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诗的"点化"艺术手法

杜诗中清新俊逸千古流传的佳句,有许多是经过"点化"翻新而来的.他借前人看似被用废、耗尽审美意义的枯槁词句,经过陶冶点化,或是小小的变动,或是兼采众长,巧妙组合,去粗取精,加以翻新、改造、引中、提升,就会使普通之语变得诗意盎然,成为意蕴深邃、情思飞动的佳词妙语.无疑,多种"点化手法"的运用,是杜诗审美情感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     

杜诗"承露金茎"是指"天枢"铜柱

对杜诗“承露金茎”的解释,古今注家均误。“承露金茎”是指武则天修建的“天枢”铜柱。这个“天枢”铜柱与汉武帝修建的“承露盘金茎”构造和规模基本相同,时人如李峤等已经将其称为“承露盘金茎”,杜甫是沿而称之。     

杜诗"当句对"艺术研究

钱钟书先生为"当句对"作出质性的界定,是一大贡献;但他认为此格是杜甫首创,则为失误,早在梁朝何逊的诗中就已出现此种对仗形式.杜甫的贡献是把前人的五律"当句对"引入七律,并通过创作实践把这种对仗形式推入极至.     

杜诗"逃禅"解诂

"逃禅"一词自杜甫<饮中八仙歌>诗中偶一用之后,文人们多用之,但其意义多有不同,人们对此词的理解也往往有歧义.其实,"逃禅"一词主要有三义其一,指一种类似禅定的状态;其二,指逃避世事;其三,指学佛或坐禅.前者是早起义,后二者是后起义.杜诗中便是用的第一义,即类似禅定的状态.     

《二十四诗品》之"流动"考释

"流动"作为一种文学作品的风格,《二十四诗品》首先提出。"流动"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文气流动、章句流动、音韵流动,三位一体,紧密结合。流动是创作的最高境界,杜甫以他的诗歌最好地诠释了这种境界。     

杜诗"转"字释义商兑

杜诗中“转”字用例 70见。然而人们多将其理解作动词而不知其有用作副词的情况。本文通过诗文中的大量语料证明 ,杜诗中许多“转”字从其语法功能来看 ,经常置于谓词性词语前作修饰、限定成分 ,可训副词“更加”。     

异域之眼看杜诗——李植《杜诗批解》评语析论

李植的<杜诗批解>是朝鲜文人批解、注释杜诗的第一部个人著述,被誉为朝鲜人研读杜诗的入门要籍.李植批解杜诗时注重考辨异文、分析诗作结构、阐明诗作句法,担负着教导后学的任务.其以异域之人研读杜诗,确与中华之人有着不同的视野与角度.     

杜诗注释学史的学术反思

绵延千余年的杜诗注释学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而其中需要我们反思的东西也是多方面的:准确的文字校勘是正确进行注释的基础;要把握好"无一字无来历"的度,求之过深和解之过浅都会唐突杜诗本意;强调杜诗"诗史"特性与侧重杜诗诗歌特性这两个方面不可轩轾;切实结合杜诗创作的环境及其心理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杜诗的本来面目;对杜诗"比兴"手法的笺释应力戒影射附会之弊;"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解诗方法在运用中的悖论.对历代杜诗注释真伪优劣的辨析,必须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然后博观约取.对于存疑处应该尽量采取客观的态度,避免主观臆断,既不可过分追求标新立异,也不能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同时应在严谨校勘的基础上,权衡杜诗创作的主客观情景,运用科学的注释方法和通达的注杜观念,才能尽量避免穿凿附会的发生,从而使得注释内容最大程度地贴近杜诗原意.     

黄生杜诗研究方法略说

黄生的<杜诗说>是影响于当时却淹没干后世的一部杜诗评论和研究著作.黄生在<杜诗说>中,将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原则作了重新诠释和具体化,并以其作为评论和研究杜诗的基本方法,力图揭示杜诗的本意.对<杜诗说>评论和研究杜诗的方法所作的初步探讨,通过对<杜诗说>的钩稽认为:黄生所提出的"深悉公之生平"、"综贯公之全集"、"融会-诗之大旨"三原则,就是"以意逆志"的具体化,是黄生在<杜诗说>中分析和研究杜诗的主要方法.黄生对杜诗创作本意的认真探寻,体现了他作为训诂考据学者的严谨学风.     

杜诗注释史通说

着眼于杜诗注释的历史,讨论了杜诗注释的格局和发展走向,将杜诗注释的历史大致划分为四个段落,即杜甫诗集基本面貌的形成为第一阶段,杜集注释本逐渐发展为对多家注本的整合形成集注本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强调个人见解、充分抒发个人观点的注本的繁荣,第四阶段是全方位关注杜诗的解读、传播而形成杜诗学。同时指出杜诗注释的九个方面的发展趋向,如从诗集编注演化为文学批评,从编纂全集校注本转移到选集选注本,由编制年谱、小传发展为诗人评传,对诗人和诗歌的研究逐渐转向收集资料和编纂综合工具书,由单独研究延伸到比较研究,从文学的领域扩展到语言学领域,还有从杜诗本体研究转向对注家注本的研究、从学术研究拓展到艺术表演,等等。     

《杜诗详注》对杜诗学的贡献

仇兆鳌《杜诗详注》熔铸前人杜诗学研究成果于一炉,是集大成之作,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仇氏的杜诗学观点.在创作论方面,《详注》认为杜诗和它的写作对象保持一致;在杜诗评价方面,《详注》认为对杜诗不能用诗歌创作的一般规律来要求它;《详注》在考察杜诗问题时,广泛地使用了联系的方法.这三点对今天的杜诗学研究者仍有借鉴意义.     

论清代杜诗阐释的本义复原特征

文章借用西文阐释学理论,去审视清代杜诗学,以期从另一视角对清代杜甫研究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当然,阐释学研究范式也并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若机械地用之于杜诗研究,或有其大而无当之嫌,或有其削足适履之弊。因此,文章力图避免直接套用西文阐释学哲学的话语、方法论,而是根据杜甫研究自身的特性,做出超越一般阐释学研究范式局限的选择,进而对清代杜甫研究内涵的丰富性,特别是清人杜诗阐释的客观性追求做出尽可能深入的认识与梳理。     

朝鲜古代诗人对杜诗的谚解与批解

《杜诗谚解》是朝鲜最早用朝鲜文注释汉文的翻译诗集,其初刊本与重刊本的出版和普及,在朝鲜儒家文人心中树起了杜诗作为"诗史"的地位;《杜诗批解》系朝鲜人在普及杜诗时取得的第二个重大业绩,在吸取中国一百余人的杜诗注释考证成果的基础上,以非凡的勇气提出了许多有独创性的学术见解,指正了前人注释杜诗的某些不足的谬误。     

论杜诗校勘史上的“以意改字”现象——以宋代杜诗校勘学为中心

宋代以后的杜诗校勘中出现了以意改字的现象,这是迥异于摹写、翻刻、避讳等因素导致的杜诗异文。校勘者或有对杜诗众多异文归于一是者,或有通过更改难释之字句以求诗意通畅者,甚或有径改文本以蒙骗世俗、炫耀才华者,这些现象既反映了杜诗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性,又体现了宋代特殊的文化背景,并对其后杜诗校勘学的发展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深远影响。     

《钱注杜诗》诠释方法略论

《钱注杜诗》是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的力作,他用诗史互证方法对杜诗做了深刻诠释,同时也开启了诗歌解释方法的新领域,但历来却众说纷纭。本文通过探讨钱注中的以史证诗与以诗证史两个方面,进一步挖掘《钱注杜诗》的价值,从而揭示它在杜诗学中的重要地位。     

杜甫诗文与钟嵘《诗品》关系综论

钟嵘《诗品》作为中国诗话之滥觞，其卓越文学思想流润千古。本文旨在对《诗品》于杜甫一生文学实践的影响略作抽样论证。杜集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诗品》之句，但从对杜诗的解读中可知，杜甫诗中数处之用事，实应源于《诗品》。杜甫接触《诗品》的可能性可从对杜读过《梁书》、《南史》文学传等方面的考索中推知。杜甫论诗，和《诗品》有着极大共同性，于此可见钟嵘、杜甫二人文学思想某些方面的源流关系。     

赵次公注与杜诗经典性——以“阐释后人学杜”现象为中心

宋代杜诗赵次公注中出现了阐释后人学习杜诗的体例:所引文献是杜甫以后诗人的具体诗句;有"用杜""使杜""得……之法"等明确表示文本关系的指示语;强调杜诗后代接受,展现了杜诗经典性确立过程以及诗歌创作内在延续性。其重视文本应用的阐释观念诞生于北宋思想文化转型下诗歌创作理论和阅读观念的新变中,由诗话、笔记等批评系统进入诗歌注释体系,在体例、观念、功能上突破了李善《文选》注为代表的传统诗注,开拓出全新的注释范式,影响了《杜诗详注》《杜诗镜铨》以及钱钟书《宋诗选注》等注本。     

韩国古代的杜诗研究

自从杜诗传入韩国,就享有很高声誉,被尊为学诗的规范。韩国古代文人研究杜诗者,代不乏人,其中尤以李仁老、李滉、李植、李瀷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