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发展的四阶段演进模式及其阶段特征

城市化发展并不简单的仅仅是人口大量流动、城市规模急剧扩大、新城市不断涌现阶段 ,这个阶段只是城市化总体发展过程的一个部分 ,城市化发展包括了更广泛的范围 ,它具有城市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区域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四个发展阶段 ,这四个阶段各有特征 ,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城市化发展的总体     

大开发中的西部地区城市化模式探讨

在西部大开发中 ,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在制度供给、经济拉力及文化心理等方面有着充分的动力 ,但其进程同时也面临着资本欠缺与文化滞后的双重约束 ,西部各省区应针对其城市化动力基础与约束力量的不同 ,选择适合自己的城市化模式 ,这些模式可概括为城市化的“西北模式”与“西南模式”。     

福建省城市化与提高农民收入的实证研究

在测度福建省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基础上,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市化水平与增加农民纯收入的相关关系,得出结论:提高城市化水平有助于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针对福建省城市化水平偏低的现实,提出对策与建议: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     

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分析——基于我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达49.68%,也就是说近半数的中国人都已进入城市生产生活,这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本文对我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了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机制。并得出结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长期动态均衡关系,只要通过有效的管理,二者就可以实现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滞后还是失衡——我国城市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思考

本文基于熵值法的实证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城市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区域城市化水平失衡以及城市化各维度之间的发展失衡。首先,我国城市化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东部沿海—中部—东北—西部”渐次降低的发展态势,东部沿海地区在各分项城市化发展上均表现出较高的水平。其次,我国城市化各维度发展也严重失衡。东部沿海地区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失衡最为明显,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与社会城市化之间的失衡情况最为严重,中部地区的土地城市化速度最快,与产业城市化之间的失衡情况最为严重,西部地区各分项城市化的水平均不高,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问题是产业城市化水平过低,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有效支撑不足。同时,社会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是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主导城市化维度,土地扩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进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引导力量;而以人口城市化为主导维度的城市数量最少,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人口城市化水平明显偏低。本文还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少数民族城市化

以社会资本为视角对少数民族城市化进程进行研究.主要阐述了社会资本与少数民族城市化之间的关系、社会资本在此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目前社会资本在此方面存在的问题等.为提升少数民族的城市化水平和构建城市化进程中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与社会风险——对我国当代城市化发展的一项剖析

我国城市化进路中,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远远滞后于空间城市化,其实质为社会、文化、制度的构建与经济增长的不同步。究其缘由,除了政策制度的因素外,资本和权力的勾连以及"经济达尔文主义"是其"质料因"和"动力因"。这种对城市化经济性的过度追求必将带来土地金融危机、社会极化、空间区隔和"原子化社会",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缺乏尊严感和安全感,集聚社会风险。因此,城市化发展应从规模的追求转向到对质的追求,构筑一种"城市如家"和"充满选择机会"的城市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城市化问题的探讨

城市化是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乡村不断地转化为城市并最终为城市所完全同化的过程,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桥梁。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对于胜利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城市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作用(一)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转变的桥梁。城市是现代经济的“火车头”。加快城市化进程,不仅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客观需要,也是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有效途径。加快农村人口城市化,有利于从根本上走出农村“高生育率———低人口素质———低劳动…     

产业更新与城市化的历史推进

在社会转型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产业更新与城市化始终是围绕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话题。本文将城市化作为一个综合体系 ,通过理论与实践分析 ,推导出产业更新与城市化之间的内在作用及机制。再通过产业更新与城市化的国际比较 ,归纳出二者互动的一般规律 ,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促进产业更新与城市化的历史推进。     

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对我国的实证分析

我国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高度正相关.城市化进程促进了我国经济的成本节约.城市化进程减少了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又加大了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的成本领先优势,有利于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城市化进程有利于缩小我国的城乡差距.城市化进程将带动城市周边郊区、郊县和农村的进一步发展.     

由"被动城市化"到"主动城市化"——兼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演进

城市化要经历"被动城市化"和"主动城市化"两个阶段.本文认为,随着工业化对城市化带动作用的弱化和城市自生发展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当前正处于由"被动城市化"阶段向"主动城市化"转变的阶段."主动城市化"是"后改革时代"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它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并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     

城市化、社会排斥与社会政策的选择

中国城市化最主要的问题包括农民工问题、失地农民问题以及城中村问题。社会排斥理论提供了一个解释这些问题的视角,从社会排斥的角度探究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以及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政策,首先要做的是转变观念,以社会公民权为基础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并为流动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城市化水平预测模型的比较研究——对我国2020年城市化水平的预测

准确预测我国未来的城市化水平,可以为“城乡互动,工农互促”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决策支持。本文对我国学术界使用的多种预测方法和模型进行了比较、评价和印证,并对我国2020年城市化水平进行了预测,得出了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最低值、期望值和乐观值以及相应的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动值。     

实施城市优先发展战略 加快新疆城市化进程的构想

文章指出新疆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及成因,认为在新疆城市化水平偏低且南北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借鉴内地城市发展的经验,实施城市优先发展战略,采取得力措施解决南疆城市化水平偏低的问题,通过大力提速城市化进程,以解决新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西方市民社会孕育过程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西方市民社会孕育的背景--权力高度分散化、多元化、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单一化、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同质性,几乎是背道而驰.西方市民社会似乎更多的彰显的是历史的特殊性,但是,历史的发展到底有没有共性?有没有共同的规律可以遵循?发展的道路可以有千差万别,但是人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发展,却是一个不能够逾越的历史趋势.早发的现代化国家都可以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参照物,具有历史的启发意义.     

城市化进程中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 ,城市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是城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应致力于形成一个既能自治 ,又能与政府、市场均衡存在 ,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得以日益增加和完善的庞大而有序的市民社会 ,作为城市社会的依托和载体。市民社会的“第三域”作用 ,将弥补“政府缺陷”和“市场缺陷”,提供现代社会更人性化的服务 ;其志愿性概念更符合社会理想 ,且对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市民社会的发育与发展有利于城市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和“契约型”社区的生成与发展 ,而调动使用潜藏于市民社会中的社会资本 ,则对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均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为何不导致城市化--江苏省城市化滞后原因实证分析

学术界一般认为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原因.但这种关系并不那么直接,至少在工业化前期,它的许多后果是阻碍城市化的.本文考察了工业化在我国产生的两个后果转移劳动力的地位刚性和家庭经济影响迁移行为,并用江苏省的数据验证了如下假设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受到社会结构和家庭经济的压抑.     

城市的他者——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化适应

面对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城市"他者"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更好更快地适应城市社会环境,将有利于城市民族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发展,否则,会引发各类矛盾纠纷乃至带来更大的不稳定因素。本文将揭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社会适应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能真正适应城市社会的制度性因素和流动人口本身因素,寻找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适应问题的对策建议。     

失地农民的城市化与社会管理——以福州M村为例

失去土地的村民的生产和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迁,他们中的许多人徘徊于农村与城市之间,在城市化浪潮中被边缘化了,成了新的弱势群体.社会建设应该关注失地农民的生存状态,建立社会组织帮助他们度过征地后的生计问题,在社会管理制度上给失地农民相应的权利,促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并提供社会服务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包容性发展:中国城市化的导向选择——基于社会系统进化原理的解析

包容乃是城市社会整合的核心,包容性发展的目标是在有序的城市化中达到社会的重新整合,以包容性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城市化应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在我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应当尊重城市化的社会系统内生的运行规律,逐步减少乃至完全消除主导城市化过程的人治色彩,以法治原则处理城市化中经济、政治、法律之间不协调和系统失衡问题;应当通过全方位改革,打破行政权力对城市化过程的垄断,彻底消除不利于包容性发展的一切排斥性规章制度,使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贫困阶层享有事实上的平等权利。