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中的利益共享机制——以B街道公益创投项目运行为例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作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在推动社会组织和社区公益事业发展,增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满足居民公共服务多样化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实际效果并不乐观,核心在于合作主体间未形成利益共享格局.研究B街道公益创投个案,发现合作主体间存在着理念上"不同频、微冲突",行动上"不合作、难合作",以及制度上"不发展、难发展"等问题.要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共享、良性互动的局面,则需要从理念、主体行动及政策支持等三个维度来构建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利益共享机制.     

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利益衡量机制构建

农村社区治理作为农村公共政策实施的延伸,最关键的问题便是治理中存在的各类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农村社区治理其实是公民社会在农村地区的重塑,这一过程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而是需要从更大程度上优化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变革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同时完善农村社区利益分配制度,着力解决农民关心的利益问题,健全农村社区利益主体的保障体制,规制各主体利益关系,以此构建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利益衡量机制。     

利益关系网络变迁与社区治理多元模式的形成

内嵌利益关系网络是城市社区结构诸要素关系的基础。计划经济时期,以单位制为载体的管控式利益网络是“单位—街居制”一元模式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社区结构的异质性不断增强,给内嵌利益关系带来明显变化,形塑了多元治理模式。在仍存留单位制社区、老旧社区、公（廉）租房社区和“村改居”社区,政府运用有针对性的利益管控手段,依然维持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在新型商品房社区,政府缺少有效的利益管控抓手,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取决于政府、社会和市场在利益博弈中的行动策略和角色,社区治理亦走向协同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面临的现实利益矛盾和问题也更为多元、复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成为一项重要现实课题。社会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社会参与的内生力不足、社会参与的制度平台功能缺失、社区志愿服务处境艰难等诸多现实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核心在于“共”,需有效提升社会参与度。为此,要明确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系,强化社会参与制度和组织构架在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功能,注重共同目标认同和满足居民需求的工作导向,增强社区治理中的信息化运用能力。     

论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的利益追求与规制

社区治理是在政府主导下,由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成员共同参与,通过管理、协商、合作或自治等方式处理社区公共事务或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过程。社区治理参与主体包括社区成员、社区党组织、社区政府机构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等,它们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功能定位。应建立和改进有关社区治理合作机制,丰富社区治理规范内容和优化社区治理规范结构,对社区治理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加以规制以更好地实现社区治理目标。     

城市社区善治思考

依据城市社区善治的基本指标,梳理当下城市社区中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关系现状,提出社区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社区治理权力主体合法性基础缺失,官僚层级的越位、缺位、错位导致社区公共资源分割,社区利益共同体的不确定性致使社会信任缺失,社区社会控制权力的强化与居民社会参与不足。城市社区的善治,要以利益关联为驱动构建多元权力主体协同社区治理的动力机制。     

社会经济：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探索

社会经济是一种区别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社会建设力量和资源分配方式,其经济发展方式嵌入社会的发展,回应的是人类与社会的需求。现代城市社区中,小区业主大会自主掌握社会经济管理权,维护社区的社群利益,推动社区邻里合作和日常化的民主参与,回应社区业主的共同问题和社区的发展需求。城市社区中的社会经济能维护社区的共同利益、提高社区参与、积累社区社会资本,有助于回应社区矛盾突出、邻里关系冷漠以及社区参与不足等城市社区治理难题。因此,社会经济成为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一剂新良方。     

联动枢纽：治理视域下社区党组织的角色分析

社区党组织在联动社区治理主体、共同整合社区治理要素、实现社区治理目标的过程中形塑了“联动枢纽”的角色。这种“联动枢纽”角色是在“使命—责任型”政党的根本要求下形成的，同时它以政党体系为基础的组织资源、以地域为范围的空间资源、以情感为支撑的文化资源和以网络为导向的技术资源作为形塑条件。通过对某社区党组织联动其他社区治理主体供给公共服务的案例研究，发现其在具体运行的过程中呈现出主体联动、内容联动和方式联动等特征。这种“联动枢纽”角色能够有效形成社区治理的整体合力，实现核心引领与具体联动的结合，并且根据社区治理情况变化进行动态调适。未来的优化路径在于构建集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于一体的“联动枢纽”角色，同时搭建常态化联动治理平台，促进治理资源的有效配置。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城中村"社区治理的路径探讨——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哨"和基础.市域社会治理的范围既包括城市社区治理,也包括农村社区治理,不仅涵盖范围广、治理主体属性不同、治理体制机制差异大,而且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城中村"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乡联动发展的纽带,其社区治理过程是长期而复杂的."城中村"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对于市域社会治理矛盾的破解、城市精细化管理成效的提升和共建共治共享的市域治理主体关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线性到循环:社会资本视域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实践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五社联动”机制是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社区社会组织是“五社联动”的主体性要素之一,是实现社区基层有效治理的重要力量。本研究以厦门市DX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项目为例,借助社会资本理论,梳理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实现组织的循环发展。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分为资本储备、资本形成、资本强化3个阶段,在资本储备阶段进入社区并挖掘地区特色,资本形成阶段以组织内部信任、制度和网络要素的培育带动组织资本的增长,资本强化阶段聚焦于组织的独立反哺,实现资本循环。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重点在于参与带动发展的资本培育理念、多元主体参与的资本构建策略、多维互促的资本形成模式和规范带动运行的资本循环机制。     

“五微”服务 探索小区治理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城乡社区。这要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更应该去“激活”社区,推动形成党建引领“共治”治理、“联动”治理,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多元协同与多维吸纳: 社区治理动力生成及其机制构建

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构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学界关于“三社联动”“政党激活”与“街道整合”的争论,无法回应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体制创新要求。基于复合治理理论,对基层治理的互动结构与互动机制进行了分析。通过C市R社区的基层治理实践发现,R社区形成了“多层复合—多元联动”的基层治理结构,建构了“复合式联动”的互动机制。即街道、社区、小区多层级治理网络与政府、社会、居民等多中心治理主体,通过纵向的授权赋能机制与资源整合机制、横向的利益协调机制与功能联动机制,实现了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之间的长效互动。对基层治理复合联动结构与长效互动机制的分析突破了以往对社区单一治理层级的关注与多中心视角的局限,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创新性的路径分析。     

结构性与公共性二元视野下的“三社联动”模式及其完善——以杭州市为例

结构性与公共性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双重困境,由此形成社会治理理论中“社会管理派”和“社会重建派”的二元分野。如何实现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和基于公民能动的社会自治两者之间的互动衔接也成为社会治理实践的基本内容。社区作为政府纵向科层制管理结构和社会横向开放系统的交点,是社会治理中结构性和公共性张力产生的主要场域,因此,构建有序、自治的社区是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和方式。2013年,杭州市提出“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工作者”三社联动的建设模式,通过“三社联动”架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与“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匹配机制,并以“三社联动”激活公共领域的协商互助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启迪。     

三社联动关键在“联”

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社联劝”的尝试,是社区治理创新的亮点。每当谈及“三社联动”,总会涉及很多方面,可以用“点多面广”来概括。但也正是因为其内涵丰富,有时候它也会被很方便地“套用”在社区治理的任何事上,这使得“三社联动”过于泛化。因此难免让人担心“三社联动”会不会变成新的“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三社联动”助推实现基层社会“善治”

如何实现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的三者联动,从而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是近年来各地都在不断思考、孜孜以求,但又缺乏整体性安排的重大课题。为了把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到城乡社区,促进社会组织激发活力,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发挥社区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的独特功能,浙江省民政厅近日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三社联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即浙民基135号文件,就“三社联动”提出了一些颇具引领性和实践性的观点、举措。     

过程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策略

社区治理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力支撑。基于参与治理的过程视角，上海P区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前期针对需求发现的社校合作策略、参与中期基于优势视角的资源整合策略和以契约及平台为基础的协同共治策略、参与后期基于过程目标和社会影响力维度的效应评估策略，为当前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现实启示。     

大数据推动社会治理迈向“社会智理”——以社区矫正领域为例

基于社区矫正力量不足、矫正对象的社会融入不够、技术(方法)不够先进等问题和需求,使大数据应用于司法社会治理领域成为必要。大数据与社会治理的有机融合,可以提升司法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和工作效率。但是,大数据在司法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程度仍然较低,以社区矫正为例,主要表现为司法大数据不够“大”、不够“全”、不够“准”等问题。大数据可以应用于社区矫正的全过程：在初入矫正阶段,通过采集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状态监测数据,搭建社区矫正大数据平台,做好监测和犯罪预防;通过构建社区矫正案例库和数据库,利用大数据开展循证矫正;研究基于社会状态监测大数据的矫正方案,利用算法实现社会帮扶智能推荐。大数据通过“智慧矫正”和“智慧治理”,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科学化、智能化、个性化的矫正方案,促进矫正对象融入社会,同时,在庞大群体、海量数据和个别化的帮扶和矫正方案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提升了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双层一核”社区治理结构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社区治理是以社区为载体,所有社区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社区治理结构体现的是社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配置以及相互间的作用关系。文章基于各地有益的实践探索和对社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理解,初步构建出一个较为可行的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双层一核”社区治理结构,并进一步阐述了治理结构中各部分间的关系以及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等,使治理结构呈现出较为清晰的轮廓和丰富的内涵。     

社会工作者介入基层社区治理的角色定位分析

在“两化叠加”的基础上即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基础上,政府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在不断地提升,尤其提出在基层治理中要实现共治,因此各类社区社会组织也在不断兴起,衍生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在“三社联动”的共同作用下来对社区进行治理,即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工作者,以此来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社区治理工作的平稳运行。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有关政策和实践模式来分析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是什么,发挥角色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以及解决措施。     

多元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整体提升

社区治理绩效高低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总体处在中等偏上水平,但治理绩效在社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社区治理绩效主要受到社区社会结构、社区社会资本、社区组织资源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在可视性和非可视性社区治理绩效上存在明显差异。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结构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客观影响会受到社区治理行动主体的调节,同时我国城市社区并没有呈现出西方社会发现的社区分层地位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的显著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