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缺场”到“在场”: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而村级治理的有效性则依赖于农民的积极参与。少数民族农村妇女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主体,参与村级治理既可维护自身权益,又可提升村级治理善治水平。但在传统文化和宗教因素的长期影响下,少数民族农村妇女一直处于村寨权力体系的边缘。基于性别、话语、权力的维度,构建分析框架,从性别制度、话语权、村寨权力体系及自组织方面探讨了村级治理中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缺场。鉴于此,须通过多维赋权来提升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性别认知,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村级治理主流,推动其从“女能人”向“治理精英”转变,进而激活内生动力,培育外源动力,从而实现在村级治理中从缺场到在场的转变,助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有效。     

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良性再生产——以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严家祠堂为例

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也是乡村居民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公共生活场域。基于空间生产理论,采用个案深描的方法,以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严家祠堂为例,探析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衰落表征及其再造逻辑。权力、阶层和资本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的错位和缺场,使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呈现物理空间压缩、社会空间冷场和精神空间逼仄三重衰落态势。空间再生产的过程是权力、阶层和资本三种要素在空间重新协调匹配的过程。在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再造过程中,政府和民间力量充分在场,二者通过物质场所修复、社会关系生产和道德共识凝聚的交织互动不断优化空间再生产实践效果,但是市场资本的力量相对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空间生产的能力。     

“微交往”与“微自治”: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延展及其效应

移动互联网在乡村社会的应用与普及催生着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升级,也扩展着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案例分析表明,党群微信群实际上是乡村社会中公共交往空间和公共治理空间的现实映射,而互联网的互动、便捷、透明特性又拓展着这双重空间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微信群所塑造的虚拟社区,为村民互动、互助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乡村公共性在“微交往”中再次聚合;另一方面,以“微管理、微监督、微决策、微服务”为主要表征的乡村“微自治”又强化着村民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主体性作用。与此同时,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也映射在微信群所塑造的虚拟空间之中,使得该空间兼具“国家在场”与“乡村自治”的双重面相,强化着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复杂性。     

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基础、困境与路向

进入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已然变化,如社会大流动导致的乡村人口结构变迁、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社会关系嬗变、乡村社会秩序转变为"礼""法"相容的共存图式等。乡村社会治理面临多重困境,如乡村社会共享价值断裂导致的社会治理精神断层,时空脱域与乡土脱嵌引起的社会治理参与困境,乡村精英大量流失引发的社会治理危机,现有治理方式在驱动乡村社会内源性发展上的乏力等。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可以从开展流动性治理,延展乡村社会治理空间;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凝聚乡村社会共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社会治理新格局,弥补精英治理缺陷;"外部推引"与"内源激活"结合,重构乡村振兴动力等方面着手。     

城乡比较视角下农村网格化管理审视

网格化管理日益被视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模式而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实践。从城乡比较的视角看,作为一种最初孕生于城市社会的治理模式,网格化管理与城市社会的高密度空间格局、高频次治理事务的特质相适配。而乡村社会的分散化空间格局、低频次的治理事务,以及乡村基层政府相对灵活高效的部门协同机制,决定了网格化管理模式与乡村社会基础之间的适配错位。网格化管理模式在乡村社会的具体实践诱发大量简单事务和治理对象的私人性事务涌入正式治理体系、基层治理主体的避责式消极应对,整个基层治理体系也由此偏离了简约高效的基本定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构建与乡村社会相适配的治理体系,网格化管理在乡村社会的推广应用需要更加审慎。     

治理场域：村治困境的生成与疏解——基于华北丰村的经验观察

村治困境的生成与疏解,与乡村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关系和支配机制密切相关。回溯乡村治理研究的学术进路,制度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化等视角下的诠释路径业已繁复,而在治理主体与治理规则上的核心分野依旧未能完整揭示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作为一个调和性分析框架,乡村治理场域概念提供了足够的背景性知识(制度逻辑和文化规范)用以框定既有争论的界限、环境和形式,搭建理论对话的桥梁。通过对华北平原丰村的经验观察,选取了某一村治阶段四个独立而又前后相继的事件,从场域脱耦和场域叠合两种场域互动形式出发,分别审视发生在乡村政治场域和社会场域事件的矛盾生成和化解的机制过程,标明场域互动的形式特征。在此基础上,指明治理场域概念的开放结构可以有效调和理论之间的张力,为理解不同类型的乡村治理形态带来一个可资比较的结构性思路。     

村民理事会参与乡村公共性构建：作用、基础与路径——以安徽省怀宁县大洼社区为例

乡村公共性建设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动员主体逐步由国家政治性动员走向社会自主动员。在此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出现治理单元偏大、村庄内生性治理主体缺位等问题,村民理事会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一个超越个体和家庭层面存在的组织力量,它在动员村民参与构建乡村公共性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以往对村民理事会的研究忽视了其作用发挥的空间场域,以村民小组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构成了乡村公共性生长的内生社会基础。在熟人社会的空间场域内,通过有效构建并利用共同体认同、正视村庄阶层分化、采取逐步动员等路径实现对村民的有效动员,可以增强乡村公共性。     

技术赋权:乡村公共能量场与乡村治理转型

移动互联网技术赋权下的乡村治理,破除了精英主义的“话语霸权”和草根群 众的“失语”状态,推动着乡村公共能量场由“权威主导型”向“互动博弈型”过渡.江西赣州 Q 县S村的案例实践表明,村务微信群本质上是对乡村公共治理场域的现实映射,是乡村 公共能量场的网络再聚合.以村务微信群为代表的乡村网络公共能量场,强化了村民在乡 村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和在场性特征,形塑着村民的公共精神和村庄认同.而乡镇公职人 员的介入,使得乡村网络公共能量场兼具“国家在场”和“乡村自治”的双重面相,催生着乡村 治理的转型与升级.     

“技术悬浮”：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其应对——基于云南省H县的经验考察

数字化建设不仅促成了乡村基础形态的变迁与深度调整,更为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变革创造了时代契机。但碍于技术目标、技术配置与技术供给的结构性脱耦,致使信息化工具悬浮于乡村场域之上,并由此导致治理系统出现增量投入与低效运转的循环困境。基于云南省H县的经验考察发现,当地通过治理方式的转型、运营机制的再造以及供给模式的变革,不仅实现了“数字外嵌力量”与“乡村内在基础”的深度融汇,更为整合数字资源、激活治理主体、优化治理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面向未来,需要继续发挥高阶智慧技术的溢出效应,拓展乡域关系网络、整合乡土治理资源,从而实现乡村的良序善治。     

从“在场困境”到“缺场悖论”——反向全景敞视下的“第五种权力”

空间与场所,是权力的重要构成部分;权力,总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存在,而又要控制一定的空间。而“在场”,则是权力监督的必要条件之一,它往往由各类纪检、监察部门来实施。而由于中国监察系统存在先天不足,使这种“在场”往往会流于形式,往往会以“不在场”而告终,即所谓的“在场困境”。与其相关的是“缺场悖论”,它是指在现实生活中,大众具有“普遍在场”的特性,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由于缺乏沟通的渠道和表达的平台,这种意义上的大众“普遍在场”往往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从而使大众在社会监督中往往处于“离场”或“缺场”状态,这又构成了“缺场悖论”。,在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大众之所以在权力监督中屡屡“缺场”,主要在于缺乏一个发布、表达的场所。网络空间的出现,真正实现了物理空间和虚拟场所的分离,使得被监督对象的行为无所遁逃,从另一种意义上实现了由边沁到福柯的“全景敞视”,即“反向全景敞视”,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在场”关系,使“在场困境”与“缺场悖论”双双迎刃而解。     

社会网络基础变迁视角下村规民约的建构性脱嵌及其调适

[提要]村规民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只有嵌入特定的社会网络中才能发挥作用。传统时期的村规民约具有内生性,嵌入在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治理网络”之中,构成了乡村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时期以儒家伦理、科举制、士绅、宗族等为支撑的“文化治理网络”,被以现代政权、行政、制度以及现代文化为支撑的“组织整合网络”所替代。当前推行的村规民约是由现代国家力量建构的,脱嵌于当前乡村的社会网络,因而在乡村治理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村规民约作为基层治理中“三治”融合的重要形式之一,要发挥预期的治理功能,需要根据乡村社会网络作出相应的调适,激活自治以培育内生性主体,践行德治以振兴文化基础,推行法治以优化国家“在场”方式。     

乡村社会整合视域下网络公共空间的运行机制研究——以皖南A村村务微信群为例

网络公共空间与乡村社会治理建设的联结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研究趋势之一。聚焦于皖南A村微信群,采用线上参与观察与线下个案访谈法,以微信群嵌入乡村社会为分析视角,通过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来考察A村微信群在乡村社会中的实践表征与运行机制。从社会联结、共同体意识、基层治理等多层面出发,深入挖掘微信群这一新型公共空间与乡村社会整合的关联。发现网络公共空间已成为搭建村民社会联结的桥梁、建构乡村共同体意识的场域、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社会基础。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公共空间的局限性,为建构乡村社会秩序、促进地方认同以及实现地方社会整合提供可行性尝试。     

从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主要以乡村非正式权威力量和基层政权组织为中介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接点治理",但因其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需要,乡村治理模式必须及时转型。农业税取消后,为维护农民权益,强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性权力,国家改变治理策略,国家权力与农户直接对接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乡村治理实现了由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的逻辑转换。这一转换深刻影响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改变了基层政权的行为方式。由此,欲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现乡村振兴,需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将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两者和谐共存。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乡村文化治理

乡村文化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其中。多中心治理理论,打开了乡村文化治理的新视角,并与乡村文化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当前,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着基层政府“行政主导”模式突出、社会组织和农民参与性不强、专业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在多中心治理理论指导下,提出基层政府应搭建乡村文化治理的整体性框架;社会组织则对接政府扶持,协调乡村文化治理;农民应发挥主体性,积极参与乡村文化治理;企业竞争性参与,发展乡村文化产业。通过多方参与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破除乡村文化治理难题。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     

村庄治理中妇女的组织参与——以浙江省K村为个案

根据村民自治制度的安排,农村妇女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但在现阶段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妇女在村庄公共组织中“缺场”和村庄公共组织决策中“失语”的现象。造成农村妇女低组织参与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支持的不力、农村妇女自身的角色定位限制、传统父权制家庭文化的影响和农村社会“力治”的性别偏好。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简约传统及其价值

"集权的简约治理"是我国帝制时代形成并长期维持的基层治理模式。晚清以来,随着乡村社会自身的变迁与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简约治理"模式逐渐被国家制度的设计者所摒弃,由此成为历史遗产。现阶段,国家政权在权力下沉过程中全方位介入乡村社会的治理,形成"高度中央集权-高度基层渗透"的治理模式。在取得良好的治理效能的同时,这一模式也蕴含着一定的治理风险。要强调乡村治理的弹性空间和灵活性,就应该看到"简约治理"这一传统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补充性价值。     

乡村治理困境阐释:基于信任框架

信任是社会正常运作的基石,是治理的基础性要件。乡村治理旨在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这需要构建一系列的信任来维系和浸润。随着市场经济力量不断渗透到村落场域,行政效能不高的乡镇机构、臣民式文化的乡村型态、半熟人社会的乡村生态,导致治理权力呈现内卷化、治理效益出现过密化、自治能力显现衰退化趋势,引发村民对社会秩序、村干部权威和合作者义务不同程度的不信任,给乡村治理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网络技术结构性赋能与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基于江西省赣州市村务微信群的考察

网络技术作为社会变革的关键性变量,对乡村社会治理具有结构性赋能效应。江西省赣州市的村务微信群实践表明,网络技术强化了乡村治理中的村民“共同在场”,促进了村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村庄集体归属感的提升,实现了网络技术的“心理赋能”。群内建构的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和村户代表制的主体结构场域,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结构模式和博弈方式,实现了网络技术的“结构赋能”。而乡镇干部代表国家力量的入场,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国家权力依靠,形成了国家与村民对乡村治理行为的“双重注视”,实现网络技术的“权力赋能”。网络技术的结构性赋能,形塑着乡村治理的结构模式,推动着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     

乡村治理组织的“过密化”困境及整合——华南G村分析

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着治理组织“过密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外部组织过多嵌入与内生性组织无效率增长,两者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相互博弈、纠缠乃至相互争斗,导致乡村治理资源耗损过高,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表明,破解乡村治理“过密化”困境首先需要建设强有力的乡村党组织,系统整合各类治理组织,坚持专业化、系统化的原则,构建符合乡村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在此基础上,明确乡村治理组织相应的职能,突出组织的专业化,同时要及时清退“空壳”组织,优化乡村治理资源,规范乡村治理组织创设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