎署和由郎署迁出的中央散吏,或已经决定由郎官出补但还未出京师的官吏等“宦皇帝者”,其去官为亲行服时,还保留着与皇帝的私的关系,保留着郎官的身分,服丧后要直接还署为郎。这种保留郎官身分的做法大致产生于东汉,表面上是对郎官的优待,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却主要是为了维持郎官的数量;同时这也部分地体现了东汉官制中的品位因素。     

东汉的私学与党人

东汉的私学兴盛,推动了儒学的社会化进程和士大夫群体的形成。党人是儒学社会化和特殊政治环境的产物。士大夫中的精英和党人领袖多出于私学,党人与私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研究东汉党人,不能忽视私学的作用。     

东汉洛阳自然灾害与政府赈灾年表

在作为东汉王朝都城的166年中,洛阳发生了102次自然灾害,而在此后的30年里没有一次灾害记录。洛阳的灾害记录约占同期全国灾害记录的四分之一,说明灾害记录具有极其强烈的人为因素和政治因素。东汉洛阳自然灾害的种类齐全,除霜灾外,可谓是众灾毕至。位居次数多、为祸烈前三位的灾种为地震、水灾、旱灾。     

古文经学与东汉士大夫政治

士大夫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体制下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古文经学冲击了士大夫政治的礼治系统,分化了士人与士大夫群体,但同时促进了儒生与文吏结合,加速了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古文经典丰富了儒家思想理论体系,使其摆脱了东汉时期的空疏与晦涩,更具有活力。以儒家思想为依托的士大夫政治也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稳固。     

东汉交通与商业经济

东汉交通在前代的基础上具有向前加速建设的趋向,在全国范围内交通的开辟与维修对东汉商业经济的加速发展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东汉交通在继承和创新两个方面的建树正体现着商业经济的活跃和兴盛。     

世家大族与东汉乡村教育

东汉的世家大族主要由豪强转化而来的士大夫和西汉以来的儒宗两部分构成。关注乡村教育是东汉世家大族的文化自觉,他们利用文化优势,投身于官、私学校教育,普及儒家文化,移风易俗,在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主体作用。同时,他们通过兴办教育,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地位。世家大族阶层是东汉文化教育的象征。     

"意境"阐释何为——与蒋寅先生商榷

蒋寅认为,古人使用的"意境"只是立意取境之义,是一个不含价值色彩的中性概念,只是从王国维开始,由于西方艺术理论的启发,意境才成为一个与传统用法割裂的现代诗学范畴.本文对这一看法提出商榷,认为它忽视了20世纪的"意境"阐释同样离不开传统美学诗学的阐释语境.另外,文章还对蒋寅以概念史的清理为名,以"意象"取代"意境"范畴在中国美学史上地位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意境"作为一个美学诗学范畴被命名,是以民族的诗意审美为基础的,任何关于"意境"的概念史清理都必须以此为前提,否则就会失去它应有的意义.     

论东汉时期洛阳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兼与王世平先生商榷

丝路起点具有历史阶段性。本文拟以东汉洛阳为例 ,从可能性与现实性两个方面来论证这一观点。西汉时丝路起点在长安。东汉洛阳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和交通中心 ,具备了成为丝路起点的条件。而以洛阳为起点的中西间经济 ,文化交流在事实上奠定了东汉洛阳丝路起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